后《湖湘文库》时代的湖南古籍出版——一个古籍出版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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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湖湘文库》时代的湖南古籍出版
—— 一个古籍出版人的思考
文 | 刘无羡
原载于《出版产业》
刘无羡
岳麓书社大众图书编辑部主任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南省重大出版工程《湖湘文库》是湖南版的《四库全书》。出版《湖湘文库》是湖南一大前无古人的文化壮举，对本省文化事业的影响既深且远。
《湖湘文库》共出书702册，其中属于前人文献的甲编图书445册，属于古籍的有近400册（时间下限断至1911年）。我三生有幸，躬逢其盛。2007年一毕业，我便进入岳麓书社《湖湘文库》项目部工作，终日埋首故纸堆，一直到2013年最后一本书出版，其间参与了数百种古籍的编辑工作，受益终身。
△ 《湖湘文库》
相对于中原与江浙文献大省，湖南的古籍不算最多。《湖湘文库》搜罗数百种，已将影响最大的，分量最重的，如《船山全书》《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等出版了。但《湖湘文库》完成之后（我称之为“后《湖湘文库》时代”）的湖南古籍出版，是否就没事可干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光是有事可干，还大有可为。
利用这个机会，我尝试将有出版价值的湖南古籍做一些梳理，略述数端如下，求教于方家。
第一，一些重要学者的全集。
《湖湘文库》因为出版任务繁重，时间较为紧迫，很多重要人物的全集来不及收入，如清代学术名家、湖南“三王”王文清、王闿运、王先谦。他们都是有全国影响的大家，有必要出版全集。其中，《王闿运全集》《王先谦全集》已经纳入《国家古籍整理十年规划》，《王闿运全集》整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预计两年后可以出版。
此外，名气不如“三王”但著作宏富、成就极高的大家还有常德石门的阎镇珩，也是值得出版全集的。“三王”都有进士或举人功名，或任岳麓书院山长，门生遍天下，或与名公钜卿相交往，互相推重，有国士之目。阎镇珩僻处湘西北，戛戛独造，自成一家。时任湖南督学的柯劭忞对湘中学人相当熟悉，认为阎镇珩“博通古今，孤介绝俗”，学术造诣远在二王（王先谦、王闿运）之上。近人钱基博著作《近百年湖南学风》时，特予以表彰，将阎镇珩与王闿运并列介绍，盛赞二人。张舜徽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要出版阎镇珩的全集，可惜终未实现。
此外，还有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的全集。上述这些人物的全集，每一部都极有分量，每一部都需花费数年之力。
第二，《湖湘文库》失收或者已收但缺漏较多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文集。
“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曾国藩与湘军集团的崛起，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很多湘军人物的文集，包含大量史料，还有待出版。比如湘军后期著名统帅、首任新疆布政使、两江总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魏光焘的文集。魏是甲午抗日名将，晚清重臣，他的文集，尤其是奏折，反映了甲午陆战、新疆建省、晚清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若干史实，有较大出版价值。
此外，湘军后期统帅、晚清重臣刘坤一的文集，体量庞大，限于篇幅，《湖湘文库》只收录了其奏折两大册，书信、诗文都没有收，非常遗憾。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的文集，也是这种情况。
去年，我们已经推出了湖北巡抚、谭嗣同之父谭继洵的文集。此外，还有罗绕典、杨昌浚、谭仲麟、陈士杰、聂缉椝等人的文集，都没有出版，有待搜集、整理。
第三，湖南古代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地之历史记录，保存了当地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是了解一地的历史状况的最好的工具书，也是国史的基本组成部分。
湖南从古代至民国时期，纂修的省、府、州、厅、县志及各类专门志书近500种，现存400种左右。其中，七成左右成书于清代。《湖湘文库》甲编精选名人名志24种影印出版，但远远不能呈现湖南方志的全貌，且由于未能标点排印，也不方便今日读者阅读。我们还可以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古代方志，整理出版。
第四，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古代总集。
清代学者罗汝怀编纂的湖南文章总集《湖南文征》（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十年规划》，整理工作已经启动），卷帙繁浩，收罗本省文章名家的大量作品近300卷，价值巨大。
此外，《沅湘耆旧集续编》100卷，是清代大文献家邓显鹤继《沅湘耆旧集》之后编纂的湖南诗歌总汇，底稿保存在美国某高校图书馆，将来有必要将其复印回国，整理出版。
第五，不是湖南人，但与湖南人交往密切、与湖南有紧密联系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文集。
如曾国藩核心幕僚江苏人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已出版）与《落花春雨巢日记》，曾担任湖南巡抚十年之久、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大胆启用左宗棠的广东人骆秉章的文集，还有湘抚张亮基、陈宝箴等人著作。
第六，上述个人文集、多人总集之外的专题文献。
太平军兴以来，湘军崛起，湖南的军队成为国家倚重的长城，平定内乱，抵御外辱，出力极多。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是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湘军反侵略的历史则关注不够。
湘军左宗棠部出兵西北，击败中亚阿古柏军，粉碎英、俄分裂我国土的阴谋，收复新疆；湘军统帅杨岳斌率军南渡台湾海峡，抗击法国侵略军，保卫宝岛；湘军魏光焘、李光久率部北上辽东，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这些史料，汗牛充栋，可以勾勒出来，编纂一部《湘军反侵略文献汇编》的专题丛书。
此外，曾国藩、左宗棠创办造船厂、兵工厂、制造局、机器局，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奠定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也是较少有人关注的，可以编纂《湘人洋务运动史料汇编》之类的专题丛书。这些专题古籍，都是有价值的，也是有难度的，值得我们去发现，去耕耘。
第七，对于已经出版的古籍，仍有修订、完善的必要。
如《曾国藩全集》（31册），因为新发现的曾氏文献较多，可以增订为32册。又如《陶澍全集》《胡林翼集》等，出版后都发现了新的文献，加上老版个别内容有待改善，增补、修订之后可以后出转精，精益求精。
△ 《曾国藩全集》（31册）
第八，湖南周边省份的古籍资源。
岳麓书社作为中南、华南地区唯一的专业古籍出版社，相对于该地区没有古籍社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到省外，挖掘外省古籍资源，寻求跨省合作，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目前已有过贵州《铜仁府志》、广东《佛山志》的成功尝试。当然，这一块不属于“湖南古籍”，顶多算“在湖南出版的古籍”，书此备忘，就不详谈了。
以上是一名古籍出版人对本职工作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在当前出版形势下，管理部门越来越强调对图书社会效益的考量，而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优质古籍项目的资金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我们应该充分研究、读懂相关政策，不断发掘有价值的出版项目，提出有价值的选题，争取政府与社会资助，为湖南的古籍出版事业贡献心力。借此机会，我们也寄望各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助推湖南古籍出版事业的发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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