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环球谈：首见流失海外敦煌古书 险被道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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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的环球之旅
文 | 刘柯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人。著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奠基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曾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定居上海，历任南洋公学中文系主任、译书院院长、公学总办等职。
△ 张元济（1867-1959）
20世纪初，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他的主持经营下，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引进西学、介绍新知，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影响巨大。
△ 上海商务印书馆员工在校对书稿
与此同时，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如1915年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精良的编校质量，足为后世出版之楷模。
△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书影
他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商务印书馆，从一个手工式的印刷小作坊，在张元济的带领下，成长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出版巨擘。
△ 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全景
宣统二年（1910）二月，他自上海出发，经南洋，入红海，抵伦敦，游历欧洲数月，再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日本，耗时十个多月，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
△ 张元济《环游谈荟》
现收录于“走向世界丛书（续编）”
《环游谈荟》记述了他从上海出发到达英国伦敦的经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南洋贩卖“猪仔”的描述。舟过厦门，作者发现下船舱的一千七百多人不正常，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解，才知道这是一批被骗掠到国外去做苦工的人。
△ 被“卖猪仔”出洋务工的华人
他通过同船一骆姓广东人的描述，知道了这些“猪仔”的大致情形：
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牛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并为之代给川资 （闻约须银钱十圆），遣伙押送，沿途守视。既至新嘉坡，入居猪仔馆，严禁出入。 有招工者至，馆主与订工价。议既成，则拨所需人数与之。每人岁得工价，约银钱四五十圆，然本人一无所得，尽以畀馆主。除川资及宿食费外，是一人可赢三十馀圆也。猪仔受雇后，赴英官（汉名曰华民政务司）处订合同。英官询被雇者愿否，若不愿，则缴还馆主十六圆，即可自赎。然猪仔至此，安从得钱，亦惟有饮恨吞声，俯受约束而已。既订合同，雇主絜之往，或垦荒，或开矿，工作之苦，殆难言状。满一年，去留可自由。如续订雇约，则工资可为己有，然前此一年之中，不名一钱，偶有所需，必贷诸雇主。雇主辄勒展受雇期限。尤可痛者，则凡猪仔群集之处，无不有妓寮、 赌场、 烟馆窟穴其间，若辈庸愚，乌知自爱，身入其境，大半沉溺。耗财愈多，积债愈重，而雇主之束缚，永无了期。间有能自振拔者，似可有出于幽谷之望矣，不幸雇主不仁，又为之转售他处。 呼吁无门，隐忍受命，其展转而死于沟壑者，不知凡几矣。吾闻此言，吾愈心痛。
因为“心痛”，所以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接近关押这些苦工的船舱，甚至想要等到船到新加坡后跟踪一探究竟。只是后来出现变故，未能成行。在附录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也用“我国出洋的苦工”一节谈到了这件事，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程度。
张元济的环球旅行到过的地方不少，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只刊登了两期就中止了，所以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只是记述到达伦敦后便没有了。
△ 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
而其在朋友的欢迎会上所谈被记者记录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所谈则稍微丰富一些，谈到了他所到过的国家一些新奇的事情。他讲述到的一些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资研讨的史料。
比如前述被掠至国外做苦力的劳工，比如柔佛国赌馆中随处可见好赌的华人，比如国外的中国古书，比如美国的幼童犯罪学堂，比如国外的实物教学、劣等学生的教育方法、残疾儿童教育等等。特别是一些关于教育的内容，不少至今也还有借鉴意义。
因为在从事出版，所以张元济对失落在国外的中国古书也非常关注。在《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有两节讲述了他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看到的中国古书情形。有一句话最能表达他的心情：
“最刺心的是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竟陈设在伦敦的博物院中。”
因此，他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用极为低廉的价格从老道士手中弄走了大批敦煌经卷的法国博士）时，对于这些敦煌古卷，便“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
△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
我们且引录这段文字，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英人史泰音先在我们敦煌县石洞里得了古书，运到本国，被法国一位博士名叫伯希和的知道了，也亲到敦煌游览，步他的后尘，从一个老道士手里得了许多。听说不过费了二三千圆。伯希和对我说：“老道士在石洞里把这些破纸起了出来，并不当他是个宝物。如我不去，恐怕就要被他烧毁了。”
我到了法国的京城巴黎，便去访伯希和，邀他同我到图书馆内去看。他们看得这些古书很郑重，不轻易许人去看的。我见敦煌来的古书陈设了几大间屋子，都用镜架镶好了。每一卷子用一个木匣，挨次藏着，其馀没有理清的还堆在桌上，我没见过。记得有一种唐人写的《论语》，翻阅几页，和现在的本子多有不同，可惜没有工夫细看，看也看不得许多。我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请大家赏鉴。
史学家陈垣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文物先后被英国人史泰音（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以极低廉的价格掠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文献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更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在有识之士的疾呼下采取措施抢救出一批，却又被一些利欲熏心之辈巧取豪夺，流失不少。此后，时局动荡中又被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多次掠夺。
据有关部门统计，流失在国外的敦煌文物有四万多件，国内残存的只有一万多件。研究敦煌学，却不得不到国外的博物馆参观借阅，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之事。张元济所说与伯希和商妥，照相回国设法印出来之事最后似乎不了了之，并没有能如愿。但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见到这批文物之人。作为一个有识之士，目睹流失国外的古文物，不可能不感到“刺心”。
《环游谈荟》曾发表在1911年上海《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一号、第二号上，并未连载完，不知何故中止了。《环球归来之一夕谈》原载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出版的《少年》杂志，《张菊生之教育谈》原载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7月）出版的《神州日报》。两篇均系记者记录的讲演稿。
本文为《道西斋日记·环游谈荟》叙论
《道西斋日记·环游谈荟》现收录于
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内
本文转载自“走向世界丛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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