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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元化的另一条漫长潜伏之路: 区域货币撬动地缘变革?

刘宁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2023-07-04
 导读：5月11日，东盟领导人在第42届东盟峰会期间，发表了关于区域支付互联互通和促进本币交易的集团宣言，并明确表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在去美元化浪潮之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区域货币等概念也被再次提出，受到多方关注。本文指出：区域货币不仅可以保护区域经济金融、抵抗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其本身也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加强地缘区域认同的重要方式。

区域货币集团，是国际货币竞争的产物。现代的经济流通方式决定了，统一的货币更加有利，但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会带来很大的负外部效应，并使一国获得对他国经济的控制力。从币缘的角度看，以货币为媒介，能够将人们的生产、交换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培育共同市场，树立共同认识。它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的新意象，并为地缘政治提供新的手段，塑造新的地缘格局和政治认同。欧元区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加入欧元区必然代表着更多的束缚，但脱离欧元的成本更高，而对欧元也成了欧洲统一的象征，“欧元失败，欧洲也就失败了”。

对于东亚地区而言，传统上与美元紧密捆绑，东亚为美国提供储蓄，美国为东亚提供市场。但在全球货币金融危机频发的情况下，在东亚地区建立地区货币金融防护网络已经显得非常必要。虽然东亚目前还存在诸多政治、文化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但许多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共同货币建立后，也有可能变得容易。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太平洋学报》，仅代表作者观点。


区域货币集团的兴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文｜刘宁‍‍

来源｜《太平洋学报》


▲ 图源：互联网‍


区域货币集团指一些国家联合组织或形成的排他性的货币联盟和货币区域，主要特征有：固定汇率制，实行单一货币等。比如，欧元区、非洲法郎区以及东加勒比地区，这些区域货币集团不但具有典型的经济特征，而且也具有典型的地缘政治特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货币已经将不同的国家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围绕特定地区，本文试图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地区货币集团是如何兴起的？（2）区域货币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将会对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


 1   从地缘政治到币缘政治

经典地缘政治讨论的是地理空间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地理因素影响国家行为，大国通过对地理的控制实现战略目标。所以，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不讨论货币问题。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四个典型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包括：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权论”、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心脏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边缘地带”和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有机体论”。冷战时期，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发展成为遏制学说，苏联成为主要针对对象。狭义的地缘政治理论将国家看作是在地理空间中追求生存的有机体，强调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从而达到其预期目标。张文木进一步解释认为，地缘政治的要义是正确处理国家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避免国家拉长战线，透支国家战略资源。不过，在货币泛滥的今天，货币在国家经济宏观调控、铸币税、抵御或限制外来经济影响方面具有的作用，为国家处理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受限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首先，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全世界正式进入纯粹的纸币时代。在国际市场力量的带动下，货币扩张突破了地理限制。全球货币流动嵌入了国家间边界，将不同国家纳入到了统一的货币体系之下。国家领土与其货币不再重合。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强调，货币创造的“流动空间”应取代地缘上的“位置空间”，因而，我们需要逃离“领土陷阱”（Territory Trap），持有领土或边界概念不利于我们认识货币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

其次，主权货币扩张意味着国家货币权力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货币空间的扩大使得国家对货币权力在地缘政治上的运作变为一种潜在的可能。大卫·安德鲁（DavidAndrews）将货币权力描述为一国的行为变化受到该国与其他国家货币关系的影响。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Kirshner）从具体操作方面，将货币权力划分为货币操控、强制与颠覆。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之中，由于各国货币权力不同，货币赋予了大国利用货币权术操控全球地缘政治的能力。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对英镑的操控迫使英国在中东地缘政治问题上对美妥协已成为经典案例。

再次，强调以货币为媒介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理解地缘政治的另外一种视角。王湘穗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因而，应该用币缘政治的框架去理解历史和事实。币缘政治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币缘政治是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日益成为影响大国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伊拉克战争与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问题，都与货币有关。美国通过制造地缘危机，削弱其他货币的稳定性，以达到引导国际资本流动的目的。

综上，在全球化时代，货币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性货币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势必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因而，进一步讨论区域货币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路径也会显得尤为必要。


 2   区域货币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路径

（一）区域货币集团的形成

货币兼具政治经济双重属性。货币既受到国家政治支持，同时也是市场自发选择条件下的产物。货币的政治属性主要与国家政府信用和币值稳定有关。如果一国在投资、贸易和金融市场方面难以为本国市场提供交易支持时，则意味着国家货币的政治权力相对分散、政府信用薄弱，其货币容易受强国货币的腐蚀。另外，战乱与政府更迭频发，也是货币稳定的政治敌人。货币的经济属性主要与不同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有关。通常来说，不同类别的货币拥有不同的交易网络、交易便利性，而且对不同货币而言，货币之间所拥有的市场广度也是不同的。货币发展的历史、转换成本也会成为货币竞争能力的加分项。货币竞争本质上是货币使用范围扩大的过程。1971年黄金与美元脱钩以后，货币纯粹成了政府的信用白条和债务管理工具，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则是：由于大国货币竞争力高于弱国，弱国货币容易受到强势货币的蚕食，非常容易被美元化。

货币创造了一个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场景。（1）大国货币之间存在激烈竞争，通常是大国之间争夺地区或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而，大国之间货币政治关系高度紧张。（2）货币能够保持相对独立，但是缺乏国际流动性。这类货币通常与国际核心货币在汇率中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通常实行的是盯住核心国家的汇率政策。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安排赋予了一些货币相比其他货币更为强势的地位。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一种等级制结构。（3）货币因政治权力分散而信用较差，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竞争面前基本退出了流通市场。比如，厄瓜多尔、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美元化。（4）一国让渡货币主权，本国成为地区货币集团的一员。欧元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一货币区。

首先，区域货币集团是国际货币竞争的产物。在国际市场的驱动下，货币跨境使用是广泛的，货币竞争与货币替代普遍存在，这也反映了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替代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与外国货币竞争时已经失去本国货币流通市场。这一点在拉美地区尤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在经历痛苦的通货膨胀与债务危机后，普遍开始选择盯住美元的政策。1999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 Akil）宣布，阿根廷政府将会认真考虑阿根廷社会经济的美元化问题。阿根廷此举一时掀起了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热潮。其实，拉美地区自发的美元化行动，更多的是来自拉美国家对通货膨胀以及汇率风险的担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拉美地区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去美元化”浪潮。这股政治浪潮并没有持续太久。现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高度美元化的国家不仅大幅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因而，即便拉美地区的国家在政治上反对美元特权，但是政府的政治立场并不能在长期内改变市场行为，因为拉美地区美元化的国家在经济上找不到任何反对美元化的理由。

其次，地缘政治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集团通常被看做是地缘政治高度融合的象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后果在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混乱的国际货币秩序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难以维持经济稳定。考虑到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溢出效应，很多学者提出，应该通过地区性的货币合作，以实现地区稳定。国际货币合作的路径应该是从地区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引力模型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货币区会在特定地区内形成，即在经济要素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实行单一货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这也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看法。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解释还是不够的。除了美元化地区之外，欧洲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地缘政治主导的。从欧元的发展历程来看，苏东解体与两德统一所产生的地缘政治波动和恐慌加速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欧元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一项重大政治工程。在东亚地区，相比日元和人民币而言，美元仍然是关键性货币。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国家对美元的怨恨看似有增无减。东亚地区在东盟“10+3”机制下，已经开展了相关合作，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hiang Mai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greement，CMIM）是其重要成果。但是，该机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地区货币基金组织。

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处于低级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国际化是大概率事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途中，促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储备货币非常重要。除了欧洲和东亚地区外，在世界的其他地区，非洲和中东似乎还没有能力推动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地区没有类似的想法。虽然西非经货联盟与中非经货联盟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但是这些地区国家仍然在努力整合地区政治经济合作水平。这些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地缘政治上的。

（二）区域货币集团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路径

首先，区域货币集团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与货币之间的竞争相关。对单个国家而言，货币政策连同财政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不过，对一些国家而言，与其说货币是其治理国家的优良工具，倒不如说货币在削弱政府的影响力。第一，如果我们认为政府以通过垄断暴力向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获取支持，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货币能够以保障公众财产的方式获得合法认同。毕竟，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痛苦的通货膨胀和民主动乱经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认识。第二，如果政府不能保障本国货币独立，那么在政治上就很难摆脱货币发行国的控制。正如大卫·安德鲁斯（David Andrews）和托马斯·威利特（Thomas Willett）强调的那样，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大，货币权力的运作空间也在增长。1987年，巴拿马将军安东尼奥·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 Moreno）发动政变，美国对巴拿马进行了制裁。与其他制裁手段相比，除了直接军事入侵外，货币权力的运用似乎更加有效。作为高度依赖美元的巴拿马，美国的货币制裁导致其国内货币紧缺，经济飞速下滑，巴拿马内部政治经济斗争日趋激烈。最终巴拿马诺列加政权在美国的制裁中倒台。

其次，区域货币集团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与地区货币金融和地缘政治稳定有关。外部隔离通常是区域货币集团所要实现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国际货币体系往往有着非常大的负面溢出效应。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认为，冷战时期，美元对西欧的负面影响不单单是国际收支赤字、输入型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调整责任的问题，美国还利用苏联的地缘安全威胁不断向西欧国家施压，以求获得西欧国家对美元的继续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已经变为西欧向美国输送资源的工具，这一点为法国和德国所痛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欧的货币关系都是在争吵中度过的。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欧共体内部的汇率波动过大，影响了西欧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因此，西欧设计了欧洲汇率机制（The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德国马克很快成为欧洲的核心货币。后来的欧洲中央银行也是依据德意志银行建立的。对西欧地区而言，地区主导货币的出现，不仅可以有效抵制美元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保持地区政治上的稳定。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金融危机从未离开过国际视野。世界主要地区都在通过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式，促进地区政治经济稳定。金融区域主义（Financial Regionalism）的崛起正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

最后，区域货币集团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与主权政治象征有关。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政治理念，“想象共同体”建立在共同的象征符号之上。从币缘的角度看，以货币为媒介，货币能够将人们的生产、交换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培育共同市场，树立共同认识。几乎所有货币都印有两种图案：货币发行国的伟大人物肖像和一串用以计价的阿拉伯数字。货币的这些象征图案在潜移默化中，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而且也彰显着国家的权势。

与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领域不同的是，货币的这种影响总是不易被人察觉。比如，欧元表面充满了诸如门、窗、桥梁、空间等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图案，以此不断向人们灌输欧洲联合的政治思想。对欧元区而言，持有共同货币被看做是一种联合的力量，欧元正在将欧洲各国联系起来。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了克里米亚。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进行了所谓的公投之后，俄罗斯随即在2014年6月宣布俄罗斯卢布成为克里米亚的官方法定货币，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则成为了一种外国货币。在东加勒比地区，共同货币塑造的地区认同要显著高于国家认同。在一些国家认同感不强的国家里，本国居民对持有外币的正面看法要高于本币。因而，国家主权并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区域货币集团正在改变“我们”和“他们”对国家的看法。

（三）对区域货币集团的历史纵向对比

区域货币集团容易使人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货币状况：英镑、法郎和美元等三个敌对的货币集团恶化了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那么，现在区域货币集团的兴起是否会导致相同的情形？

首先，20世纪30年代，敌对区域货币集团产生的地缘政治基础是维持权力均势。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环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地缘政治不支持金本位制。因为，在国际政治“均势”的影响下，各主要国家的政策出发点是维持权力平衡，而不是维持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当潜在大国出于其他目的而蓄意囤积黄金时，金本位其实是非常容易遭破坏的。一战以后，法国用于削弱德国的战争赔款计划并没有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英美的出发点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所以并不主张打压德国。法国对此表示不满。在英国于1925年再次勉强恢复金本位时，其国际政治基础非常脆弱。1931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信用公司破产前夕，奥地利曾向国际联盟求救。法国提出了援救奥地利的前提条件：奥地利需要废除与德国签订的《海牙同盟》条约。因为法国认为此条约违背了欧洲均势。在奥地利拒绝法国的救助后，随着维也纳信用公司的破产，一场危及国际货币体系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货币集团产生的地缘政治基础是维持地区稳定。1971年黄金与美国脱钩以后，货币正式信用化与债务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动荡加剧。现有货币区的研究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上：货币竞争与替代、跨国贸易和投资结算以及最优货币区。这些理论都有一种理论倾向，即采用统一货币是有好处的，这样不仅能够减少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也能抑制国际投机和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金本位制相比，纸币是非常特殊的货币制度安排，其对各国控制货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货币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区域货币集团的兴起，不仅有利于地区国家抵制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地区一体化。


 3   对现有区域货币集团的实证研究

区域货币集团就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国际和地区两个层次。在国际层面上，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浮动汇率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丧失货币主权，沦为美元的势力范围。在地区层面上，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表2选取了欧元区成立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与近三年的数据，从世界官方公布的已分配外汇储备主要币种看，美元仍然占有绝对优势。不过，欧元区建立后，美元储备的总体比重有所下降。2012年，澳大利亚元与加元同时被纳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储备的统计范围之内。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一篮子货币。这反映了国际储备货币正在变的多元化。

（一）美元扩张与美元区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对外经济援助为手段，开始向外输出美元。这是美元大肆向美洲以外地区扩张的开始。美国不仅通过美元强化了美国在西欧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美国的经济权力。美元势力范围的扩大，对美国产生了两个积极影响。一是美元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资源。与苏联不同，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苏联忽视了美元赤字在吸收他国经济资源的方面的隐形能力。美国可以通过输出通胀减轻美国在越战中的损失，苏联则缺少类似的转移工具。二是全球形成了对美元的路径依赖。冷战之后，美国将国际、国内金融自由化作为美国议程中的重要部分，并且试图将金融自由化纳入世贸组织讨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不断向东亚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在“华盛顿共识”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元势力范围的扩大增强了美国影响其他地区政治经济的能力。一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1990年所指出的那样，金融全球化以牺牲他国货币金融利益为代价，增强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正是因为此，即使在布雷顿森林解体以后，美元也未丧失其国际货币地位。美元反而因浮动汇率制、美国的军事力量、石油美元等原因，使得美元比其他货币更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的驱动下，美元不断蚕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美元化。

与英国主导下的金本位制不同，美国政府比英国更加善于将货币权力与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联系起来。首先，美国军事力量与美元高度相关。美国的海外驻军大致分为三个战略区，欧洲、中东和非洲战略区，美洲地区以及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美国在上述战略区内的主要国家都有驻军。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中东的沙特、科威特、埃及，亚太的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亚当·波森（Adam Posen）统计，美国海外驻军与东道国汇率制度选择高度相关。在统计的36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东道国慑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也乐于奉行支持美元的政策。其次，石油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石油美元将中东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这也不难理解美国为何频繁干预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原因。

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也增加了其他地区对美元的政治认同。从理论上来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要满足清偿、调整和信心三个基本条件。对持有货币的信心是构成对核心货币政治认同的要件。当使用美元变为一种社会习惯后，那么就很难摆脱对美元的路径依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向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地，而不是其他地区。根据表2所显示，金融危机前后，世界官方储备中的美元配置也没有明显减少。2015年末，在美联储宣布进入加息周期以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比如，从2015年末以来，美元兑阿根廷比索的汇率从9比索左右涨到目前的29比索左右，阿根廷比索跌幅累计已经超过了200%。进入2018年，不少新兴国家的货币继续承载着贬值的压力，其中包括“金砖国家”（BRICS）。虽然金砖国家的货币没有像阿根廷比索跌幅那么夸张，但这加剧了这些国家公众对持有本币的恐慌。

另外，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美元当做法定货币的话，对美国而言，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协调性问题。美元现在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是那些已经走向美元化的国家的事情。虽然美国政府对美元化的态度模棱两可，但是对那些要进行美元化的国家来说，这些地区和国家肯定会通过各种途径向美联储表达自己对美元政策的看法。海外存在的天量美元，成为这些外围国家对美国施展政治影响的绝佳手段。如果全球美元都流向美国的话，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将会是空前的。因而，这些国家与美国的货币政治关系也会因此愈加密切。基于货币联系，共同的美元将这些国家和美国的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二）欧元区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一段时期，在没有了固定汇率制限制的情况下，政府有为了实现其他目的而滥发货币的政治倾向。西欧各国政府为了获得国内选举政治支持，普遍开始提高社会福利，走上了货币扩张的道路。各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国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这严重影响西欧各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胡琨认为，与其说欧洲一体化加速了欧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倒不如说欧洲汇率机制稳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德国借机以推动欧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方式深化欧共体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德国央行相对独立且一直采取低通货政策，德国马克信用一直良好。1979年在欧洲汇率机制形成后，德国马克迅速成为欧洲地区的“锚货币”。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德国马克已经成为继美元后的第二大储备货币。

不过，苏东解体和德国统一对欧洲地区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问题再次显现，如何约束德国又成为欧洲地区的核心问题。因此，限制统一后德国有可能背离欧洲的政治倾向成为欧元建立的一大地缘政治背景。欧共体内部的相关国家，企图通过货币一体化的方式将德国限定在欧洲内部。同时，德国统一又需要其他欧共体内部国家的政治支持，因而，德国放弃了强势的马克，转而走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道路。

以德国马克为核心，2000年欧盟正式开启了欧元区的大门。随着欧盟东扩，欧盟成员国达到了28个，采用欧元的国家达到了19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看空欧元的势力空前增长，不少人断言欧元区会自行解散。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撰文称，欧元是一个失败的决定。不过，欧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Mario Draghi）却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欧央行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15年与希腊的债务谈判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欧元失败，欧洲也就失败了。对单个欧元区国家而言，欧元虽使一些成员国怨声载道，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认真考虑放弃欧元。

目前尚不清楚欧元区国家放弃欧元的收益和成本。可以确定的是，放弃欧元对欧元区国家来说，不仅程序繁琐，而且困难重重。在经济层面上，欧盟内的小国无法自行承担放弃欧元所带来的经济震荡，所以也不会主动要求脱离欧元区。同时，欧元区一旦解散，会产生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后果也不可预测。留在欧元区似乎比单独退出的收益更多。最后，就欧元区整体而言，保护欧元区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欧元已经成为欧洲统一的象征。

一旦加入欧元区，也将必会受到欧元的束缚。所以，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希腊政府虽然采取了向区内其他成员国求救、公民公投和改组政府等多种手段，企图进行债务减免和放宽还债条件，但希腊还是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国内对希腊有可能会退出欧元区的恐慌情绪四处蔓延。希腊无法抵御欧元区内部施加的政治压力，最终与欧盟就债务问题达成妥协。欧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共同货币，同时也是干预欧洲地缘政治的坚实力量。实际上，参与欧元区和没有参与欧元区的欧盟国家，对欧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比如，2016年的“英国脱欧”。虽然“英国脱欧”使欧盟出现震荡，但需要注意的是：英国不是欧元区国家，欧元对英国的束缚力非常弱。欧元区内部的整合力度要比外围的整合力度要大得多。所以，这导致了“多速欧洲”的形成。欧元区内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而那些没有参与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欧洲国家很可能会和英国一样，逐步被欧元区边缘化。

（三）东亚地区货币合作

东亚地区的情况相对复杂。东亚地区没有像西欧一体化那样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同时，东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相比也非常大。东亚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长期高度依赖美元。米加勒·杜力（Michael Dooley）等学者认为，东亚与新兴国家的兴起，使布雷顿森林Ⅱ体系（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得以维系。受苏东解体和东亚崛起的影响，一大批新建立的国家与新兴国家在政治上尚未稳定，在经济上又急于融入国际经济。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经济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种主流态势。国际市场开放不仅加速了各类经济资源的流动，同时也为美元的扩张提供了最有效的渠道。从根本上来说，东亚为美国提供储蓄，美国向东亚提供市场，东亚的困难在于该地区从属于美元的势力范围，因而会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元体系带来的货币困境、制度困境和结构困境，促使东亚国家走向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之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该地区国家普遍大量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谨慎性需求。该地区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已经将该地区与美元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

其次，在全球货币金融危机频发的情况下，在东亚地区建立地区货币金融防护网络已经显得非常必要。国际货币金融危机推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又会加深东亚地缘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关系的管理涉及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外部隔离，即通过地区内部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式将美元的负面影响隔离开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对区内国家的影响。进一步而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入有助于协调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货币将会成为东亚地区深化合作的纽带。2000年东盟“10+3”财长会议上，与会国家都认识到了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由于双边互换协议网络的局限性，2010年东盟“10+3”财长会议上，成员国将清迈倡议（Chiang MaiInitiative，CMI）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并正式建立一个1200亿美元的储备池，随后该储备池被扩大到2400亿美元。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补充机构，2016年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作为正式的国际机构成立。因此，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地区版本的货币基金组织。尽管目前成效并不显著，但是相比以往，东亚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虽然东亚地区由于历史、政治、领土等原因矛盾很多，这些问题不仅在短时间之内难以解决，而且也日益影响着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但是，在国际货币金融危机持续爆发的条件下，寻求地区政治经济稳定也越来越成为区内国家的共识。这也反衬出，对地区货币关系的组织管理，可以更好的协调内部的国家关系。目前，日元或人民币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元在东亚地区的货币地位。中日之间的政治合作也显得尤为必要。就东亚地区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也还达不到共同货币塑造地区政治认同的程度。不过，当统一货币区形成时，昔日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瞬间也会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四）世界其他货币区

除了美元区、欧元区和东亚地区之外，西非法郎区，中非法郎区和东加勒比地区，这三个地区的全球经济影响力较弱，因而地区货币体系并不太引人注目。实际上，这三个地区的货币管理安排都与其殖民地经历有关。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尽管1958年法国尝试建立法非共同体的努力失败了，但是非洲法郎区组织并没有就地解散，相反，殖民地法郎体系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已经逐步成为地区合作的纽带。1959年，西非国家中央银行（Central Bankof West African States，BCEAO），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国家中央银行（Banque Centraledes Etatsdel’ Afrique Equatorialeetdu Cameroun，BCEAC）同时成立，这两家银行取代了法国殖民地时期的货币发行机构，后者在1972年演变为中非国家银行（Bank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BEAC）。目前，非洲法郎区包括西非法郎区和中非法郎区。尽管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长期实行盯住法郎的汇率制度，而且非洲法郎区还在法国财政部开设交易账户，与法国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非洲法郎区国家失去了相对自由的货币政策，但是也避免了类似其他非洲国家，比如津巴布韦经常遭遇的通货膨胀问题。

非洲法郎区的形成和建立受法国的影响非常大，这对非洲法郎区国家来说并非坏事，这也使得非洲法郎区内的国家可以利用外部干预的方式避免区内各国为争夺领导权而掀起的政治争斗，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依附于货币大国的额外政治收益。同时，西非法郎区国家和中非法郎区国家可以利用共同货币区所创造的便利条件，进一步整合地区政治经济联系。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1964年，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的中非五国首脑会议上，与会国家同意在原有经济货币联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1994年，西非七国正式签署了《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条约》，西非货币联盟演变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地区政治经济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

非洲地区的货币联盟道路还在继续发展当中。在非洲统一组织变为非洲联盟以后，非洲中央银行就是其预设机构之一。2012年，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的第37届非洲国家中央银行行长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frican Central Bank，AACB）提出了一项宏伟计划，该计划拟于2021年正式启动非洲中央银行（African Central Bank），并于2028年正式建成非洲中央银行，此举有望加速非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已经可以看到非洲地区对货币区的组织管理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货币合作牢牢地将各国拉在了一起。

实际上，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也有类似的经历。东加勒比货币区的历史可追溯到1958年建立的西印度联邦。该联邦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留物。西印度联邦在1962年解散后，其货币西印度元被保留了下来。1965年，东加勒比货币管理局（Eastern Caribbean Currency Authority，ECCA）建立，开始管理地区货币体系，发行东加勒比元。1973年加勒比共同体成立以后，加勒比地区的经济货币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高。1983年，东加勒比中央银行（The Eastern Caribbean Central Bank，ECCB）建立，取代了东加勒比货币管理局，主要目的是维持东加勒比地区货币和银行系统的稳定。在统一货币的指引下，东加勒比地区的地区认同也在进一步加强。

上述三个货币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对原有货币区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可以影响区内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水平，从而达到对地缘政治的深度整合。同时，在上述地区中，传统的经济货币联系紧密的将各国联系在了一起，民众的地区认同感要高于国家认同感。持有共同货币也逐步被看做是一种地区融合的力量，而这种影响也将会是潜移默化的。


 4   结语

本文着重探究区域货币集团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纸币时代，在国际市场的驱动下，货币突破了地理的限制，营造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景象。货币不仅为国家干涉地缘政治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手段，而且也在塑造着新的地缘格局和政治认同。区域货币集团作为一种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在研究地缘政治时需要给予充分重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无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首先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的储备货币，进而构造以人民币为主体的东亚货币集团。进一步来说，人民币将会在东亚乃至全球产生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如何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研究结合起来，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提供坚实的理论解释和支持，这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文章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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