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宣布推进“新资本主义”的施政目标，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认为，“实现新资本主义之车的两个轮子是增长战略和分配战略”，并将科技立国定为首要任务，大胆投资于绿色、人工智能、量子、生物等尖端科技的研发，同时注重供应链和半导体国内布局在内的经济安全。在分配这一侧，岸田认为，如果仅仅只是增长，而不进行充分的分配，那么消费和需求就无法高涨，就无法实现下一次的增长。

在该构想提出时，多数评论和分析集中在该构想的经济效应上，并且认为实施此项改革面临不少困境。英国《金融时报》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侧重于维护中小型公司利益的政策。而日本国内也有舆论认为，尽管岸田政府于当年11月19日发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但从增长战略中很难发现新内容。对于岸田“新资本主义”中的“再分配”内容，也有日本学者认为，要实现从经济增长到提高工资的转变，岸田政府就要能抵抗金融界的压力，提高对金融收益征收的固定税率，但后者已被股票市场的反应抵消，因此，岸田提出的“从新自由主义转变”不可能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对其进行初步评估后认为，在执行基础不稳的情况下，岸田推进此项改革的前景很不明朗。周永生认为，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在日本、东亚和印太地区产生溢出效应，不过，前提是岸田不能成为短命首相。

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日本宣扬“新资本主义”的意图远不止于提升公司利益，而是一项旨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和提升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性举措。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8—2009年间），目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长期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域的日本，郑重其事地提出一种资本主义新形态，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件事。同时，作为东亚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十分紧密，中国从日本借鉴学习过不少发展经济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而仔细辨认中日经济社会异同可能会越来越重要。从国际战略角度看，近年来日本显著加强美日同盟，追随美国打压中国的势头日益突出和强劲。在很长时期内，不少人曾相信，凭借中日之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日本多少会在中美之间采取慎重和平衡的态度，但事与愿违，日本却日益强化经济安全思维，那这背后的深层次考虑究竟有哪些，与“新资本主义”的联系在哪里？这也是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

对资本主义形态进行日本式的概括，在日本经济史上并非始于岸田政府。例如，日本经济史学者认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通常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3年），对日本企业竞争力贡献最大的是“日本型企业体系”，它们重视股东、银行、交易方、职工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关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在1990年回顾日本经济发展阶段时也表示，20世纪70年代左右是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上特有的转折点，进入了所谓“法人资本主义”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的法人组织网络控制着公司的融资，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并且，日本公司治理机制不像典型的西方国家那样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是合为一体。

岸田政府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倡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有内在的联系，二者均将社会因素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重点解决不平等、气候变化等问题。按照施瓦布的定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将“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贡献公平且分配公平，关注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2022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岸田首次向国际社会公布了“新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并表示日本经济不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妇女参与劳动和就业扩大，安倍经济学取得积极成效，岸田政府将沿着安倍经济学的路径往前走，大胆推进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

不过，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结束不到一个月，乌克兰爆发危机，这一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岸田政府的“新资本主义”的重点，从注重增长与分配的平衡更多地转向实现增长。2022年6月，岸田进一步细化“新资本主义”的四大支柱内容及其政策支持体系，减少了“新资本主义”中有关“分配”的内容，更加专注于增长。实际上，“新资本主义”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新增长战略。岸田表示，“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升级版，需要解决两大挑战：一是经济外部性问题，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引发的问题；二是来自威权国家的挑战，必须使民主国家的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以捍卫自由和民主。为实现上述目标，岸田政府设定了四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调整计划，分别是人才、科技创新、初创企业以及绿色和数字倡议。对岸田当选首相时提出的“新资本主义”相关说辞进行比较后发现，当前岸田政府强调第二大挑战，与乌克兰冲突加剧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密切相关。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学界围绕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22年3月，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认为，北约应该承担这场冲突的主要责任，原因是基于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大国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逻辑，乌克兰是缓冲地带，不能加入北约。他的这一观点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的判断是连贯而一致的，却引发了全世界的持续关注，多数西方人士并不同意米尔斯海默的结论。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尔斯海默一贯认为，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目标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应当执行以克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而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虽然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源于冷战后的扩张——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但仍强调，如果没有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美国也不会安全，因此，美国必须保持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按照米尔斯海默2019年夏季的预测，美国决策者不会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美国已转向遏制中国。

在此态势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巩固。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一举扭转特朗普政府忽视盟友的政策，于2022年5月访问东京之际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欲以盟友体系压制中国崛起，并重塑美西方的国际领导地位。岸田政府对加强美日同盟的态度比以往更加急迫。2022年6月岸田首次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2023年1月以首相身份首次访问美国。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日本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的扭捏姿态不同，美国对日本此次参与美国发起的对俄罗斯制裁是很满意的。不仅如此，美国也对岸田政府计划在2027年将日本的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表示赞赏。岸田出访美国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冲突不仅关系到东欧的命运，还关系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日两国在岸田访美之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继续维持其经济领导地位。

与日本岸田政府“新资本主义”思想观念转变同步而行的是，美国拜登政府也开始放弃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政策体系。2023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放弃以小政府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曾被美国政学两界强烈批判的产业政策。“新华盛顿共识”也包括以国家安全名义对华实施经济脱钩的内容。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不仅仅只是日本的认识，也是美国这个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从时间上看，美日在资本主义形态该如何演变这一问题上虽有共识，但日本政府反应更快，比美国政府更早地承认资本主义本身需要进行大调整。2022年10月，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第11次“新资本主义”研讨会邀请美国哈佛大学瑞贝卡·亨德森介绍其重审资本主义的想法及海外动向，并表示要修订此前制定的新资本主义实施计划。亨德森是哈佛大学在任的25名校级教授之一，近年来在哈佛商学院讲授“重新想象资本主义”这门课，备受哈佛大学高级领导力计划学员的欢迎。2020年出版的以这门课程内容为主的《在着火的世界中重新想象资本主义》一书，旨在推翻20世纪70年代逐渐确立的“利润最大化”这一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该书赢得了美国商业人士的赞誉，这本身表明美国商业界的思潮也发生了变革。

从更大范围看，“新资本主义”呼应了国际秩序的巨变。岸田多次强调要重振日本的中产阶级，这和美国拜登政府的政策主张相一致。西方国家的政府正努力将经济增长的成果用于稳定社会，表现在提高工资或减轻家庭负担，建立更公平的经济。不过，这种努力正遭遇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挑战。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南非举行，会后6个新成员国加入金砖机制。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此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对美西方而言，扭转国际力量对比可能是比解决分配问题更急迫的挑战。

因此，理解日本“新资本主义”战略的走向，也应当从更加广阔的国际变迁中加以研判。对日本来说，不仅要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还期望继续巩固美西方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深度和广度上规模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共同推动了全球体系层次上的巨大变革。由于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各方都试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很有必要重新解读日本经济兴衰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以深刻理解日本政府提出“新资本主义”的深层期待。

 2   日本经济增长轨迹与“失去的三十年”

按照岸田文雄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提出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资本主义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其一是从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的转变，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和大政府。其二是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即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岸田进一步指出，在前两次转变中，人们纠结的是“市场还是国家”“公共还是私人”，即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在岸田看来，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向“新资本主义”演变。在“新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将开展深入的合作，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学术角度看，岸田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一分类吸取了学术界的既有成果，但概括不甚准确。例如，美国学者杰弗里·弗里登在2006年出版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一书中就已做过上述阶段性划分，并强调1950—1973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运行良好，就在于福利国家保障了社会层面对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支持，也就是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并非顾此失彼。

从经济增长的表现看，在岸田所归纳的上述三个阶段中，日本经济的走势可以说截然不同。第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表现特别优异。如图1所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均GDP增长率年均达到9.3%，而经合组织成员人均GDP增长率年均只有4.1%，日本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日本经济的异常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研究东亚国别区域问题的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提出了基于日本经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功源于政府介入产业发展。而当时美欧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是基于自由市场的增长理论，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只扮演守夜人角色，并不入场。不过，基于日本经验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成为欧美学术界的主流。

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发生在资本主义体制大变革的第二阶段的中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从1992年起，日本的年均人均GDP增速便低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增速。以十年期计算，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日本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2%、0.4%和1.3%，而经合组织成员国在上述三个十年的增长率分别是1.8%、1.0%和1.5%。以整个三十年（1992—2021年）计算，日本人均GDP增长率为0.6%，而经合组织成员人均为1.4%。日本不足经合组织的一半，这就完全颠倒了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时期的关系，当时日本的增速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经历的是“失去的二十年”，2013年安倍经济学提出的一揽子经济政策结束了“失去的二十年”。鉴于第三个十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率和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水平差不多，这一结论也不算离谱。不过，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西方经济体的年均增速达到2%，凡是低于2%的年份实际上都是低速增长。从GDP增长率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日本年均只有0.7%，而经合组织成员年均为2.1%，两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从这个角度衡量，也可以说是“失去的三十年”。不难理解，日本人怀念第一个阶段的增长。

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和星岳雄认为，2013年安倍经济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19年初已基本结束通缩，需求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不过，这一判断仍显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日本的通胀率分别为-0.03%和-0.2%。22023年8月29日，日本政府发布年度经济白皮书，声称日本正在走出长达25年的通货紧缩。IMF数据显示，2022年和2023年，预计日本的通胀率分别为2.5%和2.7%。2023年初，岸田文雄曾呼吁日本三大经济团体，让工资增长率超过通货膨胀率，以推进“新资本主义”的分配策略。日本厚生省公布的数据表明，2023年5月以后，日本的工资增长率同比才有所上升。特别是工会谈判结果显示，预期60%的工会同意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资增幅提升至3%以上。如果实现这一协商结果，那么这将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工资增幅。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也是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单极主导国际格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经历了所谓的经济增长停滞的三十年，日本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不断下滑，从起初的四分之三下降至不足60%，三十年来相对值下跌近20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日本对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完全满意，日本在了解到美国国内也对此不满意的情况下，岸田政府最终提出“新资本主义”，以否定新自由主义。

日本经济的衰落还体现在出口上。日本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4%下跌至2022年的3.1%，下跌4.3个百分点。对日本来说，其成功之道在于长期以出口立国，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甚至提出“贸易型国家的兴起”，用以说明日本走出了一条不通过战争获得经济增长的道路。当前，日本出口占比的大幅度下降，是辨认日本经济影响力衰落的重要指标，也是理解日本转向美国的一种视角。

 3   理解日本经济停滞的国内和国际因素

（一）国内的视角

经济学界对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解释主要集中于国内因素，特别是总需求不足。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曾在2013年年底提出，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局面，原因是世界的总需求长期不足。促使萨默斯提出这个新概念的一个现实案例实际上就是日本。萨默斯认为，尽管日本维持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的GDP还不到上一代人的三分之二，经济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就需求侧而言，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没有太大区别。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和星岳雄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停滞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导致的。但总的来说，需求方面的影响超过了供给侧方面的影响。

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可能是人口老龄化。伊藤隆敏等也指出，21世纪头十年，供给方面的因素变得更为重要，日本老龄化成了经济恢复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曾经是很高的，1991年达到顶峰，占比达69.8%，此后一路下降。但在整个90年代，日本的这一年龄区间的人口占比还是高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人口因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人口减少既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结果，也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04年开始，日本的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并于2015年跌破60%。此时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还停留在66%，甚至比1960—1990年阶段年均水平（63%）高出3个百分点。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日本经济表现较好时期相比，2022年日本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下跌了10个百分点。这是造成日本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日本人均GDP增速要优于第一个十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劳动人口的扩大，安倍经济学成功地让日本妇女大规模参与劳动，同时改革移民政策，大量吸引南亚和东南亚的劳动力。但是，日本人口萎缩仍将持续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前景。据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发布的预测，2020年至2050年间，日本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还能维持在1%，比1992—2021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高出0.4个百分点，但显著低于1961—1991年间的年均5.2%。考虑到日本人口仍将迅速萎缩，日本GDP年均仅增长0.4%。因而，未来日本的相对经济重要性仍将进一步下降。

（二）国际的视角

国际因素自然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但相关认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例如，伊藤隆敏等认为，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最终陷入停滞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看法与中国很多人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区别。不过，伊藤隆敏也承认，日元升值推高了在日本国内生产的成本，迫使一些企业将工厂迁移至国外，导致日本国内的资本形成下降。进入21世纪，日本劳动力萎缩，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日益恶化。

导致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停滞的国际因素中，有不少与国际权力斗争相关。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冷战结束。在此阶段发生过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美日贸易冲突，美国打压日本的出口，减少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这至少是日本货物出口额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因安全因素容忍日本，特别是在技术上加大卡死日本的力度。而关于国际权势和安全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是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不够深入的领域。例如，伊藤隆敏等认为，美日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在于，“国际上各国国民储蓄和投资存在差异，这在政治上是否具有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日本跻身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行列之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是否仍然可行”。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依然争论不休。第二件事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向全球，促使中国和印度的低端劳动力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可能是间接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当国际市场吸收大规模的低端劳动力时，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日本要么依靠创新进入科技前沿，获得像美国那样的专利垄断利润，要么继续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在推动经济运行的其他两项要素——资源和货币主导权上，日本都是没有竞争力的，日本政府曾多次努力想打破货币的制约，如在东亚地区推动形成日元货币圈，但并不成功。

第二个阶段则是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比巨幅下降的二十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计算，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长期保持在80%以上，但2022年首次跌破60%。今年5月，日本广岛举行了G7峰会，1975年G7筹备建立时，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6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仍有52%，但目前下降至44%。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已大幅下降。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十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相对稳定，下降的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美国经济占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反而提升了（图2）。全球经济治理正朝着更均衡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使用廉价外部劳动力，或者说不对称地获取跨境交易的各种好处，这样的时日已难以再现。当前中国经济升级加速，人力资本雄厚，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近2.2亿。中国的竞争力令美日望而生畏，并迫使美日调整其经济政策和相互关系。由于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占比上升，很多美国盟友更希望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从盟友对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日本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能跟上美国的步伐，成为创新领域的顶尖选手，就只能选择和亚洲国家重组经贸关系。日本作出的选择是成立不包括中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目前，日本岸田政府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加入美国对华经济“脱钩”的阵营。对于日本的这种选择，依据上文我们所作的分析，可以合理地做一个推断，在“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日本经济增长表现最好的是第一阶段，其次是正在展开的三十年，表现最差的是中间的三十年。而第一阶段正是冷战对抗的三十年，也许日本人会认为，一定程度的冷战式阵营对抗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

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学术界已有成果对安全因素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国际体系层面的战略博弈如何影响经济还远未达成共识。因而，岸田政府推出的战略——“新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外交”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日本仍需要应对亚洲经济和美国经济体系之间正在发生的脱钩和重构。

 4   结论

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新资本主义”政策体系，并认为这是“二战”后两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升级版，试图实现增长和分配之间的良性循环。为此，岸田不仅聚焦于提升人才、技术、公司等的竞争力，还试图抢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前沿领域。然而，无论哪一阶段的资本主义，都必须协调国际和国内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资本主义”意味着日本的这一战略不仅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也会产生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影响，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经济安全是“新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不过，现有成果对“新资本主义”这一层面的分析显得不够。本文认为，如果从三个阶段的角度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经济安全”问题都隐含其中，只不过第一阶段是日本和美国结成同盟对付其他国家，第二阶段是美日之间就经济安全展开博弈，而到了岸田政府提出的第三个阶段，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开始向第一阶段回归，主要的针对方是中国。

在俄乌冲突影响下，日本的“新资本主义”更加注重增长，这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出的一种应对，也是对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作出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但又不甘心放弃这种领导地位，因而再度出现了以阵营对抗打压对手、巩固领导地位的国际战略。在日本看来，“二战”后迄今，日本经济增长表现最好的阶段其实是福利国家体系这一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阵营对抗的时期。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如果说美国曾经历辉煌，那么日本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以往日本学者多数时候侧重于分析日本国内因素，如财政和货币政策、人口萎缩等，但对国际因素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承认理论上难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实，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在与国际体系互动，而不是在单方面被动接受中提升的。日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比美国更急迫地去改革新自由主义。为此，岸田政府先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要改造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迈向下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当前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争论也表明，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还是现实主义学者，均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源于过度扩张，因而缩小其范围，强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可能可以重温经济增长和占据权势主导地位的旧梦。不过，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将冷战时期的经验套用到21世纪恐怕不那么容易复制前期的成功。

*文章原刊于《云梦学刊》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