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周阅|青木正儿的中国之行与中国研究
青木正儿的中国之行与中国研究[1]
1922年，一个外表清瘦的日本青年初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风景如画的江南游历一番之后，撰写了《江南春》、《竹头木屑》等纪行散文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学术论文。三年后，他作为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学中国，先踏访华北，又再下江南。第一次的中国之行，他拜谒了王国维，第二次又在清华园再访王国维，并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招待宴会上见到了胡适等人，还与周作人、吴虞相识，并经常与这些学界名士切磋交流。他是最早关注中国“五四”新文学，同时也是最早介绍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中国学者的日本新锐，此后，这位在中国徜徉水乡，穿行胡同的日本学者，相继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数》（1927）、《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中国文学概说》（1935）、《元人杂剧序说》（1937）、《元人杂剧》（译注，1957）等一系列中国研究论著，确立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他就是著名的日本中国学家、日本学士院会员（院士）青木正儿（1887-1964）。
青木就学于京都大学，正是狩野的嫡传弟子。自日本发展近代教育以来，京都大学始终与东京大学有着不同的学术理路。东大在日本是最先开展中国哲学研究的高等学府，其研究方向与内涵，主要被一些“经受过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其内心又都与本国的国家体制与皇国的利益黏着在一起”的“官学体制学者”所控制，这就“使东京大学形成了日本中国学的‘官学大本山’”。与此相对，“一批追求纯真学术的学者，便在远离东京的京都，逐渐发展起了以实证论为中心的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4]京大建校晚于东大20年，[5]不像东大那样自建校伊始便处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前沿，相反，京大与清朝学部之间的关系却比东大密切得多，[6]京大教授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往来与合作也更为频繁，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避祸京都实非偶然，而王国维的曲学巨制《宋元戏曲考》正是在京都期间完成的。同时，恰恰是罗、王二人的东瀛亡命，又使狩野、青木等京大学者有更多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古籍辨伪的考据之法和文物求证的二重证据法。因此，清代的学术风气在京大有更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追求“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乾嘉考据学，这是京大实证主义传统的重要源头之一。当然，东大也追求实证主义，但东大是在全盘效仿西方教育体制的框架中建成的，建校时半数以上的教员都来自西方，其实证主义的主要源头是德国的兰克学派。即使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依然大量援引西方理论，造成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某种错位。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历史学家V・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普鲁士霸权主义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所以他对国家、政治权利的崇拜由其得意弟子、被高薪聘为东大主任教授的里斯博士（Ludwing Riess，1861-1928）带入东大，进一步强化了东大的官学特色。而京大在建校之时就明确地以在关西打造不同于东大的高等学府为目的。
一
青木的中国之行，首先便是践行其实证主义的学术理想，他本人亦因此拥有了跨语际（translingual）的文学研究经验，从而进一步在研究中了形成了跨文化比较的意识和方法。青木的学术活动和研究著述也因此具有鲜明的与异域学者交流互动的特色。青木交往的中国学者中，以曲界名流为最多。如元曲研究方面，与赵景深、卢冀野、傅芸子、傅惜华诸先生的交往；在中日学术成果的译介方面，与王古鲁、汪馥泉、郭虚中、梁绳柿等先生的交往；在戏曲表演方面，与梅兰芳、韩世昌[8]等演艺家的交往。[9]其实，青木在大学毕业的翌年就结识了当时正流亡日本的王国维并向他求教，在1922和1925年两度访华期间，青木又多次与王国维当面切磋，后来还多次向胡适提供过在日本搜集到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在日本的传统汉学时代，这样的实地体验和学术交流是不可想象的。“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没有任何人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更没有任何人体验过中国文化的生活特点。他们对中国的一切知识，全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这是一种‘物化’了的中国观。”[10]当然，青木东西汇通的学术经历和研究路径，亦是受惠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放的国策，他们在境外的学术活动几乎都是在文部省的支持下完成的，这为他们从观念的、想象的“中国”走入现场的、真实的中国提供了有利而必要的条件。
青木撰写学术巨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恰同他与中国学界的交流有直接的关联。在该书自序中，青木曾溯及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本书之作，出于欲继述王忠愨（国维）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志”。“……大正十四年（1925）春，余负笈于北京之初，……谒（王国维）先生于清华园，先生问余曰：‘此次游学，欲专攻何物欤？’对曰：‘欲观戏剧，宋元之戏曲史，虽有先生名著，明以后尚无人着手，晚生愿致微力于此。’先生冷然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青木并不以为然：“明清之曲为先生所唾弃，然谈戏曲者，岂可缺之哉！况今歌场中，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之曲为活剧也。先生既饱珍羞，著《宋元戏曲史》，余尝其余沥，以编《明清戏曲史》，固分所宜然也。”[11]《中国近世戏曲史》自问世伊始，即成为公认的中国明清戏曲通史研究的经典。中国著名戏曲研究家傅谨称此书“是全面研究中国明清戏剧的第一部力作，中国人自己著的明清戏剧史，要到几十年之后才出现，其体例也大体参照了青木正儿的架构。”[12]
二
中国之行还对青木重视田野调查的治学特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青木实地观看了大量戏剧，包括有过直接交往的梅兰芳和韩世昌的演出。这并非来华之后偶然的兴之所至，而是计划当中的游学目的，他曾明言自己此行要“乘机观戏剧之实演，欲以之资机上空想之论据”。[13]青木在中国戏曲研究中对舞台演出及戏剧生态的重视，与他游学中国的经历，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青木“从小受爱好中国文化的父亲的影响”，在“胡琴、月琴和琵琶的音乐声，还有西皮或二黄的曲调”中成长。[14]因此，早在大学毕业论文《元曲研究》中，青木就特别关注到与戏曲密不可分的音乐，设专章进行了讨论——其第七章为“燕乐二十八调考”，而且在展开分析时还借鉴了德国的音乐理论。[15]这已经预示出日后其中国戏曲研究兼顾文学性与演剧性的路向。青木的治曲方法较之他曾多次请教的王国维，已有了极大的开拓。陈平原在总结中国戏曲研究的方法时曾说：“戏剧不同于诗文小说，其兼及文学与艺术的特性，使得研究者必须有更为开阔的视野。王国维所开启的以治经治子治史的方法‘治曲’，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界来说，既是巨大的福音，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因为，从此以后，戏剧的‘文学性’研究一枝独秀。至于谈论中国戏曲的音乐性或舞台性，不是没有名家，只是相对来说落寞多了。”[16]可以说，青木的中国戏曲研究关注到了戏曲不可或缺的音乐和舞台，其视野已远远超出文本的范围，走在了“落寞”的国人前面。青木对中国戏曲的这种学术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一位非学界人士的影响，即一直客居北京并终老于此的《顺天时报》记者辻听花。[18]尽管他对辻听花片面欣赏花部而疏离昆曲的取向存异，但在1925年他“以戏剧研究为主题赴北京游学时，放下一切首先就迫切地想要拜访听花先生，向他请教。”在辻听花带有社会学、民俗学性质的调查研究的比照之下，青木将自己这类学院派研究者称为“我等案头看戏者”。[19]此间所透露的，正是青木对于戏曲研究应从书斋走入剧场的认识，而他也充分利用了在华的机会，以切实的足迹履行着这一志向。当他从辻听花那里得知，中国南曲一派的高腔发源于保定附近的高阳，而且当时还有演出的剧团，“不禁心如潮涌兴奋异常”，于是追寻“去了保定，结果却获知最近连这里也不演了”，抱憾而归。后来，韩世昌赴日演出昆曲时，青木听说韩乃是高腔出身，就在京大“支那学会”（中国学会）的午餐宴席上请韩演唱一曲高腔，但韩答曰“不好听”而拒绝了。青木在日后撰文忆及此事时，无奈地感慨道：“那虽然不好听，也是我们戏曲史家重要的资料。”这里，青木所言“资料”显然是指诉诸音声的演唱。可见，青木是致力于全方位的中国戏曲研究，而不仅仅是“戏曲文学”的研究。
三
另一方面，青木的中国之行，也为其学术研究积累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促进了他自称为“正业”的中国文学的研究。他晚年在《朝日新闻》的专栏文章中明确表示：“我的爱好，是从北京等地收集带插图的汉籍。”[25]而文献资料收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学者的学术成就。对研究者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的学界整体亦是如此，日本在20世纪前后中国戏曲研究的辉煌业绩与当代中国戏曲研究水平的整体下滑即是明证。[26]我在北京逗留期间，见到了一种叫做“弹弓子”的玩具，颇为惊讶。晋代的美貌文人潘岳年轻时，挟弹出现在洛阳郊外，妇女们就往他的车里扔水果，等到返城时车里已扔满了水果。这种古典性的“弹”，虽说是一种粗糙的玩具，但是居然还遗存了下来，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我买了一个“弹弓子”，像小孩子似的高兴地把泥丸往树上弹。再有，寒山、拾得拿的没有柄的异样竹帚，现在民家依然用来打扫庭院。我想，古代的文化现在还活在民间，如果留心观察，也许会有有趣的意外发现，总之，先得请人绘制一套风俗图。[27]
正是在这种学术与娱乐兼具的游历当中，青木“发觉北京还保留着古老的风俗，但是它也在被洋化而逐渐失去。”人文学者的学术敏感使青木意识到，如果“今天不把它记录下来，不久就会湮灭”，于是他“想编成一本图谱。”青木详细划分出岁时、礼俗、居处、服饰、器用、市井、游乐、伎艺（此为后来补充）八类，利用大学提供的经费，在北京物色画工依照分类绘制图谱。直到回国之后，他仍拜托友人三易画工，历时两年才终于完成。这就是如今收藏在东北大学图书馆（青木转职京大之前执教于此）的《北京风俗图谱》八帙原稿。在摄影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历史长河中许多稍纵即逝的文化景观由是得以留存。让青木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经费等诸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找来的画工技艺差强人意。而且回国之后在专业研究、教职迁移等诸多“干扰”之下，图谱的正式出版终至搁浅，直到1964年7月和11月，才由平凡社分1、2两册刊出。[28]但就在同年12月2日，青木在立命馆大学讲完《文心雕龙》离开教室时，突然昏倒辞世。《北京风俗图谱》保留下来很多新鲜而珍贵的东西：“雍和宫的打鬼、妙峰山的刷报子、冰河上的拖床冰嬉、二闸河灯等。那时的北京风俗，离今天已很久远，而当时各形各色的发犁、鞋帽、乃至于各种商店的幌子，都搜罗到一册小书里，给研究清末民国初年民俗的专家、研究民国戏曲小说的学者，乃至从事旅游开发的人们，提供诸多方便。”[29]在专为出版图谱所撰写的序言中，青木展望道：“古旧的东西正日益改变，对于今日之人民共和国，此图谱的存在意义岂不是愈来愈大吗。”[30]
除图谱外，青木在华期间及之后，还陆续以中国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内容，撰写了大量札记和随笔，这些文字也都成为其中国研究的重要资料。
四
青木的中国之行还进一步坚定了他提倡“汉文直读”的决心。五
两度来华游历之后，青木的兴趣更加广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他的儿子中村乔将其一生的学问归纳为三个领域：“一是关于俗文学方面的；二是关于绘画艺术方面的；三是关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34]如果说，1925-1926年青木二度来华的目的是研究中国戏曲，那么初次来华则是为了研究南画。他与画友成立“考槃社”，同画家们进行直接的交流。青木问世最早的著作实为论述清代文人画家金农的《金冬心之艺术》（1920）。而对绘画的爱好又在他后来旅居北京时，成为促使他制作《北京风俗图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正是出于对图画的关注，青木在研读典籍的过程中，对“征引古图以考证古代风俗器物的方法深为心折”，认为“研究中华也应该借鉴和学习这种方法。”[35]其名物学大著《中华名物考》即对此法有所践行，加入了不少动植物的插图。如，为了说明王维“遍插茱萸少一人”和李白“舞鬟摆落茱萸房”诗句中的茱萸并非日本人一向以为的“グミ”，青木就在书中就附上了茱萸的图片。
青木从学生时代就感到，“为了加深对所攻专业中国文学的理解，有必要知道中华的风俗”，[36]同时，“要想对风俗有正确的理解就有必要知道事物的名和义。而且青木想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日本，为此也有必要正确传达事物的名义”。[37]于是自20世纪40年代起，青木在原有的文学研究之外，开始构筑自成体系的“名物学”研究。在60岁退休离开京大之前的一年，青木想要开辟一些特殊而新颖的领域作为最后的讲义，他的尝试就是“名物学绪论”。此后，他先后转聘于九州大学、山口大学和立命馆大学，一直坚持讲授这门课程，最终结集成为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中华名物考》。该书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间发表的有关名物的论考，题材从草木之称到节物之名，非常广泛。
青木在不同领域的学问是相互促进的，其游记杂感当中渗透着严谨考据，穿插着古诗戏词，他的中国文化研究则具有多面性、综合性的特点，而他广泛的兴趣与戏曲研究中对舞台演出及戏剧生态的重视也互为表里，如：戏曲的舞台布景、勾面着装与绘画艺术内在相通；中国的看戏风俗与吃茶文化紧密相联；戏曲道具及唱词用典又涉及名物之学。青木在译介中国文学和研究中国文化时，选题往往别具一格，如他为日本弘文堂旨在介绍中国文化的《丽泽丛书》选书时，鼓励后学翻译了《考槃余事》、《秘传花镜》等，前者是明代概论文房清供之书，出现了大量中国古代器物，后者是清初的种植之书，兼及禽兽鱼虫的饲养，因此有大量动植物出现，对书中名物进行查典考证遂成为青木名物学的具体发端。“青木学问的正业是中国文学的研究，风俗研究是为了支撑其中国文学研究的副业。但是，副业的风俗研究，特别是饮食方面和名物的研究是青木晚年最为悠然自适的工作。”[40]
[1]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16PT08）。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Wu Tong Innovation Platform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pproval number 16PT08）。
[2]中村乔《序言》，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7页。中村乔为青木正儿之四子。
[3]此部分引文均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9月，第255-256、254、262页。
[4]相关内容参见严绍璗《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实证论与经院派学者》，《岱宗学刊》1997年第2期，第46-47页。
[5]东京大学创立于1877年，由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组建而成，于1886年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创立于1897年。
[6]京大建校时使用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部分赔款，这也使得京大自建校伊始便与中国有了某种割不断的关系。
[7]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支那学》二卷三号（此文为青木正儿于1922年1月27日致吴虞的信，同年2月4日《北大日刊》曾全文刊载）。吴虞对青木此文极为重视，美信印书局于1933年6月出版《吴虞文续录》时，吴虞特意将此文以“代序”形式收入。见《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2页。
[8]韩世昌（1897-1977），北昆的代表人物，祖籍河北高阳，曾师从吴梅、赵子敬等，1928年赴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巡演，1957年担任北方昆曲剧院院长。
[9]参见张小钢《青木正儿博士和中国——关于新发现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
[10]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280页。
[11]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王古鲁译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第1页。
[12]傅谨《中国对于日本的意义》，《人民政协报》2011年08月29日。
[13]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王古鲁译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第2页。
[14]内藤湖南、青木正儿《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王青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114页。
[15]青木参照了德国Sammlung Goschen的音乐理论，参见青木正儿《燕乐二十八调考》，《支那文艺论薮》，《青木正儿全集》，春秋社1970年，第84页。
[16]陈平原《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页。
[17]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王古鲁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第1页。
[18]参见周阅《辻听花的中国戏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3期（秋之卷），第202-212页。
[19]此两处引文均见青木正児：「聴花語るに足らず」、中国戯劇研究会『新中国』第二号、大空社１９５６年、P４０。
[20]此部分引文均引自青木正儿《有关辻听花先生的回忆》，见青木正儿著《琴棋书画》，王晓平主编，卢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2月，第197页。
[21]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雅部之戏曲”是“自嘉庆至清末”，而第二节“花部之戏曲”是“自乾隆至于清末”。
[22]《元曲概说》各章内容依次为：第一章“歌曲之沿革”；第二章“唐之歌舞戏”；第三章“宋之杂剧”；第四章“金之院本”；第五章“元曲之勃兴”；第六章“元曲之作家”；第七章“北曲之体制”；第八章“南北曲之比较”；第九章“元曲选之解题”。
[23]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批评中国史家之“四弊”：“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3页。
[24]参见王晓平《青木正儿译注的<元人杂剧>》，《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254-260页。
[25]青木正儿《我珍爱的藏书》，《朝日新闻》昭和28年（1953）10月19日，见青木正儿著《琴棋书画》，王晓平主编，卢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2月，第219页。[26]参见傅谨《中国对于日本的意义》，《人民政协报》2011年08月29日。
[27]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自序》，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4-5页。
[28]《北京风俗图谱》两册编号为《东洋文库》23和30，共收彩图2幅、黑白图117幅，并文字300余页（约占全书三分之二）。
[29]王晓平《久远的老北京情结》，《中华读书报》2007 年7 月18 日第18 版（国际文化）。
[30]青木正儿《北京风俗图谱1·原编者的序》，内田道夫解说，平凡社1964年7月，第6页。[31]参见孙歌、陈燕谷、李逸津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15-318页。
[32]参见夏康达、王晓平《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5页。
[33]青木正儿《竹窗梦》，见青木正儿著《琴棋书画》，王晓平主编，卢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2月，第186页。
[34]中村乔《序言》，见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页。
[35]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自序》，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3-4页。
[36]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自序》，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3页。
[37]中村乔《序言》，见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8-11页。
[38]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自序》，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5页。
[39]青木正儿《名物学序说》，见《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10页。
[40]中村乔《序言》，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11页。
[41]王古鲁《译著者叙言》，见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第11页。（《当代比较文学·第一辑》书影）
本期编辑：张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