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张华|文学的世界性和世界文学的侨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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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世界性，顾名思义就是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其实也就是文学的共同性问题。从价值维度来看就是文学的普遍价值问题，从艺术维度来看就是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也就是说，文学有其共性，有其普遍性、普适性，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学，哪个国家的文学，只要是文学，都有其共同性，这是一个不需讨论的共识和事实。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所有种族在精神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所以区分人与动物的距离，远远大于人与最陌生种族的人的距离。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在其《文学论》中说，“汉学中的文学”与“英语中的文学”是有很大差异的，不能用对英语文学的理解模式来套汉学中文学的理解模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文学的共同性。[1]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马丁·雅克一直非常火，特别是他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关于“了解中国的崛起”的演讲，以及演讲所依托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曾红极一时。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国家，所以民族的复兴就是文明的复兴。他还说，语言文字的区别实质上就是文化模式的区别，什么样的话语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文化模式。[2]的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最好载体，语言表达得好与不好，叙述得当与不当，只有通过语言所形成的作品来甄别。显然，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学作品是最好的担当。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话语如何成为国际话语的问题。今天我们探讨文学的世界性或普遍性问题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中国的文化政策引领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国外思想界有着不同的声音，德国汉学家就曾撰文提出“走出去”一定会失败。在我看来，英文，成为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成为国际事务往来的官方语言或世界通用语，成为举世公认的英国“软实力”，首先“得益于”其殖民时期的霸道推行，是其“帝国扩张”行为带来的，但是，谁能否认莎士比亚的功劳呢？可能除了历史书上的记载，人们不会再记得不可一世之殖民者的“大名”，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却始终记住了大文豪莎士比亚，记住了他经典作品的名字甚至其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而且世代传颂。在今天，坚船利炮式的殖民掠夺以及随之而行的文化侵略，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当今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之路，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铺就的。和平之旋律，将始终伴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而文学恰好就是一只飞在道路上的和平鸽。因此，文学是最好的语言载体，也是最好的文化载体，它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理应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先行。与此同时，既然如马丁·雅克所说，话语模式即是文化模式，中国的话语与西方相反是形象性大于抽象性的，而文学又是最好的形象表达方式，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文化“走出去”，文学当先行。而“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应该是带有世界性和普遍性价值的文学，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所接受。比如，在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或“仁、义、礼、智、忠、孝、悌、节、恕、勇、让”当中，能够成为世界最普遍价值、也是其他价值之基础的一定是“仁”，也就是“爱”，这不仅是文学的世界性、普遍性价值，也是全球文化的普遍价值。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文学才能被世界所接受，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

 这是从价值维度的探讨。如果从文学的艺术维度来探讨，其共性最为突出的特征即丰富的想象空间，抹杀了文学的想象空间，也就等于抹杀了文学的世界性特征，等于抹杀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文学将不再是文学，文学的世界性也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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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是世界文学？论及“世界文学”这一特定概念，我们自然会毫无例外地想到歌德所宣告的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3]这一概念的运用，尽管在歌德之前已有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与赫尔德（Johann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4]但由于歌德在世界文学和文化界的卓越成就和影响力，以及歌德本人“从1827年到1831年间”，“曾在不同场合共计20处提及此概念，将一种面向未来的、和新起的德国民族文学相对峙的文学规划引入话语场”，[5]实际上是在当时最系统地表达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深刻含义，所以，将歌德对“世界文学时代来临”的宣告视作“世界文学”的肇始亦可名副其实。

 1827年，歌德与爱克曼谈话时，从阅读非西方作品的经验中，总结出诗的普世价值，提出诗乃人类共同语言的命题，并由此勾画出世界文学的蓝图。最近，经过学者谭渊的侨易学考证，歌德对中国小说《好逑传》的熟稔、对《花笺记》和《玉娇梨》的阅读，特别是他对四首“中国女诗人”诗歌（《薛瑶英》《梅妃》《冯小怜》《开元宫人》）的从英文转译和介绍，都对于歌德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谭渊说：歌德对中国文学的印象为何会如此紧密地与他对“世界文学”的思考联系在一起？1827年前后与中国文学的频繁接触又究竟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推动？要从根本上解答这两个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运用实证的方法去追寻歌德时代德中文化互动的轨迹，追踪歌德“中国观”演变的历史，并从侨易学角度追问“异质性（文化）的启迪和刺激”究竟为歌德“创造性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怎样的可能。[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运用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劳动和生产的成果，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将为世界各国所共享，那种只为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所独享的文学、文化和艺术产品将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精神产品将随着文学、文化和艺术产品的交流而为各国人民所共用，一个“世界文学”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状态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一些著名的德国语文学家如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利奥·施皮策(Leo Spitzer)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伊斯坦布尔，战后他们移居美国，并带去了他们自己版本的世界文学。冷战期间，世界文学在美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把只关注西方文学经典的人文学科教育发展成全球性的研究课题。

 在今天，资本市场的扩大和全球化步伐的加速，要求我们以一种开阔的、全球性的整体视野来考察全世界的文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预言至今的百年之间，文学研究经历了各种“不变与变”，[9]国内外学者重新把目光聚焦在了“世界文学”上。2003年，当时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的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什么是世界文学》，阐释其理解的“世界文学”概念；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又出版《如何阅读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做出进一步解读，此时他已取代宇文所安（StevenOven）荣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在戴维·戴姆拉什看来，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可能有三个层面，一是各国、各民族文学的简单折射和反映；二是文学翻译获得的成效；三是超越了本民族界限的新视角阅读模式。在这三个层面当中，他认为前两个并非其所谓“世界文学”的本质内容，最后一个层面才应该是其所说的“世界文学”的真正内涵。因此，世界文学既不是各民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经典作品的总汇，而是那些跨越了原作的时空以及语言文化界限而进入一个新的时空与语言文化界限的文学作品。他提出，研究这类作品在翻译、流传和生产过程中丧失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以及作品的语言、时代、宗教、社会状况、文学语境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联与变化，应该是比较学者的使命。[10]戴维·戴姆罗什认为要弄清楚什么是世界文学，就要先回答这几个问题：“世界文学包括哪些文学，谁的文学？它与民族文学存在哪些关联？西方文学与其他世界的文学之间、古老的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又有何联系？”[11]

 当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领域参与“世界文学”新阶段讨论的远不止戴维·戴姆拉什，其他国外学者如斯皮瓦格（Gayatri Chakravdrty Spivak）、弗朗哥·莫雷蒂（FrancoMoretti）、杜威·佛克马(DouweW.Fokkema)、西奥·德汉（TheoD’haen），国内学者如王宁、张隆溪等均有大量著述参与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其中，曾与戴维·戴姆拉什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斯皮瓦格所提出的“区域研究”或“地域研究”与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想法，对展开本文有关世界文学的侨易格局之话题，提供了话语机缘。

 2003年，斯皮瓦克出版了《一个学科的死亡》，其所谓“一个学科”指的即是“比较文学”，正是在同一年，戴维·戴姆拉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出版，这看上去真像是“比较文学”走向“死亡”后却在“世界文学”获得了新生，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因为斯皮瓦克所说的“死亡”并非消失，而是唤起重生，尽管她并未直接援引“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她有关“区域研究”的论述，亦投射出“世界文学”的内涵。她以为，传统的走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而一种“新比较文学”却在兴起，这就是把比较文学同地域研究结合起来的“比较文学”。“地域研究”主要在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层面展开，就方法论而言，主要是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在斯皮瓦克看来，比较文学乃至后来的比较文化尽管也讲“跨界”，但它们始终没有真正跨出原先宗主国的界限，它们所强调的语言还是宗主国的语言，本质上仍摆脱不了浓重的欧美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追求的是将“南半球的种种语言看作积极的文化媒体”，而不仅是文化研究对象的做法；就文学领域而言，“新比较文学”必须从英、法、德、西、葡等原先宗主国的文学与文化风格中走出来，走向一种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将过去的“边缘地域”纳入其中。她说：“比较文学与地域研究合作不仅能够养育南半球各民族的文学，而且能够培植无数土著语言的写作，按照原先的规划这些土著语言是将要消失的。”[12]这些看法，可以视为斯皮瓦克对“世界文学”构建或格局的一种态度和观点，而事实上，她与戴维·戴姆拉什也就此在“世界文学”的意义上进行过探讨。他们认为，重视区域研究的“新比较文学”仍然是当前进行“世界文学”研究的基础部分，对各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把握和研究仍然是非常可行的办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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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通过斯皮瓦克关于“区域研究”之论回看古典时期的文学状况，即拿她有关“世界文学”走向的看法来反观古典时期的“文学世界”，将会发现一系列非常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

 在西方，古典时期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集合为《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最早的诗集，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叙事诗范例。学术界对是否确有荷马此人虽存有争议，但是，如果确有其人，荷马也应该只是将两部史诗整理定型的作者。两部史诗最初可能只是基于古代传说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不过，无论如何，《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民间几百年来口头相传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的精粹，已为共识。[14]

在中国，古典时期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跨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之为《诗》，也取其整数称之为《诗三百》或《三百篇》。西汉时《诗三百》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据考，《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生当春秋末年的孔子曾以“博于《诗》、《书》”而贵重于世，至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遂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15]

 15年前，法国学者弗朗西斯科·于连（FrancoisJullien）写作了对《荷马史诗》和《诗经》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绕行与直入：中国与希腊的意义策略》（Detour and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并由索菲·霍克斯（Sophie Hawkes）翻译为英文出版。于连的这项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但其展示给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恰如他的著作的题目所示：中国的古诗表达委婉含蓄，而希腊的古诗表达则单刀直入。[16]尽管学术界明显感觉到于连这种简单化的二分结论过于武断和机械，但由于学术界缺乏精通古希腊语和文言文的古典学专家，所以其著作出版后的十多年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和反响，更无人对其结论提出质疑，直到201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加拿大籍古典学学者亚历山大·比科洛福特（AlexanderBeecroft）博士的专著《古代希腊和中国的作者及其文化身份：文学流传的模式》（Authorship and Cultural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描绘出《荷马史诗》和《诗经》比较研究更为复杂交织的关系场景。[17]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亚历山大·比科洛福特博士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古典学领域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年轻明星，他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现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作为比较文学领域的先锋人物，自然会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动向予以关注、领悟、把握，所以，近些年来他也同样积极参与到了有关“世界文学”的学术讨论和理论构建当中，但他的进路是独特的古典学研究视角，并从而为“世界文学”的探讨带来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2008年，比科洛福特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Review）上撰文《没有一个连接符的世界文学：走向文学谱系的一种类型学研究》（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 Systems）。2015年新年伊始，威尔索出版社隆重推出其最新力作《世界文学的一种生态：从古代到今天》（An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他的另一部新著《文学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 of Literature）也将由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

 比科洛福特的“世界文学”理解，是从古典的“文学世界”开始的，他的研究深受著名史诗学者、“民歌传统原则”的奠基人米尔曼·帕里(MilmanParry，1902– 1935)的启发和影响。米尔曼·帕里曾通过大量实证调查和吟诵录音，将《荷马史诗》与前南斯拉夫地区流传的民歌、民谣、说唱艺术及其他口头文学样式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荷马时代的史诗广泛运用了某种固定的韵律风格和表达方式。这个发现颠覆了学术界对《荷马史诗》的既有研究，并被普遍接受。1971年，米尔曼·帕里的儿子亚当·帕里(AdamParry)整理完成其父亲的文集《荷马史诗的创作》（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8]米尔曼·帕里在前南斯拉夫及其周边地区采集的录音资料则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比科洛福特借鉴米尔曼·帕里的思路，在首部专著《古代希腊和中国的作者及其文化身份：文学流传的模式》中，把对《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比较研究重点放在了对作者及其文化身份的考察上，提出古代经典具有“世界”性意义并能流传至今的模式问题。

 如上所说，关于《荷马史诗》和《诗经》的“作者(群)”（authorship）一直存在争议。在国内，关于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设想：它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根据自己的文学“偏好”进行的采集和整理，因为孔子不可能直接从周王室取得现成的“文学珍品”。而比科洛福特关于“作者（群）”的论述却与“方言”（epichoric）和“通用语”（panchoric）相关。在《荷马史诗》和《诗经》的时代，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无论在希腊还是在中国，凭疆域之辽阔，山水之纵横，城邦、诸侯之分散，各地传颂的口头文学必然是方言化的，甚至不属于同一个语系，[19]只是到了后来才被“作者（群）”统一为“通用语”，而这种“通用语”文学作品即是当时分立于东西方的两种“世界文学”（cosmopolitan）样式，这两种“世界文学”样式的风格和内容之不同，来自于“作者（群）”的身份和“作者（群）”所处的文化背景、社会特征、经济状况特别是政治生态之不同，但是，无论两类样式有怎样的不同，其成为“世界文学”之过程却是相同的，而且最后均形成了统一的“希腊化（Panhellenism）”风格和“华夏化”（Panhuaxia）风格，即“统为一体”的最终结果也是相同的。在比科洛福特看来，学术界之所以对作者的身份、出生地等信息如此执著地讨论和探索，不仅应该理解为是对作品本身的关注，而且更应该理解为是对其“希腊化”或“华夏化”过程和方式的关注。[20]

 当然，比科洛福特的这部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最早诗集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还探讨了更多的相关诗学问题，比如对于连结论的质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模仿的问题、抒情诗和叙事诗的问题，等等，但在“世界文学”的形成上他的结论是：什么样的文学风格被统一、确认并成为“世界文学”流传下来，与什么样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有关；而什么样的文化占据主导，则与占据主导的统一政体有关。正向中国学者王宁在讨论当今“世界文学”的格局时所言：所谓“弱国无外交”，同样也存在“弱国无文学”。[21]在我看来，亚历山大·比科洛福特对“希腊化”和“华夏化”语言和文学作为“通用语”“世界文学”模式的研究，为探索其他“通用语”语言和文学（如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兴起提供了范例，也为今天我们构建当代“世界文学”（或采用比科洛福特的术语，称为“全球文学”）之路提供了范例，毕竟，斯皮瓦克的“区域研究”和戴维·戴姆拉什等人的“世界文学”，最后均会指向一种全球“通用语”的文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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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和《诗经》成稿过程的文学语言选择以及明显有序的编写规则，也展现出当时既已被接受的文学阅读方式，并能流传至今。这种文学语言分别实现了古代西方和东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越，实现了从“方言”到“通用语”、从“当地的”到“希腊化”、“华夏化”、从“区域的”到“世界的”的“侨与易”、“分与和“、“变与不变”，这种侨变与集合、统一，实质上也反应了阅读方式的侨动和易变。因此，“文学”其实也是一种阅读方式，即一种在相互关联性中阅读文本集合的方式，而这种文本集合方式，也就是文学语言、风格即作品编写和创作的关键性选择。

 亚历山大·比科洛福特在他2015年的新著《《世界文学的一种生态：从古代到今天》中，则是把这种文本的集合称作文学的生态、谱系或格局。他说，既有的文学与它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即“环境”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穿过时空来考察世界文学的过去和今天，构成了6种文学生态格局，即：1.非常狭小区域内的文学（epichoric，very local），或当地文学，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属于一种只限于部落内交流、部落外无人能懂的文本。比如，美国或澳大利亚的部落文学，希腊早期城邦文学等；2.跨区域文学（panchoric，translocal），因为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设置而跨越了非常狭小的区域。主要是古代的，比如，古希腊文学，玛雅城邦文学，中国战国时期文学等；3.“四海为家”之“世界文学”（cosmopolitan），包括流散文学；4.当地文学，区域文学，或方言文学（Vernacular）；5.民族文学（National）；6.全球文学（Global）。[22]比科洛福特认为，虽然这6类生态或格局依1-6的顺序排列，而且看上去是由小到大扩展，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人类文学史并非如此简单地按所列顺序前移（正迁移），有时几种文学生态是同时存在的，而有时又是“倒序”（负迁移）。他认为，人类文学史从古至今可能具有全部6种生态格局的只有一种：中文，而要寻找哪怕有5中生态格局的文学都非常困难，非要找的话，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似乎有可能。中文，无论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在文学的生态格局中将毫无疑问地扮演重要角色。[23]毋庸置疑，古希腊和古代中国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程，但是为什么同样具有悠久文明的古埃及、近东和印度的语言文学却有着不一样的生态格局？比科洛福特说，原因是在后者当中失去了保持语言连续性的东西…… 在他看来，研究人类文学的生态格局中复杂的“正、负迁移”过程，需要在研究两个瓶颈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进展，才能预见“世界文学”的未来生态格局：一，从6种生态格局的1到2再到3的问题；二，从6种生态格局的4到5再到6的问题。

 这两道难题，胡适和梁启超多少或有论及。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说：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 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 (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 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 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 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 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在《释新民之义》中，梁启超说：

仅淬厉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

 在我看来，如果借用侨易学的“变创与渐常”观念，比科洛福特所述的“世界文学”的生态格局，即是世界文学的侨易格局，而他所提出的两个瓶颈问题，在侨易学的视野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亦非难题或真正瓶颈。

 那么，什么又是侨易学？侨易学是一种新颖的哲思方式与方法论，其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侨易学术强调在更为融通的维度中把握变与常的相关效应，以不变为变、变为不变，在易有三义的框架下凸显变与不变的二元维度，同时强调“二元三维”的基本思维模式，关注物质位移和精神质变之间的枢纽关系，彰显“道变”与“求和”的过程。[24]

 以此对比科洛福特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生态格局（侨易格局）进行“观侨取象”，即不难把握“世界文学”的侨易与脉动、变创与渐常。具体说，根据“侨易现象分类”和“侨易现象公式”，采用侨易学术的方法对“世界文学”侨易格局进行“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则可导出东西方文学、诗学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大道不变，细流涌动”之规律性结论，[25]因为“无论何种具体内容，其实都摆不脱基本的流转变易的整体框架，这正是侨易思维的特长所在。”[26]

      古人曰“观水有术”，其实“观侨取象”“察变寻异”之侨易学术，乃“有术”之学也。

[1]参见：孟庆枢著，夏目漱石对“普适性”的质疑与批判，载《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42页。

[2]参见：（英）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2010年，中信出版社出版。

[3]转引自：谭渊著，歌德的“中国之旅”与“世界文学”之创生，载《侨易》（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77页。

[4]参见：贺骥著，“世界文学”概念：维兰德首创，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176-182页。

[5]参见：范劲著，作为交往媒介的世界文学及其未来维度，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2期，第20页。

[6]参见：谭渊著，歌德的“中国之旅”与“世界文学”之创生，载《侨易》（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7]谭渊著，歌德的“中国之旅”与“世界文学”之创生，载《侨易》（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第254页。

[9]参见：刘象愚著，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10]参见：张华著，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与世界文学，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2年第1期。

[11]张飞龙著，简论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载《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2]参见：刘象愚著，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13]参见：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avid Damrosch，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 Discuss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David Damrosch，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8 No. 4, 2011, pp.455-485.

[14]参见：王尚德著，《希腊文明》，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

[15]参见：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6] See: Jullien, F. andHawkes, S. (2000),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Greece, Zone Books.

[17]See: AlexanderBeecroft ( 2010) , 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See: Milman Parry (1971), The Making of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有学者对周朝作为一个统一的政体表示怀疑，还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的楚国语言并不属于汉藏语系。See: Rawson, J. (1999),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in M. Loeweand E.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Mei, T.L. and Norman, J.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and Kim, H.J. (2009), Ethnicityand Foreign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London.

[20]See: AlexanderBeecroft ( 2010) , 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参见：张华著，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与世界文学，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2年第1期。

[22]AlexanderBeecroft ( 2015),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Present Day, Verso, p157.

[23]AlexanderBeecroft, “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 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Systems,” New Left Review, no. 54 (December 2008): 87–100.

[24]发刊词，叶隽主编，《侨易》（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002页。

[25]叶隽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32-39页。

[26]发刊词，叶隽主编，《侨易》（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0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