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不是白痴。越南人明白自己国力上的差距，当然也不可能主动越境对中国发起战争。然而，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在1978年和1979年之交，中国媒体有凭有据，图文并茂指责越军特工越境袭击中国边防，国内舆论和民族情绪为之涌动。

怎么回事？这些频繁发生的边境武装袭击和反袭击事件，按照军事逻辑分析，最大可能就是：越军高层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越战争，需要摸清中国军在两国边境的主要部署和可能的攻击位置，甚至可能进攻的时间。

既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军方的中越1979年战争的战前分析，越南军高层当年同样可以知道这个分析，而且，因为苏越是友好军事盟国，前苏联的侦察卫星和情报系统会详细梳理中越边境情报，为越南军决策提供依据。中国大军压境，越南军高层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除却越南媒体强硬发声之外，中越边境的越军侦察部门自然要开始战区的现场军事侦察。

1978年秋冬开始，越南情报机构开始派出特工，对云南广西境内可能驻军和进攻的地区，进行密集侦察。没有高科技的高空侦察机，越南军队在侦察体系上，完全套用前苏联和内战时期的中国军队经验，会，且只会越境武装现场侦察，诸如搞点目测，抓点俘虏。这种非常不含蓄的粗鲁的军事侦察，在敌对国或者内战当然有效可行。然而，当时中越是正常邦交国。

如此不含蓄，越南军特工越境武装侦察，目的当然是担心重兵集结的中国军的入侵，做法上肯定违章国际法。荷枪实弹粗手粗脚进入他国，难免弄枪舞棒发生小规模实战。这种行为，往小说，是不懂法；往大说，当然就是侵略。

在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前、后，很多平民装束的越南军武装侦察人员实际参战。越南军的“人民战争”论导入这场战争，使得战争殃及和平居民。堪为这场战争的悲剧。

若干越南频繁武装入侵中国的直接证据，为中国军方发动战争冠名“对越自卫反击战”提供了依据。

可见，为了刺激越南军加大越境武装侦察密度，中国军有预谋在1978年和1979年之交，更加频繁在野战军部署的中越边境进行大区域的调动、演习。事实证明，这段时间，好奇的越南军武装特工不得已而自觉上当，越境频率加大。直到临战前夕，越南武装特工越境侦察，两军在中国境内发生武装冲突频率急速上升，有披露这类响枪响炮响地雷的冲突达到数以千次计。

中国报媒即刻发声表示，对越南军的武装侵略已经忍无可忍。习惯被号召抗美援越专业散步的中国人民，随即，各地次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越南“小霸”的散步。中国军民民族情绪空前高涨。

兵不厌诈。越南军有苦难言。

越南军武装侦察人员进入中国境内武装侦察，无疑，这就造成事实上的侵略，在舆论上为中国军提供了随时进攻的口实。虽然付出代价，越南军还是摸清了中国在广西、越南边境部署的野战军较为清晰的轮廓。越南军方认为，中越边境能够即刻投入战争的中国军队超过20个野战师，以及大致的可能攻击范围。

然而，中越1979年战争让很多关注者感到困惑：越南既然知道中国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那么，越南军在整个越南北方六省，为什么仅部署1个主力师（316A）、1个二类师（第3师）、3个隶属越军经济建设局的农垦师（类似中国建设兵团），以及一个番号为325B师的空架子师？

当然，当时披露，中越战争中，大量的越南武装民兵、公安屯实际参战。这些参战队伍是什么性质的武装？大致有多强的战力？

中越战争的前夕，越南军在基本清楚中国军即将进攻态势下，自中越边境摆开为数不多的正规军，以及为数不详的业余武装。越南军似乎完全没有从柬埔寨和老挝调主力军应对的计划。实际上，到最后战争爆发，主要和中国军近60万野战军正面直接作战的越南正规军，也只有这几个师番号的部队。

难道越南军高层就这么自信？

集结中的中国军坦克。由此可见，越南北方战区地形复杂，坡度大，植被茂密，既影响大兵团运动、展开，也限制了坦克类近战重武器的射界。

1979中越战争毕竟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级别的战争，而远不是一次攻城拔寨的战术战争或者一役定成败的战役战争。这要看两点，第一，外交；第二，军事。

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越南为抗美战争，称前苏联赫鲁晓夫为“老大哥”，称中国红太阳为“老大姐”。越南在抗美战争中虽然得到老大哥老大姐几乎是争先恐后的军事、经济支援，但到1965年后，越共武装已经被美军特种战打得精疲力竭，几乎无力再战。

迫不得已，越共同意在前苏联国际关系框架内，由前苏联斡旋，开始和美国谈判。

越共初期以美军撤出越南作为和谈条件，此后要求美军声明停战作为和谈条件，再后要求以美军声明停止轰炸北越作为和谈的条件。等到筹备巴黎会议，越共只是请求美军事实上停止轰炸北越即可。这在“老大姐”看来，简直就是投降！而且，最关键是这次“投降”，美苏越三方居然非常阴险地抛开了自尊心破强的，自认世界共运领袖的“老大姐”。

在遭遇“小弟”冷落的同时，这次谈判，以北越共军大踏步让步为基础，在前苏联外交框架内进行。对应的是，“老大姐”正在高喊“世界革命中心由莫斯科转移北京”宣言。越南抗美战争，正是这个实现宣言的核心依据。在援助世界革命的大问题上，“老大姐”操碎了心，甚至不惜以输出共运作为国策。经过韩战和中苏论战进入1960年后，整个输出共运的大策略已经逐步由北上（日韩）改为南下（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眼看“南下”革命进入高潮，然而，越南突然刹车。“老大姐”的革命南下大计立刻遭受巨大挫折。

由于冷落和由于禅精竭虑实践的世界革命一盘棋的棋盘突然被抽走，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的“老大姐”如何愤怒至极，可想而知。

1968年4 月，范文同在越南发表接受和谈的声明后访问中国，专门就越美和谈向“老大姐”解释。周恩来在会晤中按捺不住怒火中烧，重复挖苦越南妥协和放弃胜利。尤其谴责越南不该和苏美打得火热，破坏世界革命进程。最后，周恩来声色俱厉，神来一笔：路德·金在4 月 4 日被暗杀，就在你们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如果你们的声明（指接受美越和谈的 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越美和谈和路德·金遇刺挂钩？范文同当时立刻晕菜。

其实周恩来这番话，倒也不算是离题万里去联系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事件。这句话认真理解一下，不难发现“老大姐”确实是真心实意在下一盘世界反美的大棋。路德·金是一颗革命的棋子，越南也是一颗革命的棋子。这个角度过于刁钻，范文同当然看不到。不能理解也就必然了。

随后，1968年越美巴黎和谈的越方副代表黎德寿专程取道北京返越，和陈毅在机场会见，并通报巴黎和谈相关事项。陈毅再次重复周恩来的声色俱厉后，以近乎绝交的言辞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这句话，被黎德寿原封不动带到河内，越南党政军高层为之哗然可想而知。

周恩来迎接黎笋（右二）和范文同（右三）。

当时，胡志明是越南精神领袖，处于多病晚年。实际军政领导人是黎笋。黎笋可谓越南罕见的干才，是非常典型的务实的民族主义者。在亲历越南独立和统一战争过程中，前苏联对越共的前倨后恭，中国对越共的前恭后倨后，颇有主见的黎笋，开始逐步调整越共外交率先于中苏，摆脱主义，走向务实。

在中苏的世界共运领袖和东南亚盟友的赛跑里，弱小的越南一时间成为中苏竞赛的裁判。越南从不拒绝中苏的任何支援，而中苏为拉拢越南也不断加大援助。中国在军援比不赢苏联，则在细到花露水和蚊帐，大到汽车、拖拉机等，对越南经济予以全面支援。也就靠着中苏支援，越南才得以在世界头号强国的压力下，把抗美战争坚持到最后而实现了统一。

然而，中国的支援附加了越南当小弟，承认北京是世界共运领袖的条件；前苏联的支援则立足与越南结盟。两相比较，无论对越南国策的干预，或者援助越南的实力，越南人毫不犹豫最终选择了苏联。

由于周恩来等过于干涉、抗议越美的巴黎和谈，督促越南抗美到底，黎笋等越南军政最高集团的民族自尊心反弹，1978年，越南狠揍“老大姐”一手一脚扶持起来的，确实也非常不成器的职业杀戮混蛋小兄弟红色高棉，标志了越南对中国“南下”革命策略的强烈抵触，以及联合苏联，和中国彻底决裂的决心。

远交近攻的精髓，越南也懂。当然，中苏越之间的关系远不止这么简单。大致可以认为，越南在完成统一后，越南军政的独立的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前苏联在认识这点上比较清楚。遗憾的是，中国还没有剥离对越关系中的意识、主义和外交、主权。

既然下了和“老大姐”分道扬镳的决心，越南军政就会在外交和军事上重审考虑毗邻中国的北部地区的价值。这个地区，多山，多河，交通极为不便，气候多变复杂，经济非常落后。随着抗美战争结束和中越关系破裂，这个地区不仅丧失背靠中国的战略价值，而且直接暴露在中国军威胁之下。

中国军集结、运动中的坦克。由此可见，越南北方地形复杂，植被茂密，交通不便，非常不适应机械化大兵团作战。事实上，也就是中越战争后，中国军的山地作战、特种作战才为职业军人们高度重视。

平心而论，我们审视这个地区的卫星地图，不难发现，越南军如果把这个地区作为国防核心云集重兵，那么，不仅大兵团不易调动、集结、展开，驻军连起码的补给都极端困难。反之，这个地区正对的中国境内，中国早就在抗美援越时代已经做了若干战备基础建设。野战军有相对完善的后勤保障。

假设越南军重兵非要在这个地区临战中国军，一旦发生战争，后勤此消彼长，国力悬殊过大，越南军非常容易被中国军一鼓作气而扫荡。

所以，在战略和战役层面分析，越南军不在北部六省重兵布放以预备中越战争，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后来战争进程观察，越南军主力虽然失地退却，但基本上面临强敌，没有出现成建制的被围歼。所以，临战前的越南军部署应该视为成功。

越南正规军建设虽然仿中、苏军制，但是越南军脱胎于游击队和武装民兵，其编制和火力配置更适合班、排、连、营四级的战术动作。受制于国力限制和“人民战争”论的影响，越南拥有编制繁杂的地方业余武装。比较出名的“公安屯”，则是一种类似“武工队”的武装单位。此外，还有省队（类似中国地级市武装基干民兵，一般为团单位）、县队（类似县乡两级武装基干民兵，一般为营、连单位）。紧急状态下，省队和县队也可以参加部分野战。

由此可以推断，北方六省地方部队大致6——7个省队（团），20——30个县队（营、连），合计兵力大致在3——4个师。

1979中越战争前期，中国军的半自动步枪在复杂山地的战术作战，显得非常被动。

1979年战争前后时期，中国军在班、排、连、营四级火力配置上，都远逊色越南正规军，甚至不如个别的越南业余武装。关于这个问题，在《开战，1979，中越战争检讨（上）》的读者里，有不少朋友在磋商交流里表示质疑。这里专门做较为详细的解释。

实际上，中国军的班配置56式冲锋枪3支、56式半自动步枪4支、56式班用轻机枪1挺。与之对应，越南军的班配置自动步枪或冲锋枪6支（AK47或56式冲锋枪）、班用轻机枪1挺、美式M79型40榴弹发射器1具、B40/B41火箭筒1具。中国军连配置冲锋枪约30支左右、半自动步枪约40支左右、轻机枪9挺、40火箭筒6具。对应的越南军连配置自动步枪或冲锋枪70支左右、轻机枪9挺、重机枪2挺、美式M79型40榴弹发射器9具、B40/B41火箭筒9具。

两相对比，对于1979年中越战争的中国军基层作战单位在战术上屡屡吃亏，可以理解到，除却地形、单兵素质、指挥、后勤保障等等之外，临敌火力不足，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限于篇幅，仅举列班、连两级（后面，在《进攻，1979，中越战争检讨》里，会有营、连、排的等战术实战再进分析），足以看出两军基础作战单位的火力悬殊。反之，在团一级以上，中国军则有坦克、重炮数量远超越军。这也是中国军后来在浅纵深、宽正面发起突袭的作战思想的基础。

越军一般每个步兵班编有1具美制M79型40毫米榴弹发射器，源自越战缴获南越军队的美援。这种榴弹发射器的射程为31-400米，使用M406高爆杀伤榴弹和M433破甲杀伤弹，还能发射霰弹、照明弹和烟幕弹。可每人带弹20-30发，可以游动射击，作为战术火力支援。精度好，每颗榴弹的威力相当于1颗手榴弹，榴弹破片杀伤半径达到5-7米，可以有效弥补手榴弹与迫击炮之间的火力空隙。

越南军在北方六省战区仅部署一个主力野战师作为战备值班部队，即号称“白颊鸟师”的第316师，这个师是3个步兵团，再加强炮兵1个团的7000余人的越军主力师。在对中国可能发动的战争部署上，这个师和另外一个次等的野战师，号称“金星师”的第3师。该师是3个步兵团（其中两个新建），再加强炮兵1个团的5000余人的越南主力师。基本上这2个师为机动支撑，贯穿于中越边境至凉山纵深的战备。

这两个师支撑的，则是密布在整个战区的各个火力点，哨位，游击队，特种作战小分队。而越南北方复杂的山地和喀斯特地形，正好利于这些为战役服务的战术小分队的藏兵、运动和发挥。更为便于越军的，是越南在后期主要正规军配置苏联军援。而大量的中国军援物资，用于北方六省的业余武装。更多的弹药、军火、粮食等战争物资均分散储备在北方六省复杂的地貌下的山洞里。

正是这些部署和客观地形、物资，使得整个中越战争中，越军的各个火力点，哨位，游击队，特种作战小分队均有自己独立的后勤保障，于是，他们得以广泛的展开四面游击、阻扰、破袭和特种战。这使得保守和不善应变的中国军中高级指挥官频繁乱指挥，致使非常多的英勇的热血士兵和底层军官不明不白伤亡。后来，我看到一篇记述文字，上书一位对越作战的高层将官大谈越军不是解放军对手，不如国民党军之类的豪言壮语，不禁喟叹。

1979年12月6日，中国军在数度演习、运动、集结惊扰越军预警之后，组建的两个战役突袭集群开始临战运动。

由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不含149师）在广西方向组成了东集群。由惯饮茅台、擅长武术著称的“名将”许世友担任最高指挥官。由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在云南方向组成了西集群。由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和有援越军事顾问经历的杨得志指挥。

此刻，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战前的事实。中国军战前情报主要依据侦察卫星和被越南驱逐的华侨。可能因为保证战争的正义，战前，尚未看到中国军哪怕一次以侦察机、侦察兵等，越境对战区实地侦察的记载。很显然，按照当时中国军参战主力军的装备和后勤保障，以及战区地形地貌限制，包括战争爆发和进程等等情况综合分析，这是一次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正面突袭战和反突袭特种作战的战争。正是战前侦察准备的欠缺，使得中越战争开战初期，中国军遭遇了巨大的伤亡。

中国军的152加榴炮阵地。这些重炮在1979中越战争中，承担了出色的火力支援、打击。

1979年12月6日晚9时到10时，东集群一部在越过中越界河红河后开始作战展开，由于新兵战术动作粗燥，不慎被越军边防所发现，两军早于预定总攻时间而开火。

1979年2月17日4时30分，两个突袭集群完成临战集结和展开后，中国军若干炮群开始大规模越境炮击，做火力准备。

战争开始。

1979中越战争是中国陆军首次大规模坦克投入实战。在坦步合同实战上，泛泛可陈。类似图中显示，因为这场非对称战争没有前线和后方，很多无战场经验的步兵（新兵）乘坐坦克在集结、运动中多次遭遇越南军游击，狙击。

中国军参战计有9个齐装满员的野战军，20军第58师。以及广西军区独立师、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广西军区2个边防团另1个边防营、云南省军区4个边防团另3个边防营等地方部队。隶属两个集群直接指挥的炮1师、炮4师、高炮65师、高炮70师、高炮72师，以及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多兵种部队，合计总兵近60万人。同时，不可思议的是，这场战争还调动了广西、云南两省的近百万武装民兵、支前民工，担负作战后勤保障——至今看来，全然不可思议。

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中国军大致进攻态势和战区地势图

1979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这是事实上开战的声明。战争爆发，两国仍然是邦交国家，没断绝外交关系。在这样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已经爆法的背景下，邦交不断，这自然就为战争注入浓厚的政治与外交的元素。

战后，关于中越战争的中国军的作战方针是：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于是，我们再审视越南军在战前的战区部署，由此可见，这场战争其实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两军各自实现自己的战役战术打法，在各自频道里，实现自己的作战目的一场非对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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