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永远的八月：在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之时，漫谈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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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守望黄河铁桥的一位中国战士。
8月，对每位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而言，都是非常容易想起75年前的泪水欢歌的抗战胜利月。
抗战越来越远，现在的人们大多在电视剧上通过《亮剑》及其他的影视剧去了解那段往事。反而，国共合作抵御外敌的艰苦卓越的抗战八年，很多时候已经成为碎片，撒落在不经意的淡忘里。
我们忘记了抗战那段历史，其实，我们也就忘掉了我们走到今天的来路。这对单独的你、我，无足轻重。
但是，失去昨日之根，昨日来路，我们纵算雄心万丈，可是又如何能够看得清未来之路？
没有任何的现代、未来和历史会相互脱离其间关联而单独存在。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在现实里思考在我，继而在未来里，我们可能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于是，请让我们的视线，转向75年之前，83年之前，以及100年以前。我们的抗战，其实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继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以及翌年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保全侵略果实，企图再行局部侵略战争，蚕食华北的一次重大侵略事件。
七七事变即标志中日矛盾全面激化。
中日矛盾，源自满清时代那场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的庚子国变后，清廷为善后签署的辛丑议和大纲及附属文件。
沙俄凭这份文件模糊不清条款，率先单独鲸吞中国东北和朝鲜大部。
就此，落后沙俄一步的日本不甘为沙俄在远东压制，出兵辽东，与沙俄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前夜，沙俄侵占中国的旅大基地。
日俄战争客观上缓解了清廷危机，同时，日俄旨在牺牲中国相互妥协的满蒙问题就此浮现历史，客观上又预埋了中国后来的更深的危机。
满蒙悬案浮游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北方，成为俄、日利益碰撞与中国国土安全之间的火药桶。
北伐战争期间，苏俄扶持下的孙文及广州政府对北京政府发起内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面倒”的强硬的“革命外交”应运而现。
革命外交刺激和紧张了中国同苏俄之外几乎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此，苏俄在中日之间，取得了广阔的外交、政治回旋空间。
宁汉分流之后，中苏关系疏远，“革命外交”涉及包括苏俄在内的辛丑议和大纲及附属文件所有国家。
1930年左右，孙文先生早年埋下的“一面倒”外交方略步入绝境，民国国际外交危机空前加剧。
就此，东北先后遭遇苏军中东路侵略和日军“九一八事变”。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危机爆发——利用欧美无暇空档，日本大举侵略、殖民东北和苏俄大举侵略、殖民蒙古。
满蒙悬案危机转化为整个新兴的中国的危机。
七七事变爆发，则彻底引爆了这一危机。
在1937年，平津即华北，尚处于半分裂、半独立状态下的第二十九军辖区。在七七事变爆发和最初的进程中，第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华北的战略态势尤其复杂。
1939年5-8月的诺门坎会战，苏联和日本在牺牲中国利益基础上议和，基本终结了满蒙悬案。
在当时世界大局一片混乱的大背景下，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起军事侵略前科的日本，其悍然在华北挑起战事，谁会相信他们不是蓄意侵略？
日军蓄意对华侵略，其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侵略本性之外，有两个客观策动侵略的力量。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窃取东北，日本民粹情绪高涨，军队与社会的愤青泛滥，继而倒逼日本高层迫不及待跳梁露丑。
1936年，日本政府《基本国策纲要》刚一出台，其对苏俄远东兵力加以一击的战略，旋即被日本关东军、朝鲜军的下克上的愤青们在秋季军演中，莫名其妙演变成对中国华北的“一击”。
这是民粹和愤青的力量。
所以，回顾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再到中日华北冲突很快扩展为全面战争，日本战时动员和战时政略等，往往均迟于日军作战。
也正因为日本战时政略与战略非常荒唐的分歧，在侵华战争不过一年，日本就开始陷入战争泥潭不得自拔。无奈之下，被迫实施南下战略，最终成为地球的过街老鼠。
二是继1911年沙俄扶持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外蒙古爆发温甘伦事件，苏俄由此逐步彻底控制外蒙古。
随后，苏俄撕毁侵略蒙古最后的遮羞布《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1924年悍然宣布蒙古独立。
温甘伦事件和《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以及抗战前夕以来苏俄对外蒙古的全面、彻底的控制，历史课本少有提及，人们一直也是雾中看花。
不过，外蒙古分裂，中东路侵略战争使得中苏矛盾空前加剧，日本也就有了浑水摸鱼的条件。
等到九一八事变陆续爆发后，国力孱弱的中国的北方，在日本、苏俄两大邻国虎视眈眈中，更是危机四伏。
七七事变爆发最初，确实也像是日苏对华势力扩张的又一轮新的狂潮。
在七七事变之后十日，7月17日，蒋先生在庐山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在这次著名的"最后关头"为主题的演说中，蒋先生即认为：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
不仅当年，甚至直到现在，坊间依然有偶然突发说。
同样在这篇讲话里，蒋先生粗线条描叙了当年的华北态势，也就间接诠释了偶然突发这一问题：
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
长城抗战之后，日军不断尝试对华北的军事挤压、侵略。
同期，南京政府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也开始逐步着手准备应变日本可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
随着《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协议签订，华北成为中日战略缓冲的重要地带。
由此，南京政府争得机会，得以加紧实施军改，进口武器，修建大纵深绵延到武汉、河南、山西等地的国防工事。
历史证明，数年备战，孱弱的中国在抗战前夕，基本完成了政令、军令统一，完成了大部分军队番号编成、一定的战略物资储备、以及必要的战略纵深国防工事的修建。
可见，华北缓冲战略，尤其重要。
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
日军炮击、空袭中国军队南苑基地。
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何香凝、续范亭等爱国志士愤怒谴责国民政府的华北缓冲战略，至今看时，张学良、杨虎城、何香凝、续范亭等人确实也没有什么抗日战略眼光。
如是国民政府的华北缓冲战略能够执行到1940年以后，逐年以降，随着中国人的现代家国意识苏醒，现代金融、工业的发展，中国抗战也就必然相对更具反击的力量。
否则，在1936、37年中日军力对比，实为中国近代化军队于日本现代化军队的对抗。悬殊极大，中国必将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惨烈的牺牲。
张学良、杨虎城、续范亭都是军中精英，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问题。
尤其张学良，对中日国力战力悬殊更是心知肚明。
——仅仅是他的东北军遗弃在东北的进口克虏伯设备兵工厂和其他东北军兵工厂，其产能也是内地根本无法追赶的。
然而，这批工厂、设备等等全部为日本陆军缴获，东北也就随之变成日军在发动侵华作战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最为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
口号激动人心，人们也就忽视了中国与日本在军力、国力相较悬殊的现实。
非常可惜，华北缓冲战略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而最终失败。
于是，中国走到1937年的8月，已经走在了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边沿。
七七事变，尤其事变发展到7月17日，日军已经空前破坏了中国最后的华北缓冲战略。
在军事上，因为中日国力、军力存在巨大悬殊，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机械化优势的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控制平津，已经在全面侵华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向中国腹地全面的、主动的作战先机。
由华北沿津浦线南下，日军可以策应日军在华东登陆，在海陆方面钳击上海、华东。
一旦如此，中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京沪杭地区和南京，几乎就随时处于日军一个普通步兵的三八大盖步枪的射程。
如果日军抢占先机，由华北沿平汉线南下，日军则可以攻略冀豫腹地，夺取中原，进逼华中，撼动长江中游。
如此一来，中国腹地势必糜烂，失去第二地理棱线自然的抗日阵地，中国军队会被分割东西两部，全局将陷入糜烂，抗战持久战自然无从说起。
训练中的八路军战士。
沙飞镜头里八路军战士。
同时，日军如是抢先由华北沿平绥线西进，日军机械化将轻松攻击、占领山西，进而西渡黄河，攻击西安，经略西北。
届时，日军顺势沿邓艾灭蜀，元蒙灭宋的路线，直接攻击中国抗日大后方，不过迟早的事情。
可见，七七事变发展到日军控制津浦、平汉、平绥三线后，在战略上处于完全主动的日军犹如三把锋利的匕首，对准了中国最柔软、最致命华中、华东战略要地。
何时刺杀，怎么刺杀，全在日军的选择。
——也正是如此，日本军民民粹民愤情绪才日益高涨，日军这才不顾一切跨越制令线进犯南京，继而不顾头尾进犯华中腹地，甚至在万里之外的华南开辟战场……
因而，在评估这一战争态势之后，蒋先生在最后关头讲话中尤其精辟指出：
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
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必然要做出最后的选择。
反击，毫无悬念。
在军事角度去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一路隐忍，最终，还是由淞沪战场的全面决战，继而拉开波澜壮阔的八年全面抗战帷幕的主要原因。
驻防卢沟桥的中国军队。
七七事变后，突入天津的日军。
就此，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抗日国军在南京政府调动下，以简陋的武器，前仆后继冲向淞沪战场，南口战场，忻口战场以及更多的抗日战场。
8月22日，原西北主力红军改编成国军第八路军，也就此走向抗日战场。
由七七事变开始，中国经历八年抗战。
在艰苦卓越的八年抗战中，为努力与牺牲砥砺，中国和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和现代意义上的家国理念为此唤醒。
由此，中国于积贫积弱之下无论胜败，绝不言和，以近代化军队和广袤空间，死磕现代化日军全面侵略，既赢得了世界盟国成立的事件，更赢得了近现代以来空前的国家声望。
战后，中国成为二战战胜国五强之一，跻身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就此可见，这段历史，在客观上，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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