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扭转人类世的灭绝困境？如何尽可能地规避一场以全球性危机为指征的全球劫难？贝特森、加塔利和拉图尔的生态审美救赎方案，是我们基于上述问题域，能够期待的可资借鉴的三种思想资源。1．贝特森的递归认识论美国思想家格里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是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他一生的智识活动完全不受学科壁垒的制约，思想的骏马驰骋于人类学、控制论、生物进化论、心理学和语言学等迥然不同的学科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期，也就是贝特森生命的最后十几个年头(主要是最后五年)，他用人生前六十年广博的知识积淀应对时代生态危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递归认识论(recursive epistemology)。递归认识论的产生源于对人类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首先，贝特森认为人类生态灾难的内在威胁来自于认识论的错误。他从认识论的变革入手，将“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理论成果引入生态学研究，开创性的将生态系统定义为生态信息系统，以之取代传统生态系统模型之物质或能量系统，奠定了递归认识论的基石。其二，贝特森认为西方科学中控制自然的思想是生态困境的重要推手。西方科学的一贯信念(诸如：线性逻辑和量化方法)非但对解释生命系统于事无补，而且，错误的预设了量化措施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管理能力。因此，贝特森将美学与科学的联结视作“第二洞见”(second vision)，以之与西方科学的“单一洞见”(single vision)相抗衡，完成了对于递归认识论的初步构想。其三，贝特森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为此做了以下两点努力：一是倡导“有机体与环境加权”(organism plus environment)式生存模式，认为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共同演化结构(co－evolutionary framework)，有机体的生存必须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有机体自身，维持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人类生存的关键所在。二是以“神圣”作为生物圈的统一性的媒介，隐喻了地球表面及其不可侵犯性，为我们预设了一个“没有上帝的统一性视角”，这就在“第二洞见”之外，以美学、意识和神圣的“三位一体”回应了整体主义的理论难题，并由此形成了被贝特森奉为“生命与环境的终极真理”的三组关系——神圣与美学、美学与意识、意识与神圣——集中体现在被贝特森视作递归认识论的真正答案的心智生态学(ecology of mind)上，以这三组关系为依托寻求生命的统一性，促成了贝特森在《天使之惧》中对递归认识论的系统论述。那么，到底何谓递归认识论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术语入手来理解递归认识论，它们分别是自然形式、自然过程和关联模式。首先，递归认识论将自然形式思考为一种“抽象结构”——递归形式，在贝特森看来，生命系统通过发出指令来控制生命演化序列的递归性特征，接近“结构”的本质。贝特森从生物发生学和生物进化的元控制理论出发，将递归形式的成因诠释为生命演化序列中的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生命形式自发的创造自身组织的过程，其典型特征为自我指涉，亦即生物结构的“整体成为整个发育过程的各个部分”。此种意义上讲，通过自然形式就可以洞见生态系统整体在生命演化过程中融入各个部分的发展的递归过程。其二，递归认识论将自然过程思考为一种遵循“再进入”(re－entry)逻辑的递归过程，它可以形象的描述为一种螺旋式递归循环(recursive looping)。递归循环“再进入”生态系统的信息回路时，非但不否定循环还自动引导循环，它从信息回路的“终点”朝着“起点”螺旋式上升，在持续的再循环(re－cycle)中维持自身。其三，递归认识论将对生态系统的持存(survival)与否的感知，赋予关联模式这一抽象的审美模式，体现为“内在”的心智活动和“外在”的自然环境的交叉关联(cross－correlation)。审美的关联模式将生态秩序的变化和稳定内在于其中：自然过程之内在的生态逻辑表现为一种沟通过程，当沟通过程出现障碍时，关联模式的连续性就会中断；自然形式之外在的形式逻辑呼应内在的生态逻辑，将连续性的中断(非连续性)表现为一种反身性(reflective)的差异模式，以“差异”为指征可以辨识生态恶化的线索。以审美的关联模式为基础，贝特森通过“掠视界面(scanning the interface)”模型实施了递归认识论。“掠视界面”模型模仿盲人感知“差异”的掠视过程，通过意识与无意识同构的“双重视象”，透过自然形式的“差异”洞见自然进程的生命特征，完成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的诊断，以此达成生态审美救赎的目的。2．加塔利的情动本体论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国际社会活动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是法国20世纪的一颗璀璨的思想明星，他终生活跃于各种思想或实践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曾在拉博德(La Borde)诊所师从拉康从事过精神分析实践，也曾是德勒兹“双手连弹”的学术伙伴；20世纪80年代之后，加塔利顺应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将理论转向为对生态学和美学的思考，开启了人类文明救赎之路。加塔利迈向生态审美救赎的第一步是对“自然”的重新定义。早在加塔利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1972)中，就通过“机器论”阐释了一种强度逻辑下的关系模式和生命图景：世间万物都是由欲望之流(Fluxes)所维系的“欲望机器”，各种机器彼此连接进行着“欲望生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被诠释为一种深层生命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更多的区别：自然的人性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在作为生产或工业的自然中成为一体，……自然是作为人的与经由人进行的生产。人不再作为创造之王，反而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即全部形式或全部类型的深层生命与之关系密切，他甚至要对星星与动物负责……人与自然不是作为两个彼此相对的项，……它们正是生产者与产品的同一个本质实在性”。机器论以一种强度逻辑模糊了自然与人工、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和无机界)的边界，为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思想以情动(affect)为支点，阐释生态系统中“生成”流变的物种关系奠定了“空间”基础。生态智慧思想是加塔利为人类文明救赎开出的“药方”，集中反映在其生前最后两部著作《三重生态学》和《混沌互渗》中。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的扉页开明宗义，提出了以生态智慧来拯救生态危机的主张：“只有一种存在于三重生态注册(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类主体性)之间的伦理与政治的表述——我称之为生态智慧——才可能阐明这些问题(人类的诸多生态、生存危机)。”生态智慧在这里被视作一种建基于三重生态学(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之上的广义生态学(generalised ecology)，是一种体现为自然生态智慧、社会生态智慧和精神生态智慧的“二律背反”的全局性生态智慧。生态审美救赎的关键恰恰在此“二律背反”原则，在加塔利看来，三重生态智慧之间的“二律背反”原则使“我们面临的每个存在之域，不是作为某种自我封闭的‘自在’(in－itself)状态，而是作为一种以开放性为本质特点的‘自为’(for－itself)状态”。正是基于对个体的“自为”存在的诉求，使加塔利将生态智慧的目标指向主体性生产，在他看来，“生态智慧问题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人类存在自身——人类主体性的生产问题，它指向个体和/或集体的再特异化(resingularization)”。正因如此，在之后的著作《混沌互渗》中，加塔利将生态智慧的目标最终落脚到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之四个本体论函子：“物质、能量和符号的流(Fluxes)、具体的和抽象的机器语系(machinic Phylums)、潜在的价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和有限的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从而以主体性生产为媒介完成了从生态智慧通向人类“自为”存在的天才设想。那么，加塔利到底是如何通过主体性生产履行生态审美救赎的呢？我们姑且搁置加塔利以混沌互渗理论对主体性生产的宇宙玄思，转而从深层审美机制视角来考察主体性生产的发生原理。主体性生产建立在人类审美感知系统二分为变异的感动和情动(mutant percept and affect)与一般性感知的基础上。主体性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态审美的过程：一方面，一般性感知倾向于感知某些感兴趣的、可辨识的对象，致力于借助知识对该对象的意义或信息的审美再现(aesthetic representation)，不断的建构我们的“存在之域”，借以维持人类主体性的持存；另一方面，变异的感动和情动独立于组织化的再现系统之外，致力于“从一般的感觉和思维状态中抽离出解辖域化的(deterritorialised )感动和情动，……为我们带来主体性形式的根本变异”， 通过“生成－他者”走向审美创造(aesthetic creation)，使我们摆脱现实世界的桎梏，逃逸出既定的“存在之域”，向前所未有的“价值世界”开放自身，完成人类主体性的变异——使生命本体始终持守一种开放性的“自为”存在，走向“差异”的“永恒回归”——一切都不断的从零开始，一切都在混沌的涌现点上递归新生状态。经由主体性生产通达“自为”存在的过程，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以“变异的感动和情动”为中心的“新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情动本体论(affective ontology)——一种持续地开放和更新的分形本体论(fractal ontology)。 由此反观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思想，不难洞见其生态审美救赎之道的精妙之处：首先，精神生态向度的主体性生产，通过“生成—他者”使个体主体性走向特异性(singularity)，使每个人都拥有特异性的心智模式，并因此而步入“艺术化生存”。其二，社会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致力于使群体主体性走向异质性(heterogeneity)，使整个社会步入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最终迎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公正。最后，社会生态向度和精神生态向度以“二律背反”之势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向度，通过对“人性”之“欲望”的消减，达成对自然之“物性”的尊重，其结果是迎来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这就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审美地激活了生态智慧，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的全面和谐，使人类与非人类一起，更加健康而持久的“栖居”在人类星球上。3．拉图尔的行动本体论当代法国哲学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带着他的行动本体论加入到人类世思想阵营。20世纪80年代晚期，拉图尔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阵营转向实践，提出了著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和广义对称性原则，以此奠定了行动本体论的基础。行动本体论以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actors/actants)所构成的“集体”彻底取代了自然和社会的二元论，在行动者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网络状结构——行动者网络，多样化的行动者本体在“行动者网络”中异质同构，形成人类与非人类“杂合”(hybrid)的、差异性的“存在模式”。拉图尔前期的系列著作，诸如：《实验室生活》《我们从未现代过》《存在模式的探究——现代的人类学》，等等，都是围绕行动本体论展开的。《面向盖娅：关于新气候政体的八个演说》(Facing Gaia：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2017)一书，则为拉图尔将其行动本体论切入人类世困境的创造性思索。该书中，拉图尔将广义对称性原则扩展到对整个地球的考量，充分借鉴了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假说”和彼得•斯劳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的“球体免疫学”，致力于在“盖娅”庇护下的地球关键带(critical zones，简称：CZ)里实施其行动本体论。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以大地之母盖娅将地球上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统一为彼此关联的整体，激活了拉图尔的行动本体论所设想的终结了自然和社会二元论的“第三种自然观”。在以“盖娅”重新定义了“自然”的基础上，拉图尔通过借鉴斯劳特迪克的“免疫学”思想，批判了将地球简化为球体模型的“全球”愿景，实现了“盖娅”的“在地化”：“盖娅根本不是一个球体。盖娅只占据了一小片薄膜，只有几公里厚，是地球关键带脆弱的保护膜。这就将盖娅安置在地球关键带里，为在真实的生活领域履行生态审美救赎找到了现实可行的基础。正因如此，拉图尔高度评价了斯劳特迪克，认为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了在宇宙中、在地球上的意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门直接回应人类世需求的哲学，让我们回到地面(down to Earth)”。那么，地球关键带到底如何让我们回到地面呢？在拉图尔作为第二作者与景观建筑师Alexandra Arènes和地球化学家Jérôme Gaillardet合作的《赋予地表深度——一项关键带的盖娅－制图练习》一文中，对关键带的定位如下：“从林冠层(canopy)顶部到母岩(mother rocks)的层(大部分是大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薄的、多孔的和可渗透的层，在这些层中，生命通过激活或催化物理和化学反应改变了物质的循环。这些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反应产生了一种皮肤、一种光泽面、一种生物膜，其反应性和脆弱性已成为围绕人类世这一有争议概念的多学科研究的中心话题。”由此不难洞见，地球关键带的空间范围从低层大气延伸到深层岩石，其中所发生着的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反应形成一层“保护膜”(拉图尔称之为“盖娅”)，它呵护着关键带中的地球生命免疫系统和全部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活动，并因此而成为人类世研究的核心议题。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地球关键带的反应性和脆弱性体现在哪里呢？这就将拉图尔的思想脉络，重新引向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洛夫洛克将盖娅视作“全能的自动调温器”，它通过控制论意义上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s)来完成自我调控。拉图尔否定了洛夫洛克将盖娅视作控制论意义上的机器的观点，但却保留了对“反馈循环”的借鉴，将我们对地球的理解从“全球”转向“准反馈循环”(quasi－feedback loops)，其见解可概括如下：所谓“地球的存在”就是以“准反馈循环”的形式存在于地球关键带中的缓慢操作；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反馈循环，才能逐步了解我们生活的地方及其所需要的大气条件，并从中获得更有针对性、也更加迫切需要的救赎经验；这些反馈循环是一种“认知、情感、审美美德的缓慢、渐进的融合，……每经过一次循环之后，我们就会对我们居住的脆弱的保护膜更加敏感，也反应更加灵敏”。这无疑将我们对于准反馈循环的“敏感性”(sensitivity)纳入人类世救赎视野，因为我们必须首先感受到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才能明白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敏感性”的诉求激活了行动本体论，在拉图尔看来，只有在地球关键带中建立行动者网络，才可以看到准反馈循环的结果，而对这些反馈结果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则可以帮助我们积累足够的“经验”，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代理人和一个有公信力的政治行动者。最终，拉图尔寄希望于“美学”能提高我们感知的“敏感性”，这就在“美学”的救赎意义上，与贝特森和加塔利达成共识；至于如何提高“敏感性”，拉图尔给出的策略是建立关键带的“盖娅制图学”，通过对于关键带里的准反馈循环进行定量的检测和分析，考察人类对于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进而积极的做出行动。
三、生态审美救赎之道：
反身性地重构人类与非人类共享的生命之网
三位思想者的救世之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生态审美救赎的问题域。首先，贝特森的递归认识论应对了可持续发展悖论，“掠视界面”模型的创建及其对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的诊断，使人类在地球上永续生存的问题从理论上得以可能。递归认识论完成了两个变革：一是生态系统模型的变革：生态系统被视作一种“三论”意义上的“恒温器”，它遵循递归式的反馈循环模式，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总能回到出发的原点，完成一个递归过程；二是人类生存模式的变革：人类只有在递归性的因果链条下“靠自己生活”(live upon themselves)，才能跨越时间的长河而走向永续生存。其二，加塔利的情动本体论，以追求生命创造的可能性为指导原则，将生态审美救赎的焦点锁定伦理美学范式下的主体性生产，迎来了受制于技术的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一是通过“生成－他者”(特别是“生成－动物”)开启了人类主体性的“逃逸线”，以一种开放性的“自为”存在，将人类从技术“上瘾”症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二是通过三重生态向度的“二律悖反”，将人类主体性的更新福及自然生态向度，致力于促进和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最后，拉图尔一改将人类抛掷于无限宇宙中心的“全球”概念，试图为我们打开地球关键带这一人类真实的生活空间，将生态审美救赎的焦点指向地球关键带中生命免疫系统的“保护膜”(拉图尔所谓的“盖娅”)，并通过建立以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作为“扭结”的行动者网络，来回应“保护膜”的反应性和脆弱性：一方面依靠“行动者网络”的规模效应，规避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论证，抛开超神论意义上的“全球”遐想，将地球关键带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通过“行动者”对“准反馈循环”的敏感性，及时地监控地球关键带中的气候和大气环境，并有的放矢地采取拯救行动。那么，如果我们试着站在三位思想者的肩膀上构想一个生态审美救赎的理论模型，该何去何从？最佳答案应该是对三者的思想精粹进行整合与重构，并且，新创的理论模型至少应回答如下问题：其一，我们要拯救的是什么？它既不是理想主义的“全球”，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荒野”，而是作为我们真实的生活领域的地球关键带及其脆弱的“保护膜”。“保护膜”所呵护的内稳态的大气环境及其生命免疫系统，是地球生命得以持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对地球的一切破坏行为(无论从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所损伤的都是这层作为生命屏障的“保护膜”；我们保护地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所针对的也应该是这层几公里厚的“保护膜”；任何救赎行动如果不从时空结构上指向这层“保护膜”，将不具备现实可行的基础。其二，我们何以拯救？靠人类自己！人类应该对地球关键带及自身命运负责，负责的途径有二：一是人类对自身的改造：通过消减人类的欲望，减轻对自然的戕害。加塔利的情动本体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它通过主体性生产所形成的多元价值逻辑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来对抗以物欲为中心的单一价值逻辑，从而达成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二是人类对自然的“症候”的回应：通过对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洞察，发觉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积极的采取行动。贝特森和拉图尔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贝特森的“掠视界面”模型，诠释了如何以“差异”为指征，利用“反馈循环”来诊断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的具体方法；拉图尔的“盖娅制图学”则通过对地球关键带中“准反馈循环”的检测，考察人类对于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及其特征。其三，我们拿什么拯救？面对人类世复杂而全新的境况，我们至少应做如下两种考量：一是对人类的重新定义：加塔利通过“生成－他者”的哲思取得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关联，但却没有就人类系统和非人类系统做出根本区分；拉图尔则直接定义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来扮演人类世舞台上行动的新角色。二是维持地球关键带里内稳态的生命环境：贝特森的“掠视界面”模型是一种基于定性分析考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的伟大理论构想；拉图尔的“盖娅制图学”对地球关键带里的一系列准反馈循环的检测，则融入了科学的定量分析；将贝特森和拉图尔的理论构想相融合，充分建立对地球关键带中“反馈循环”的敏感性，是我们可期待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反观三位思想者的理论精髓，不难洞见建构任何一个理想的生态审美救赎理论模型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居间(in－between)原则。人类世语境下，人与自然双双消解于互惠共生的生命之网中，“网络节点”作为生命之网的居间空间，是创造和情动得以发生的不确定性空间，其中所发生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多重生命创造关系，是我们思索的真正入口和救赎的必然环节。秉承此居间原则，人类与非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拉图尔所谓的“行动者”)将共同维护地球关键带的“保护膜”及其全球生命免疫系统的健康；进而可以预见，“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标志着人类种系终结的议题，将与数字技术和新生物种密切纠葛，展现出复杂而又危险的未来图景。二是反身性(reflexive)原则。如果要继续延续对生命之网的诠释，就必然关涉到反身性概念。反身性有两种：一是来自于自然和历史的循环性反身性，它旨在朝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反身性地重构人类历史进程。贝特森和拉图尔借以诊断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反馈循环”就属于这类反身性。二是自我指涉的反身性，这是一种通过自我反思，使个体经验重返自身的心智塑造机制。贝特森的递归认识论让人类心智参与“反馈循环”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的诊断，拉图尔的行动本体论让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参与检测准反馈循环，其目的都是责成人类反思自身对环境的影响，而后积极的采取行动(包括调整自身行为)履行救赎。三是分形(fractal)原则。加塔利的情动本体论就是一种通向“自为”存在的分形的本体论(fractal ontology)，它不断的开启时间的断裂点和生成的逃逸线，使存在本身不断的蜕变、萌芽和更新——此乃分形原则的根本诉求。情动本体论为我们开启了原—主体性的万物有灵的世界，使我们回到前个体(pre－individual)的无意识，迎来个体的特异性和群体的异质性，使我们从绑定在特定社会角色中的自我中“逃逸”出来。当今数码技术之所以能够捆绑人类，关键在于它开掘了前个体的资源，把人类牢牢困在“算法”中。加塔利的情动本体论的救赎价值也恰恰在于，通过回归前个体产生“分形”，破解技术从“前个体”层面对人类的钳制，将人类从病理性的自我中解救出来。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有必要提及的是，针对2020年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拉图尔基于其行动本体论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与病毒的斗争，是为下一次的环境危机做预演》的文章，无不悲愤地指出：“悲剧的是……用可怕的剧毒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条件的致病因子，不是病毒，而是人类！不是所有人，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向我们发起了一场没有宣言的战争。”毋庸置疑，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在下一次环境危机到来之前，人类(尤其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是时候彻底反思自身，为人类历史不至于走向消亡担负起全部责任了！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论文之所以选择围绕“生态审美救赎”而非“生态救赎”展开论证，原因在于，任何一种救赎方案都离不开美学和科学的联姻：美学是贝特森“骑了60年的那头驴子”；美学是加塔利伦理美学范式的立论根基；美学是拉图尔的“行动者”感知“准反馈循环”的“敏感性”的依托，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美学(而非科学)我们才能洞察生态整体，否则任何救赎都无从谈起。最后必须要厘清的是，人类世生态审美救赎不能局限于以人类的永续生存为唯一目标，更要秉承贝特森所倡导的“有价值地生存”，或者斯蒂格勒所崇尚的“活得其所”，总之要遵循一种正确的生存观和豁达的生死观来追求美好而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把握我们能够把握的，最终的一切交由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