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论文精粹 』闫先东等：基础设施投资、财政支出分权与最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财政支出分权与最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闫先东　廖为鼎 

    本文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累积主要由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引起这一典型性事实，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建立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部门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而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条件。同时，本文对1996-2016年我国分省的非基础设施行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行业资本存量规模进行了估算，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估计了，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我国生产函数。基于相关参数设定，本文运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影响均衡政府债务规模的主要因素，以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GDP比重的最优区间水平。

    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一是给定其他参数，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占产出的比重与基础设施投资债务融资比重成正比，但债务融资比重超出一定临界值水平，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二是给定其他参数不变，基础设施投资占产出的比重上升，将推升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占产出的比重；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占产出比重上升，确保经济系统收敛至平衡增长路径的，基础设施投资债务融资比重临界值水平将下降。三是由于非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之比趋于下降，给定其他参数，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产出比重的长期均衡水平呈下降态势。四是根据本文设定的参数取值区间及数值模拟结果，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GDP比重的最优区间为[25.4%,47.7%]。考虑到隐性债务因素，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能已经超出上述最优区间的上限，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比重，明显高于本文测算得到的最优值水平。

    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依据各项经济运行参数，科学制定中长期政府债务规模合理区间水平，并基于此严格约束政府债务规模增速。二是“开正门，堵偏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弱化地方政府举借隐性债务的动机，及时发现和堵住地方政府通过拉长融资链条、“名股实债”、保底保收益等方式，借助政府信用违规举债的渠道。三是强化中央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尤其需要将一部分跨区域重大项目的建设和维护职能上收至中央，改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同时有助于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举债空间，减轻地方政府举债压力。四是创新机制缓释存量债务风险，如优化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提高非基础设施行业投资效率，改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加强央行和财政部门协调，夯实金融机构资本金水平，为债务风险处置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简介：

闫先东，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经济学博士

廖为鼎，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经济学博士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2019年第2期

策 划：邢    丽

 采 编：何利辉  于婧华  周广帅（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