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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北京时值金秋,天高气爽蓝天白云,我受邀赴京参加了首届的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发表了题为〈《牛津英语词典》与文化传承:以几个中国词汇为例〉的专题演讲,从词典收录的“红军”“长征”到“延安”,“汉语拼音”“普通话”讲起。国内外辞书界、语言界的许多领头人物都现身语博会,一起前来共襄盛举,對話討論。

 

词典学(lexicography)是个专业的领域,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编词典是个极端孤寂、耗时甚久的工作。编者为了记录相关的语言以成“词”汇之“典”,常须大量搜集语言材料做成索引档案,抽丝剥茧分门别类,萃取出其中关键的字词,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编排,逐条释义,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如字形、发音、词性、例证、用法等等。

 

在近现代,远者有德国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所编的《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这两位以格林童话闻名于世的兄弟也是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他们从19世纪上半叶起就开始擘划一部规模宏大的词典,打算收录上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下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时间跨度300年的所有德语词汇。他们孤寂努力了30年,过世时只编了三分之一,死后有其他学者陆续接手,整部词典时至20世纪中叶才得以出齐,全书32卷的规模,前后共花了123年的时间。

 


接着,有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受到德国格林兄弟的启发,英国的“语文学会”(Philological Society)在格林兄弟20年后决议编纂一套大型的英语词典,来记录自古至今所有的英语词汇。首任的主编为自学成功的语文学家詹姆斯‧穆雷(James Murray),他埋首于自家的工作室“书斋”(Scriptorium)36年,消化、处理重达数英吨重的数据,直到过世为止。经过了前后共计71年的冗长岁月,主编中途数度易手,10巨册的词典终于在20世纪初出齐。第二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989年出版,共有20巨册,第三版预计于2037年编成,目前工作还在积极地进行中。

 

2011年,美国出版了《芝加哥亚述语词典》(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仿效《牛津英语词典》,于20世纪初开始编纂古代两河流域的阿卡德语(Akkadian language)词典,前后历时长达90年,编辑工作由跨国团队薪火相传,接力合作而终底于成。这套中亚古文明的词典巨著共21册,总页数达一万页,如同一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百科全书。

 

在咱们中国,不管是“小字典,大文化”的《新华字典》,或是为普通话的规范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现代汉语词典》,或是在语文、百科企图完整纪录汉语的《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抑或是汉英方面迄今规模最宏大、陆谷孙生前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所有参与其中的专家学者都孜孜矻矻伏首案前,为这维系中华民族命脉的文化事业做出传世的贡献。

 

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这样类似的身影多所有之。他们出于对语言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不计任何成本,一头便栽进浩瀚的词海,纵入繁琐孤寂的词典编纂。他们或是传教士,或是学校教师,或是语言学家,或是文史工作者,或只是单纯的热心人士,忍受了孤寂,不为任何名利,灯下案前孜孜不倦,只为了成就一个梦想,完成一个使命。

 

文人的孤寂身影,时间的漫漫长河,益发令人肃然起敬。



曾泰元,台湾东吴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原系主任,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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