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 | 略论王安石的诗

▲王安石像（南熏殿历代圣贤名人像）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更其主要地是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身份而存在着的。关于这一方面，从梁启超起，已经初步加以论述。近几年来，我们更有机会读到邓广铭教授写的简明扼要的小册子《王安石》以及尚钺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有关这位杰出人物的部分。因此，关于他的政治活动，在本文中将不再涉及。

应当指出的是，从近年的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评介这位历史人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一生是为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战斗着的。他的思想行为虽然不免更多地是从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效果上，获得利益的，却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作为他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活动，正式和他的政治活动密切地关联着的，他的创作因而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宝贵的遗产。在文学史研究中，如果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王安石，不是很妥当的。

王安石是一位散文家，又是一位诗人。在这里，我只准备涉及他的诗。而为了便于说明他的诗，我还想极其简略地先谈谈他的文学观点。

和许多古代著名的作家一样，王安石从来不甘心把自己算作一个纯然的作家，而是首先要将自己列入企图并且能够为国家人民服务的人物行列中去的。当他和欧阳修初次见面的时候，这位老前辈很重视他的诗文，再送他的诗中，曾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赠王介甫》）的句子。将王安石比成自己平生所最敬佩的李白和韩愈。但王安石却回答说：“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寄》）这一则逸事正可以说明：王安石是并不以自己的文学成就为满足的。

但王安石并不像某些道学家那样，以狭隘的态度排斥文学。相反的，他是重视文学的功能的，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是有其鲜明的主张的：“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上人书》）肯定内容重于形式，同时并不否认应当讲求形式，肯定艺术技巧必须服从思想内容，同时又不能只注意思想内容。王安石这种文学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认为是健康的，比较全面的。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王安石对于在其以前的古典作家就特别重视孟轲、杜甫、韩愈，也尊敬同时代的前辈欧阳修、梅尧臣，而对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甚至于还因为他的作品“言酒、色盖什八九”（王得臣《麈史》）而感到遗憾（当然，王安石对李白这种评价是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的）；而他自己的写作，也都是比较严肃认真的。当有人不了解他的写作意图而勉强他对自己的作品作一些修改的时候，他就只好断然地拒绝说：“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答钱公辅学士书》）

王安石是一个刚强，几乎显得有些执拗的人；同时又具有真率、热情的性格。他一生执着而热烈地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在部分地实现之后，又由于当时政治社会的复杂条件而不能贯彻到底。在一生最后的十年中，他已经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在最后的一年中，他更伤痛地、无可如何地看到他亲手艰难缔造起来的事业的毁灭。他的希望，他的追求，他的愉快和哀伤，都丰富而鲜明地反映在其创作里，特别表现在其诗里。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具有和其散文相同的长于议论的特点，但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一些，因为比起诗来，古文究竟是偏于应用的。同时，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作家诗风的变迁，也较为明显。正如叶梦得所说的：“荆公（王安石于1030年封荆国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又‘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根据这一说法，我们大致上可以将王安石的诗歌分为三期，在三十六岁入汴京任群牧判官以前为前期，其诗以尚意气，少含蓄为特征。在五十六岁罢相退休江宁以后为后期，其诗以深婉不迫为特征。或者如别的批评家所说的，诗人到了晚年，“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而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精深华妙”（无名氏《漫叟诗话》）的境界。至于从三十六岁到五十六岁这二十年，则是王安石先向自己理想的事业突进，经过许多曲折艰难的道路，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反对派的围攻之中，终于又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的时期。随着政治事业的变化与文学修养的增进，他的中期的诗作就同时具有前后两期的一些特征。虽然由于我们对这位诗人研究得很不够，但这种区别大体上仍然是可以看得出的。

在王安石的诗作中，对当时政治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正面地表示态度的作品，是很主要的一部分。

这两篇诗都是诗人早年的作品，虽然前一篇近于政论，后一篇则是寓言，表现方式各有不同，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注意则是一致的。特别是“秃山”一篇，继承了晚周诸子所惯用的寓言体，将“天下生齿日众，吏为贪牟，公家无储积，而上未尽教养之方”（李璧《王荆文公诗笺注》）等种种弊害，作了生动的比譬，这对于当时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形势来说，正是一个严重的警告。王安石这类的作品是很多的，在当时所起的战斗作用也是显著的。如《兼并》一篇，艺术性并不算高，但却引起了反对派很大的嫉恨。在苏辙晚年写的《诗病五事》中，就因此对王安石大加攻击，他说：“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之酷者也。”这一来自反面的意见，证明了新法对于裁抑豪强是大有效果的，也证明了这些诗篇，乃是王安石整个事业的一部分。

▲王荆公诗李壁注

王安石在知制诰的时候，屡次奉派担任进士考试的阅卷官。在唐代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举制度，到了北宋，早已不能满足客观要求。王安石虽然也是从这一条道路出身的，可是自来就反对这样一种已经过时的制度。现在，却又抱着反感来担任这个工作，怎么能不引起他沉痛的回忆和改革的希望呢？

这是对于不合理的选拔人才制度的抗议，这是一个走过了错路的人在注视着许多人又在走着同样的错路，可又无法纠正他们的情况下，产生的愤慨。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在祖国封建社会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曾经使得无数优秀人物的青春生命消磨于无用之地。王安石在执政以后，立即废止了考诗赋，而考试经义，对应考的读书人提出了通经致用的要求，其思想基础，如这些作品所示，正在较早的时期就奠定了的。在祖国文学史上，对于并不能真正选拔为国家服务的人才的科举制度，王安石是最早的抗议者。

新法实施的成就，在诗人的笔下，也有着真实的反映。

这是一幅田家乐的画图。由于水利的兴修以及其它措施，粮食增产了，物价降低了，人民载歌载舞，连平常也像过着节日。这就是这位退休了的、年纪已有六十一岁的老政治家最大的安慰。诗篇中人民的形象是愉快的，诗人的心情也是愉快的。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咏史和怀古的诗。这是其诗作中的可与一些政治诗相发明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在一篇题为《读史》的七言律诗里，诗人说：“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正因为过去的一些记载和评论往往是这样靠不住的，所以诗人不得不发表一些富有独创性的精辟论断。诗人对于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独特的个性，也就在这些论断中流露出来。

唐代诗人写这一题材的很多。有的人故神其说，把桃花源当成仙境，如王维在《桃源行》中所说：“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有的人又不必要地对成仙的说法加以驳斥，如韩愈在同题中所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这些作品，虽然各有用意和成就，但都和陶渊明原作在思想上是有较大的距离的。只有王安石的这一篇却丰富了陶诗的内容，将原作“秋熟靡王税”的理想更进一步发展为“虽有父子无君臣”，即指出了人民所向往的，乃是一个保有家庭纯朴关系，却无封建剥削的世界；而桃花源传说之所以产生，也正是人民对于这一理想世界追求的反映。王安石在诗中写出了人民的理想，并为历史上老是出现使人民陷于苦难的朝代而流泪，这种感情，是只有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才能了解得更深刻的。

这是一篇诗体的杜甫评传，也是一篇如实的赞歌。王安石在毫无保留的赞叹中，塑造了伟大的杜甫的真实形象。杜甫的创作成就、政治抱负的不幸命运及其对后代的影响都在这篇赞歌中得到了完整的描写。从唐代以来，许多人对杜甫的评价，常常只局限于他的艺术技巧的高不可攀，或者片面地强调他忠君的一方面。但王安石却指出了杜甫和广大人民血肉相连这一事实，从而抉发了他之所以获得伟大成就的最主要的根源，因而这篇诗就成为为数众多的杜甫赞歌中最杰出的作品。

▲王安石像

在论到这一类的诗篇时，我们不能不一谈自来为人传诵而又为人误会的《明妃曲》。

在这两篇诗中，王安石以非常优美的笔触勾画出了绝代佳人王昭君的形象，她的不幸的命运和去国怀乡的深厚感情。此外，诗人也写了给昭君送行的君王、远道寄信的家人和途中偶然遇见的沙上行人。君王杀了画工，自然无助于挽回已经注定了的王昭君的命运，但诗人在这里却巧妙地翻了一下案，说王昭君生得太好了，原是画也画不出的，所以毛延寿死得不免冤枉。这样，就不仅写了汉元帝的糊涂，并对昭君的美丽作了极其出色的刻画。家人希望王昭君回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既然绝无可能，就只好借陈皇后失宠的事情来对她进行宽解：远嫁胡中，固然是失意，但在汉朝又怎见得不失意呢？那么，还是勉强地过下去吧。这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至于那位听到琵琶声而回头的沙上行人，虽然诗中并没有说明他是什么人，但在句法上，沙上行人是和汉宫侍女相对的，而且他又公然以胡恩深而汉恩浅的道理劝说昭君，显见得是个胡人。那种话听来虽然很刺耳，但既然出于胡人之口，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当然，这样一些人的出现，只是为更突出地刻画王昭君的命运和感情。所以尽管家人“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话是那样地近情，沙上行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话是那样地富于挑拨性和诱惑力，然而昭君仍然弹着饱含幽怨的琵琶，在着尽汉宫衣之后，凄然地死去。即使后来连青冢都芜没了，但幽怨的琵琶却还流传了下来，不断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总之，诗篇用意在痛惜这一古代著名女性的遭遇，珍重和同情她怀念祖国的心情，完全是无可怀疑的。（本段参用朱自清先生的说法。）

然而像这样两篇好得出奇的诗却长期地被人误会着，甚至于被人用来作为对诗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资本。他们将“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自深”等句鲁莽地或者故意地算作诗人自己的意见，从而作出错误的论断来。如范冲就曾对宋高宗赵构说：“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这种深文罗织，诚然是无赖手段，但给王安石诗作注的李壁，在引了这段材料之后，也不加辨驳，反认为这是“诗人务一时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那就可见这种误会真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因而对这两篇诗就更有加以分析的必要了。

不只是在上述的这样一些篇幅较大的作品中，即使在一些绝句里，王安石也能以“尺幅千里”的手法，写出他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看法。这些诗，因为形式短小，所以语言也更加简炼，更能集中地反映出作家拗兀的精神和不平凡的抱负。

这些诗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对人所熟知的人和事表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意见，从而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感情。晚唐某些诗人，特别是李商隐，曾经为这种咏史绝句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了道路，而王安石则进一步地发展了它。

描写景物之作也是王安石所擅长的。这类作品中有许多杰出的长诗，如《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二首》《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等，都是雄篇险韵，可以看出作家在这一方面的才力。但这些在作风上追踪韩愈的诗篇，却还不如诗人所写的一些小诗更其动人。特别是在退休十年期间写的那些富于创造性的律、绝，真不愧为古典诗歌中的精金美玉。

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自然幽美景物的深刻感受，以及晚年在艺术技巧上的精进，在这些诗篇中，都是很明显的。但我们知道：政治家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甘心投闲置散的人，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因此，他一方面是“遗情世外”，写出了一些工巧绝伦的景物诗，但另一方面，他的悲壮的、不甘寂寞的内心，也还时时在跃动，因此就创作了一些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作品。

《北陂杏花》的后两句，事实上就是王安石自己的生活信条，《楚天》等两篇则对于世事的变迁和自己内心的孤寂，作了非常丰富的暗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安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的风貌。

▲程千帆手批王荆公诗集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王安石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他广博地、辛勤地学习了杜甫、韩愈以及其他前辈诗人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优秀的艺术技巧，在很宽阔的范围内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感情。虽然在某些作品，特别是早年的作品中，存在着议论过多的缺点，但通过议论来揭示自己的反对庸俗传统的精神，并在抒情诗中将精警议论和生动的形象巧妙地融合成为有机体，终竟是王安石的独特的成就。

在过去，王安石曾经长期地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有的人对他的政治事业和文学事业都加以攻击，有的人则更加巧妙地以肯定他的文学创作为手段，来否定他的政治活动，将两者别有用心地割裂开来。这些对于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错误评价，今天已经澄清了。但对于他的创作，我们还是研究得不够的。我希望这篇小文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

>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4期（195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