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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如何探寻诗人的“诗心”

张伯伟 程门问学 2021-06-11


阅读作品,尤其是阅读古代作品,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理解。而理解尤其是诗的理解,它往往不仅意味着理解文字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理解它的“言外之旨”。因此,把握作者的“诗心”又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指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而本文所谓的“诗心”也就是“为诗之用心也”。用现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来说,即创作心理。


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涉及到对作者诗心的探索时,往往易于出现两种相反相成的弊病:或抓住片言只语而妄为指测,或无视作者深意而皮相貌取。这两种弊病,从历来对杜甫七律《江村》诗的阐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曰: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


这首诗没有古奥的字句,也没有冷僻的典故,但是从宋代开始,历来对它的注解、诠释却众说纷纭。究其症结所在,主要是由说诗方法上的局限所导致,今先将诸说简介如次,并略加评论:


比兴说。持这一说法的人往往抓住诗中“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联大做文章,指名坐实,极意穿凿。如释惠洪《天厨禁脔》卷中说:


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


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上不同意惠洪之说,同时,又采取了与之完全相同的方法以说此诗。他说:


此盖言事君子宜以直道事君,而当时小人反以直为曲故也,觉范(惠洪)今以妻比臣,稚子比君,如此,则臣为母,君为子,可乎?何不察物理人伦至此耶?


还有的人认为:


夫妻以比杨妃,稚子以比禄山。盖禄山为妃养子。棋局,天下之喻也。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七师古注引)


三种意见虽各有不同,但在方法上都是主观臆断、唯心所欲的。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靠不住的。所以,师古驳斥说:


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岂肯以己妻而托意于淫妇人与逆臣哉?理必不然。如《进艇》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则将何所比况乎?(同上)


正由于此,元代以后,这种说法就不再有人提及了。


自乐说。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首先标举此说的是宋人葛立方。元、明、清以来,这一说法始终占主导地位。葛氏的《韵语阳秋》卷十说:


老杜《北征》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方是时,杜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之地,得见妻儿,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则有“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之句。至成都,则有“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之句。观其情悰已非《北征》时比也。及观《进艇》诗,则曰“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诗,则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间,则又异于在秦、益时矣。


很明显,“自乐说”在方法上避免了“比兴说”的臆测,而从诗人境遇的变化中来看诗人对妻子、儿女的描写是较为合理的,所以,宋代的许多注家在驳斥了“比兴说”的穿凿后,都釆用了“自乐说”(参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八、《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七及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十二等)。元、明以来,不少注家还对“自乐说”作了进一步解析。如仇兆鳌指出:


江村幽事,起中四句。梁燕属村,水鸥属江,所谓“事事幽”也。末则江村自适,有与世无求之意。(《杜诗详注》卷九)


“自乐说”与“比兴说”相比,当然更接近于杜甫的“诗心”,但由于持此说者较多地注意了字面上的意思,而忽略了言外之意,因此,“自乐说”捕捉到的诗心只能是部分的。与前者相较而言,“比兴说”未免求之过深,“自乐说”则似乎探之稍浅。


感喟说。金圣叹首倡此说。其《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指出:


老妻二句,正极写世法险巇,不可一朝居也。言莫亲于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莫幼于稚子,而拗直为曲,诡诈万端。……中四句,从来便作长夏幽事,言老妻弈棋,稚子钓鱼,丈人无事,徜徉其间,真大快活。殊不知可以日日弈棋钓鱼,不可日日画纸敲针,试取通篇一气吟之便见。……然则纸本白净无彼我,针本径直无回曲,而必画之敲之,作为棋局钩钓,乃恨事,非幽事。而从来人闷闷,全不通篇一气吟,遂误读之也。


此外,汪灏(《树人堂读杜诗》卷九)及黄汉臣的意见也接近于这种看法,只是不如金圣叹说得那么绝对而已。李文炜《杜律通解》卷三引黄氏语曰:


味“自去自来”二句,觉与作缘者惟梁上之燕,水中之鸥,此外则老妻、稚子而已。然则厚禄故人、同学少年,其交情盖鸥燕之不若也。


指出《江村》的诗心是憾恨、感喟,这一结论是前人所未发的,但是,“感喟说”者在论证过程中,似乎也多少有些重蹈了“比兴说”者的旧辙。比如金圣叹对“老妻”一联的解析,把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实境说成“世外险巇”,让杜甫把自己的娇子看成“诡诈万端”,很明显是说者强加上去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三中指出:“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则密之已甚者也。”移之以评金圣叹对《江村》诗的解析,也是大致不错的。


分析一首诗,把握其诗心,我认为应该经过一个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过程。所谓“由外到内”,指的是从“知人论世”开始,考订一首诗的写作年代,并考察诗人所处的时世、诗人的生活道路及其性格特征等等,进而对诗歌本身的结构、描写加以分析。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一部作品,其内容与形式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诗人写什么决定了他怎样写,而从其怎样写中也可以考察他的写什么。“知人论世”的方法仅仅解决了诗人“写什么”的心理背景,而西方继“社会历史学派”而起的“新批评派”,则把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作品的结构、意象、隐喻等属于“怎样写”的问题。所以,作为文学批评来说,这二者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所谓“由内到外”,指的是分析了一首诗的结构与描写以后,进而把它与以前或同时作品中类似的描写加以对照。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就诗人来说,他不仅处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中,也处在意识的发展史中。诗人的内心深处积淀着悠久而广阔的社会心理,而通过较多作品中相同描写所反映出的相同意识的分析比较,我们就能对那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有所了解,并能加深对这一首诗的体会。下面,我试图依据这一顺序分析杜甫《江村》的“诗心”。


《杜工部草堂诗笺》书影


这首诗通常认为是上元元年(760)夏天杜甫居成都浣花溪草堂时所作,这是可信的。杜甫在乾元元年(759)腊月底到达成都以后,较之过去陷长安、奔行在以及华州弃官、入秦州、发同谷的一连串乱离流亡情况来说,生活已相对稳定些。但能否据此就可以用“优游愉悦”(《韵语阳秋》语)四字来概论呢?事实不尽如此。杜甫客居成都,最初并无俸禄,只是靠朋友的帮助来维持生活:“故人分禄米,邻居与园蔬。”(《酬髙使君相赠》)而这种施舍又并无保障。与《江村》诗作于同年之夏的《狂夫》诗,其中“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二句,正是生活中另一面的真实而直接的反映。所以,即使在表面上,杜甫也有“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的愉悦(何况这种愉悦,也还是杜甫面对长安“北望神伤坐北窗”后无可奈何的排遣),但更多的与更内在的,却是“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的生活。退一步说,即使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能够勉强度日,但对于一个向来“自谓颇挺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时又有着“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的鲠直狂放的个性的人来说,也并非一件乐意的事情。


但是,杜甫的个性中尚有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坚忍。由于他所挟持的目标高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造就了他对现实的悲苦和世间的坎坷具有过人的负荷力和忍耐力。虽然就个人而言,颠沛流离;就国家而言,天翻地覆,但他却没有像其他一些诗人一样,在天宝之乱发生以后,便尽可能使自己和现实的距离保持得更远一些。他始终没有忘记一个老儒的责任,始终关怀着国家的命运。他在武侯祠堂前洒下的不甘沉沦、抗拒寂寞的泪水(《蜀相》),正可说明这一点。作于同一年的《出郭》《散愁》也是如此。但这一切,只能是他内心的向往,不能也不可能付诸行动。从主观上来说,他向往着诸葛武侯的事业,而从客观上来看,他却连生存的起码条件都难以保障。这种混杂着自怜自爱而又自怨自艾的复杂心情,就构成了杜甫写作此诗的心理背景。因此,“自乐说”认为《江村》诗是杜甫自述“退休之乐”(《杜诗言志》卷七)、“亦安分以终余年而已”(《杜律通解》卷三)的说法不免片面。我们只有联系杜甫当时的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捕捉到《江村》的“诗心”。


从这首诗的描写来看,第七句是理解全篇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此句诸本有作“多病所须惟药物”。关于这一问题,前贤已有论述,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引李天生云:


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叠用仄字,如《江村》诗,连用局、物两字,考他本“多病所须惟药物”作“幸有故人分禄米”,于局字不叠矣。……可见“晚节渐于诗律细”,凡上尾仄声,原不相犯也。


这是从韵律上着眼分析。仇兆鳌又从意思上进一步指出:


且禄米分给,包得妻子在内。(《杜诗详注》卷九)


今人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也同意此论,并引朱瀚语曰:


通首神脉,全在第七句,犹云“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与“厚禄故人书断绝”参看。若作“多病所须惟药物”,意味顿减,声势亦欠稳顺。


朱瀚此说甚为透彻。从全篇来看,“但有故人供禄米”与“多病所须惟药物”句,其意思实际上并无很大差别(仇兆鳌之说颇为勉强),倒是在意味上大有区分。意思的了解可以通过冷静的思考而后作出理智的判断,意味的体会只能通过反复地吟咏讽诵以达到,正是在反复涵咏的过程中,读者的心灵与诗人的心灵在某一刹那间达到了不期而遇的融合,使相去千载的心灵完全默契。诗语之妙,即在于此等处意味深长。所以,钟嵘指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从这首诗的结构来看,第七句也同样值得注意。明人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二“论起承转合”条指出:


且以律诗论之,首句是起,二句是承。中二联则衬贴题目,如经义之大讲。七句则转,八句则合耳。


从创作的角度看,起承转合是一种基本结构,但拘泥于第几联第几句则未必如此。所以王士禛说:“起承转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几联第几句也。”(《师友诗传续录》)理解一首诗的关键在转句,《江村》诗的转句正在第七句。如《围炉诗话》卷二亦指出:“一者首联为起,中二联为承,第七句为转,第八句为合,如杜诗之《江村》是也。”前六句极写江村幽事,七句笔锋一转,如截奔马,八句冷语作收,使人回味无穷。字面是“但有故人供禄米”,字外却是对可能“断禄米”的不安以及对凭藉“供禄米”以度日的不平;言内是“微躯此外更何求”,言外却是有所求而不可能求,不甘如此而又不能不如此。《江村》诗就是这样一种复杂心情的曲折表现。


以表现家庭天伦之“乐”以寄寓仕途坎壈之“恨”,这不仅是古代作品中颇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有着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就杜甫以前的六朝诗赋而言,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和江淹的《恨赋》是颇为典型的例子。如鲍照诗云: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四)


又如江淹赋:


至乃敬通(冯衍)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文选》第十六卷)


古来士人以官为业,故不能不重仕宦,往往是等到罢官归田后,方有闲暇来体味家庭之“乐”,而在这种“乐”的掩盖下却常常是难掩的仕途不达之“恨”。《江村》中老妻一联的描写正可作如是观。封建时代的批评家难免看不到这点,乃至造成种种误解和曲解。就拿以上所引的鲍照诗来说,陈怍明就批评道:“‘朝出’四句,写得真可乐。”(《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八)张玉谷也认为此数句“写出罢官回家,正多乐事”(《古诗赏析》卷十七)。沈德潜则痛斥道:“家庭之乐,岂宦道可比,明远乃亦不免俗见耶?”(《古诗源》卷十一)在今天看来,鲍照所写的是“恨”而不是“乐”是很清楚的。但从前人的批评中却可以得到反面的启示:家庭之乐非宦道可比是封建时代颇为普遍的士人心理。


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正确的理解有待于正确的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因此为了发展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方法作一番检讨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吸取各种新的方法对它进行补充和拓展,则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1983年7月于日不知斋


>原题《杜甫〈江村〉诗心说》,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语言文学研究生专刊,收入作者《中国诗学研究》。此处转引自徐有富《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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