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钱锺书以学问渊博和识见精深赢得海内外学界的衷心景仰，《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及《管锥编》涉及诗学的内容都成为经典论述，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谈论清代诗学，已离不开钱锺书这些著作，不能不受其学说影响，这就带来一个如何对待钱锺书诗学遗产的问题。钱锺书的清诗观基本上形成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此后学界的成果积累以及对钱锺书研究的日益深入，都使他的论著逐渐显露出一些缺陷和错误。这就提醒我们在阅读钱锺书著作时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批判地吸收他的论断，以免为其主观片面之说所误导。但这说起来简单，要做到却也不容易，这里仅就个人学习所得，提出一些需要掂量的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钱锺书的诗学研究，核心是修辞学。他对诗史问题的考察常驻足于现象层面，不去深究其历史过程。这是他论学忽略历史背景，搁置史传文献，“至于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的学术兴趣所决定的。这种态度有时会导致其论述因缺乏周密的史实考证而流于浮泛，不得要领。比如，对于明清之际的诗坛格局，他曾引述若干诗文资料，提出这样一个假说：

这么说当然是不错的，本来也是很明显的现象。但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当时公安诸家已然作古，而公安之学又为钱谦益所继承，也就是说公安派实际上已被江南诗派所取代。贺贻孙虽肯定袁中郎“亦近代诗中豪杰”，但同时又说徐渭、钟惺、谭元春、钱谦益、汤显祖、陈子龙等“昭代翘楚，吾所服膺，有在公安上者”，这也表明公安派较诸人为前辈，在当时已被钱谦益所取代。而竟陵派呢，现实中除了王夫之提到的沈雨若、张草臣、朱隗、周伯孔，朱东润指出的闽中蔡复一、吴门张泽、华淑，以及钱锺书提到的张岱、林古度、徐波与傅山外，公开表示服膺钟、谭并发挥其诗学的，我只见到贺贻孙一个，其他勇于自称或被人目为竟陵派的诗论家，实在罕见。较为近似的可能是常熟朱鹤龄、宁都曾灿、潭州王岱一辈，即便是这些诗人，表面上也站在中间立场作调停之论。职是之故，现在看到的格调、竟陵两派交争，基本上只见格调派的单方面火力。钱锺书说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也未必符合诗坛现实。

三联版《钱锺书集》

其次，出于趣味与观念之争，钱锺书评论清代诗学，有时不太顾及时人使用概念的个性色彩，而用近代的理论思维去观照古人，以致持论时有不够圆通之处。比如论王渔洋的神韵说，举严羽“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一段话，说“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然则“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第129页）。第28则论“悟”又说“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云云，几同无字天书。以诗拟禅，意过于通，宜招钝吟之纠缪，起渔洋之误解”（第281页）。其实《沧浪诗话》通篇未出现“神韵”二字，王渔洋所谓神韵也绝不同于严羽的“入神”，钱先生多少有点误解严羽。严羽的原话是这样的：

钱锺书先入为主地给严羽戴上“神韵”的帽子，继而说王渔洋误解了严羽之意，又说“钟谭论诗皆主‘灵’字，实与沧浪、渔洋之主张貌异心同”，且其“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第310页）。这一系列判断都有强人就我之嫌。只要仔细读一读渔洋诗论，就知道它是成立于格调基础之上的，取境主浑沦不切，与钟、谭之主幽细截然两途。王渔洋能欣赏钟、谭，不过体现了神韵诗学的包容性，而钱先生竟不能理解。类似的例子是论刘辰翁，因其《评李长吉诗》言“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评柳宗元《晨起诣超师院读经》言“妙处有不可言”，钱锺书遂视之为“沧浪无迹可求、尽得风流之绪余”，并将他归结为严羽到钟、谭一线上的人物。应该说，刘辰翁评李贺是抓住要害的，姜夔论诗固有“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一种“自然高妙”，它与被钱锺书归为一类的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所讲的妙悟并不是一码事。要之，钱锺书论诗学，似乎读前人评论比读诗集多，经常是参酌前人见解而作定谳；尤其是当前人的评价合乎己见时，一概引以为论据，而并不细究各家诗说的本旨。以致判断时或失之隔膜，或失之轻率。如论顾炎武诗承七子，举《济南》“绝代诗题传子美，近朝文士数于鳞”一联作为不薄七子的证据，即失之轻率。其实这两句不过切题述古而已，说济南有杜甫“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题诗，近代著名文人有李攀龙，并不涉及七子的评价问题。类似这种议论，大有他讥哂苏曼殊的只于卖花担头看桃李的味道。他看到时流将阮大铖划入竟陵派，就批评陈三立、章太炎、胡先骕等前辈题《咏怀堂集》，许其“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具体储韦、追踪陶谢”，是“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第305页）。其实，只要他熟悉六朝诗，再细读一下阮大铖的集子，就会知道几位前辈的论断是触及《钤山堂集》艺术渊源的，不能只用竟陵派来限定。

钱锺书先生手稿

复次，钱锺书诗学既以修辞为旨归，所长在于能以丰富的诗例发抉前人诗心之同异，所短则不免过于专注细节，有时能识细而不能识大。比如论赵翼诗学，提到：“《瓯北诗话》论香山，亦有道著语，然书末杂钞宋元以来绝句，引‘蟭螟杀贼蚊眉上’等二绝，谓为元僧溥光所作，则于香山集，何生疏乃尔？”（第402页）《瓯北诗话》乃是清诗话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几种之一，赵翼对白居易、陆游诗用功之深，要远过于《谈艺录》。钱锺书无视这一点，而聊举一则文献失误相讥讽，就显得不识大体了。这绝不是仅有的例子，第33则又说：“《瓯北诗话》摘放翁佳联，分为‘使事’、‘写怀’、‘写景’三类，以《西村醉归》之‘酒宁剩欠寻常债，剑不虚施细碎仇’属‘写怀’类。窃谓‘酒债寻常行处有’，出语本杜甫，人所共知；若对语实取刘叉《姚秀才爱余小剑因赠》短古中语，所谓：‘临行解赠君，勿报细碎仇’，放翁自注：‘见东野诗’，盖记忆之误。此一联亦正以组织成语见长。”（第362页）又举陆诗中《题庵壁》“身并猿鹤为三口，家讬烟波作四邻”、《小筑》“生来不啜猩猩酒，老去那营燕燕巢”本自白居易，《开东园路》“鹤雏养得冲霄汉，松树看成任栋梁”、《山房》“老鹤初来未丹顶，稚松亲种已虬枝”、《书斋壁》“买雏养得冲霄鹤，拾子栽成偃盖松”三联本自贾岛的例子，断言“此等以及前所举十数联，貌若写景写怀，实为运古。瓯北尚未能细辨也”（第363页）。这一长段考论，除了指出几联诗句之所本，足以显示记诵之功外，实在没说明任何问题。这类袭用前人语的“运古”（即用语）原不同于“使事”（即用典），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其写景写怀之工，根据内容区别为写怀、写景佳句，而只能从使事的角度去欣赏与评价？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锺书论诗有时流于饾饤而不顾大体的致命缺陷。

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钱锺书诗论给我的印象，经常是很少深入文本去研究诗理，只是习惯于罗列前人意见以商榷一二细节问题；同时耳食之言也相当多，涉及具体作品的评价，偶尔甚至很失水准。比如第827页论及宋征舆《古意》：“碧玉堂西红粉楼，楼中思妇忆凉州。咸阳桥上三年梦，回乐峰前万里愁。秦地烟花明月夜，胡天沙草白云秋。离魂不识金微路，愿逐交河水北流。”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二选此诗，称“酷似杨升庵《塞垣鹧鸪词》”。杨诗选入《明诗别裁集》卷六：“秦时明月玉弓悬，汉塞黄河锦带连。都护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甘泉。莺闺燕阁年三五，马邑龙堆路十千。谁起东山安石卧，为君谈笑靖烽烟。”钱锺书认为“两诗皆佳，与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香’一篇风格相似，而杨用地名、朝代名、人名共八，宋用地名七，爱好遂贪多矣”。这一评价是很让人惊讶的！首先，“爱好遂贪多矣”本自赵执信《谈龙录》“朱贪多，王爱好”一说，爱好原指王渔洋诗的唯美倾向，钱锺书将爱好二字连读，遂与贪多意思不贯。这是他爱玩弄文字机巧而致牵强不通的一个例子。再看这两首诗，宋“咸阳桥上三年梦”句，无论写思妇梦的内容还是做梦地点，都不太贴切；从章法来看，颔联应与颈联对调才和顺，现在的写法明显扞格不通。杨诗姑不论其谋篇立意，即生呑活剥古人一点已不堪入目。钱先生指出“莺闺”一联脱胎于皇甫冉《春思》“莺歌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却不顾颔联全袭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尾联又照抄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就连起首“秦时明月”四字也本自王昌龄，升庵自己只写了几个字啊？这样的通篇剿袭之作也能与沈佺期《独不见》相提并论，真让人无法理解。

钱锺书先生书房一角

综上所述，钱锺书留下的诗学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他对清代诗学的阐述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继承，但落实到具体论断，也不能盲目崇拜，一概视为定论，还需要审慎取舍。归根结底，钱锺书的学问是属于古典学术范式的。《谈艺录》虽然引用了不少外国文论，却看不到对当代学者论著的参考。谈到具体问题，基本上都是一家之见，而未汲取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像冯班《钝吟杂录》的“严氏纠缪”，台湾学者杜松柏在《禅学与唐宋诗学》中已有辩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也有此书，而钱先生仍沿冯说之误。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年事已高的钱先生对学界新成果都要掌握，却也应该理解他的学术范式是非常古典的，而非现代的。就像他自己所说，他研读古人诗集，只是从其中“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虽然“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闇契”，但这种研讨终究带有很大的兴趣成分，既不关注前人创作或理论的历史语境，也不追求学术的整体性。他谈论的问题和引用的资料都呈碎片化的状态，不太顾及许多资料的言说语境和意义指向，有时因连类而及，话题不断转换，最后归结处与起首讨论的问题甚至已相隔很远。《管子·枢言》有云：“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钱锺书很喜欢这句话，更引而申之说：“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第527页）这也可以用来评价他本人的著述：其所长在渊博，但为此也付出了枝蔓的代价——凡文字涉及的所有材料和问题都要附录进来，一个比喻的因袭要罗列出来，一个典故要详举其用例，一个修辞要商榷评核，一个命题或表达方式要列举古今中外的许多相似之例；又多为摘其片言只语，不顾及原文的语境及其针对性。这样，一个个随处插入的细节，就难免损害行文的条理和深度，使他的论说多流连于细节的辨析，而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和大判断，有时遇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反而不能理解古人所说。以至于今天我们使用这些资料和引用他的论断，都不能不持审慎的态度，返回原始出处去作一番查验。不过，这绝不是什么足以否定钱锺书诗学根本价值的缺陷。任何一个学者的学问和见识都是有限的，文学批评更有着极大的主观性。以上所举的缺陷不足为钱先生病，只不过鉴于他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他的著述也被谈艺家奉为圭臬，这就使我们有必要注意其论断中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以免轻信其说而以讹传讹。无论如何，钱锺书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巨人，作为后辈学者的我们应该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匍匐在他的脚下。

>摘自《钱锺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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