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大学报》新刊CS5】顾黔|江苏方言调查研究及若干思考

江苏方言调查研究及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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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黔 |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5期，第5-12页

[摘  要]江苏方言的调查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国现代方言学的肇始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现代方言学的缩影。本文对江苏方言调查研究的现状及历史进行梳理和评述。考察方言地理、语言接触、方言数据库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有拓展空间。应加强方言田野调查，做好语言本体的原创性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建设高水平的语言调查研究队伍。

[关键词]江苏方言；调查研究；方言史

一

我国方言资源丰富，调查研究历史悠久。江苏跨江越淮，南北文化交汇融合，语言现象复杂多样。拥有中原官话、江淮方言和吴方言，由北向南依次过渡，是方言研究的富矿。江苏方言研究可上溯至汉代扬雄《方言》，其中“吴扬”“江淮”之域今属江苏。此后历代文献不乏记载，至明清尤盛，各方言区均有专著问世。明李登著《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为考察明代江淮方言提供了宝贵材料；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民国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张羽屏《江都方言考释》等对江苏方言词汇进行了诠释和比较。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也对江苏的方言作过调查和记录，如奥地利汉学家屈耐特（Frank Khünert）《南京字汇》（1898）、德国何美龄（K. Hemeling）《南京官话》（1902）等。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记录了20多个汉语方言3000余个单字读音，其中包括南京方言。这些都是江苏方言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江苏方言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我国学者开始进行系统的汉语方言调查。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描写了33处吴方言，其中包括江苏宜兴、溧阳、金坛、丹阳等14个方言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1929年赵氏发表《南京音系》，采用严式音标记音，描写南京方言语音系统，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调查南京方言的开端。此时的汉语方言学研究以南京为基地，以江苏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江苏方言的调查研究，与中国现代方言学的肇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现代方言学的一个缩影。

五六十年代，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共调查1800多个县市的方言，编辑出版了1200多种调查报告、10多个省区的方言概况和60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在此背景下，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了方言研究室和调查组，以江苏各县市政府所在地为代表点，展开大规模方言调查，包括南京、扬州、泰州、苏州、常州、徐州等。编写18本学习普通话手册，归纳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为推广普通话服务。

在此期间，江苏省方言调查指导组联合上海市，调查74个县市（江苏62个）的方言，出版《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探讨方言分区的标准，首次将江苏方言分成四区，总结各区方言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江苏方言普查成果。《概况》列南京、苏州、扬州、徐州等17个点的2601个单字音对照表和567条常用词对照表，材料丰富，是勾连江苏方言语音史、词汇史的重要一环，“是汉语规范化时期江苏方言研究的代表作”^[1]。

此外，一些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涌现。如廖序东《苏州语音》（1958）、王世华《扬州话音系》（1959）、鲍明炜《南京方言中几个问题的调查》（1961）、俞扬《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1961）、蒋希文《赣榆方言的声母》（1961）、金有景《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1962）、丁邦新《如皋方言的音韵》（1966）等。

二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的方言研究进入繁荣期。顺应全国新编地方志的大潮，江苏各地方言得以重新调查编写入志。一些县市在此基础上大而扩之，出版了方言专志。如李申《徐州方言志》（1985），叶祥苓《苏州方言志》（1988），张建民《泰县方言志》（1991），费加、孙力《南京方言志》（1993），张丙钊《兴化方言志》（1995）等。方言志编纂成员多为调查研究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力，各点调查报告均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采取突出重点，照顾全面的方针”^[2]，整理归纳全省68个县市的语音系统，选取25个作为重点方言，调查字音、词汇和语法，均列对照表。将江苏方言分为3区7片，选择苏州、常州、南京、扬州、泰州、徐州、赣榆等7个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与《概况》相比，增加了语法部分，收录25个方言点52个可供对比的例句，基本反映了江苏方言的语法特征。该书“既有静态的描写，又有动态的分析”“既有类别又有层次，而且与全国汉语方言分区接轨，系属分明”^[3]，是江苏方言调查研究的里程碑。

词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社科院语言所组织编写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包括分卷本和综合本。词典体例统一，每种收录方言词汇7000条以上，均用国际音标注音。江苏方言入编的有叶祥苓《苏州方言词典》（1993），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1995），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1995），王世华、黄继林《扬州方言词典》（1996），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1996）等5卷，涵盖江苏境内吴语、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三种方言，兼顾新老差异、地域差异等。注释广泛采用山歌、谣谚、俗语、歇后语等方言口语用例，不仅较好地反映了五地方言词汇的基本面貌，也展示了江苏地方文化的丰富内涵。方言志和方言词典侧重描写共时层面的语言事实，记录江苏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及其特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材料。

另有进行专题研究的一批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既有单点方言的深入探讨，又有区域方言的综合比较，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音研究更为深入。在连读变调、浊声母性质等重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叶祥苓《关于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引发学界对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热烈讨论，张家茂（1979），谢自立（1982），钱乃荣、石汝杰（1983）等均撰专文探讨。江苏其他地区亦有讨论，如连云港（岩田礼1982）、镇江（张洪年1985）、常熟（翁寿元1988）等，深化了对江苏方言连读变调问题的认识。80年代后，对吴语全浊声母特征与性质的探讨更进一步。曹剑芬《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1982）、石锋《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征》（1983）等采用实验的方法，提取浊声母的声学特征，探索“清音浊流”的演变动因和机制，为了解古今声母演变及其与声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二，区域方言比较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1984），讨论江苏南部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和分区问题。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首次对通泰方言进行内部分区，比较通泰方言东、中、西三区声母演变、韵母分合、调类归并等方面的差异，探讨演变不平衡的原因及规律。鲍明炜、王均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2002），调查记录具有代表性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四甲等方言，北与北京、南京、扬州，南与苏州等方言比较，以见南通地区方言的过渡性质，是该地区方言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成果。王健《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2014），考察苏皖方言进行体、持续体和存续体的表现形式等，探讨方言的区域性特征，“可以说是第一部研究方言语法的‘区域方言学’著作”^[4]。

其三，方言语法研究取得长足进步。长期以来，方言研究侧重语音和词汇，语法研究较为薄弱。80年代以后，关于江苏方言语法的讨论逐渐增多，也更为深入。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1980）、王世华《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1985）、刘丹青《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1986）、俞扬《泰州方言的疑问句》（1991）等，对单点方言的语法进行了专题讨论。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1992）、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1993）等亦都涉及江苏方言。语法专著也相继问世。如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着重探讨苏州方言构词法、指代词、语气词、疑问句、体貌系统等，为构建方言语法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汪如东《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较研究》（2017），分析泰如片方言与吴语在构词法、疑问句、体貌类型等的异同，“对江淮方言、尤其是泰如片的语法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邻近方言、尤其是吴语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

其四，方言史研究受到学界关注。鲍明炜《六朝金陵吴语辨》（1988）根据考古和文献材料，论证六朝时期南京方言属吴方言系统，现代南京方言由吴方言长期演变而来，今属北方话系统。鲁国尧《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稽考大量文献资料，追溯泰州方言的历史，从共时语言现象理清其发展脉络，提出“吴方言本北抵淮河说”“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两个假说。胡明扬《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1981）系统梳理明末苏州文人冯梦龙编定的两部苏州小调民歌集《山歌》和《桂枝儿》，考述其保存的明末苏州一带的吴语用韵和语汇。石汝杰先后发表《冯梦龙编<山歌>虚词札记》（1989）、《明末苏州方言音系资料研究》（1991）、《明清小说和吴语的历史语法》（1995）等论文，编有《吴语读本——明清吴语和现代苏州方言》（1996），在发掘、考释苏州方言历史文献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此外，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有所创新，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气象。例如《江苏方言研究丛书》（2011），在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方言地理学、实验语音学等方法，对江苏方言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三

方言地图是反映方言地理分布最直观、最简明的方式，呈现的语言事实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可为共时比较和历史演变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比利时神父贺登崧较早将西方的地理语言学理论付诸汉语实践，先后发表4篇论文，对我国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下半叶出版的各省志方言志，大都包含方言地图。例如上文提及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含地图42幅；《江苏省志·方言志》绘制55幅地图，包括1幅江苏省方言分区图、30幅语音地图和24幅词汇地图，地图设计参考《概况》，以便比较。

这一阶段主要为语音和词汇地图，涉及语法较少，学界关注重点多为江苏境内方言的边界问题，出版和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如颜逸明《长江下游沿岸吴语和江淮方言的分界》（1983），颜逸明《江苏境内吴语的北部边界》（1984），蔡勇飞《吴语的边界和南北分区》（1984），叶祥苓、钱兴奇《靖江县内吴语与官话的分界》（1984），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吴语在溧水县境内的分布》（1985），笪远毅、蔡国璐《镇江境内吴语与江淮方言的分界》（1991），周慎钦《海泗话和江淮话的分界》（1991），郭骏《溧水境内吴方言与江淮方言的分界》（1991），王海燕《江苏北部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分界再论》（2007）等，均从不同维度对江苏方言边界问题作了有益探讨。

鲍明炜、颜景常《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1985），选择11个条目，绘制地图11幅，其中图1为有无入声的分界，其他条目的分界线与之基本重合，据此考察江苏北部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边界，见图1。

图1  江苏境内江淮话与北方话有无入声分界图^[6]

史皓元、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2006），深入到484个自然村，展开大规模田野调查。绘制方言地图81幅，厘清了江淮官话与吴语的边界，见图2。

图2  江淮官话与吴语的边界图^[7]

还有一些关于江苏方言地理学的探讨，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1989），调查210多个方言点，绘制9幅地图，考察江苏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并与安徽、上海进行比较。张家茂《苏州方言[tʂʯ]组、[tsɥ]组和[ts]组的地域演变》（1988），通过方言地图呈现苏州城区与西南郊区方言三组声母的差异，由此探讨其历史演变。林齐倩《苏州郊区方言研究》（2017）设专章探讨了苏州郊区方言的地域差异及其地理分布特征。

方言地图集的绘制和编写，是方言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国性的地图集有《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和《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江苏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绘制苏州市区和吴县263个调查点的50幅方言特征图，布点密集，调查条目选择精当，“是我国第一部单点汉语方言地图专集”^[8]。但此后再无专门的关于本地区方言的地图集问世。这项工作亟待开展，以便使江苏方言的整体面貌和内部差异清晰直观地呈现出来，为归纳和解释语言演变规律提供直接证据。

四

近年来，语言接触与演变成为汉语尤其是方言研究的热点，是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等共同关注的对象。江苏地处官话与非官话的交界前沿，境内方言始终在与周边方言的接触过程中发展演变。历史上多次移民和大规模人口变迁，使方言间各要素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接触模式，是探寻语言接触类型及演变机制的绝佳场所。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言过渡地带的接触演变研究

关于江淮官话与吴语的接触演变问题，成果颇丰，讨论亦较深入。如笪远毅《镇江过渡带方言的考察》（2003）对镇江一线吴方言与江淮方言的过渡带进行考察，指出该地区语言特征的发展趋势是江淮方言成分不断增强，吴语特征不断消损。与周边方言、共同语接触演变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曹晓燕《无锡方言接触研究》（2015）分析无锡方言接触与变异问题，讨论方言成分的强弱程度对语言迁移的影响。王海燕《方言地理学视角下城乡方言接触现象分析》（2017），探讨徐州市和铜山县方言接触过程中韵母鼻音同化现象及分布情况。许井岗《苏鲁毗连地区精组字的读音类型、分布与演变》（2018）调查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34个方言点，从精组今读的不同类型考察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等方言间的接触和演变。

（二）方言历史层次研究

江苏境内语言接触频繁，异读现象丰富，方言历史层次复杂。历史层次分析为梳理过渡地带方言纷繁复杂的局面提供了新角度，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汪如东《通泰方言的吴语底层及历史层次》（2003）将通泰方言与苏州方言进行比较，探讨通泰方言与吴语的关系，指出通泰方言具有吴语底层。徐娟娟《语音层次与边界方言属性——以丹阳方言为例》（2012）分析丹阳方言的语音层次及历史演变，指出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演变趋向。认为丹阳方言虽有很多受官话影响的痕迹，吴语层仍占据主要地位，方言性质应为吴语。

（三）共时变异及历时演变研究

政治、经济、文教传习等因素对本地区的语言接触起到重要作用。分析与方言变异相关的语言因素和行政、地理、移民等社会因素，同时结合历史文献材料，考察方言的动态变化过程和演变规律，是语言接触演变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鲍明炜《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1986）首次从人口迁移角度探讨南京方言演变的规律及趋势。李小凡《新派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1997）指出新派声母的数量、种类与老派是一致的，重点考察声母系统的清音化、舌面音化和零声母化三种音变及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刘俐李《江阴吴语近二十年的变化》（2013）分年龄、性别调查江阴方言的现状及变化、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等，指出在普通话的影响下，江阴方言中典型的吴语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一批年轻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如张志凌《南京方言阳声韵变异研究》（2012），考察南京方言阳声韵的音读形式，调查南京方言阳声韵的年龄变异情况。指出南京方言阳声韵在年龄层次上的变异度与韵母主元音舌位的高低密切相关。此外还有袁丹《语音的共时变异与历时演变——苏州、常熟、无锡知三、章组字读声母的来源》（2013）、冯法强《江淮官话泥来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2014）、张薇《高淳方言中古奉母字今读的年龄差异及演变》（2015）、侯超《江苏高淳方言声调的格局及历史演变》（2016）、莫娲《常熟方言古见系声母的今读与历史演变》（2016）等。

江苏经济文化发达，人口流动频繁，语言变化显著。语言接触与演变的成果虽颇丰硕，但交界地带方言互动接触的实态和历史有待进一步调查。同时，亟需对多种异质方言相互融合的方式、步骤、历史和规律等展开讨论，揭示因长期接触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层次，判断交界地带方言的性质与类属。

五

语言是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是“与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一样的国家资源”^[9]，事关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安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一理念已成为共识，日益被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重视。

200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率先在江苏进行试点工作，探索出一套“政府主导、学者支撑、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包括“汉语方言语料库”“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和“地方普通话语料库”三个分库，具备多类型、多模式的数据检索功能。数据库的最大特点是“有声”，按照科学规范，采用统一的录音设备和技术参数，调查收集当代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普通话的有声实态语料，进行整理、加工，保证数据库内容的对应性和可比性，以便长期保存、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为推进我国语言资源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服务。

江苏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在实践中摸索数据库建设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于2013年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为在全国开展此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省共设70个调查点，遴选425位发音人，采录实态语言数据超830GB。2015年，出版《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19册）。在试点工作中，总结出可在全国推广的“江苏经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将其概括为：认识到位、敢于争先的勇气和魄力，精心组织、规范管理的科学态度，发动群众、依靠专家的求实作风，深入调研、精心设计的严谨态度。^[10]

在此基础上，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启动，标志着我国语言资源的调查保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内容最丰富、涉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化工程。该工程用时5年，调查全国范围的语言资源，其中汉语方言900个点，少数民族语言300个点，濒危语言方言200个点，语言方言文化100个点，共1500个点。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00多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5600多位发音人参与其中。目前，“语保工程”已建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陆续出版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和《中国濒危语言志》等，其中《苏州语言文化典藏》已经出版，《泰州语言文化典藏》等的出版工作正在进行。

近年来，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南京、苏州等特大城市的方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变异的方式、程度均有别于一般城镇。因此，我们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多样本的语言变异专项调查，建成“汉语方言自然口语变异有声数据库”。分别选择老、中、青、少四个年龄段的多个发音人，分性别进行采录，以共时年龄差异观察历时自然口语的变异情况。同时，记录同年龄段发音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语言实况，调查语音、词汇、语法等的变异情况。筛选方言变异项，分析系统演变与离散演变的条件，考察方言自然口语的接触与变异，探讨音变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六

江苏方言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为汉语方言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语音研究多于词汇、语法；苏南苏中的成果多于苏北；单点研究多，区域研究少；跨方言的比较研究和接触演变研究相对薄弱。这些均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应继续加强方言田野调查，做好语言本体的原创性研究，这“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至为关键的，再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11]。另一方面，需注重跨学科研究，将方言学与地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结合起来，推动江苏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的研究。

语言调查研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使语言资源得以科学地发掘和利用。江苏人才辈出，拥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如赵元任、黄淬伯、魏建功、袁家骅、吕叔湘、周法高、朱德熙等，当代众多学者也在辛勤耕耘。但与江苏复杂多样的语言事实相比，专业力量仍远远不够。此外，人才地区分布差异较大，有的市县甚至难以组建一支专业调研团队。赵元任先生期盼的“有大队的语言学人马，大规模的来测量全中国的方言地理”^[12]，尚待时日。因此，培养一批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建设高水平的语言调查研究队伍刻不容缓。同时，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国外优秀语言学人才向国内流转，努力使我国成为国际高端语言学人才的聚集地。

参 考 文 献

[1]颜逸明、蒋冰冰：《江苏方言研究的世纪硕果—评<江苏省志·方言志>》，《江苏地方志》2001年第4期。

[2]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3]颜逸明、蒋冰冰：《江苏方言研究的世纪硕果—评<江苏省志·方言志>》。

[4]蔡华祥、万久富：《略谈南通方言研究》，《文教资料》2010年第31期。

[5]《方言》编辑部：《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较研究》，《方言》2018年第4期。

[6]鲍明炜、颜景常：《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方言》1985年第2期。

[7]史皓元、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8]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第3期。

[9]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3期。

[10]江苏省语委办：《江苏召开语言资源保护工作成果发布暨语保工程实施工作部署会》，2016-02-02，www.china-language.edu.cn/yw/gjywxx/201902/t20190221_30684.html.

[11]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页。

[12]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

（引用本文请以知网原文为准）

微信编辑：李雨潜

审       读：蒋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