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大学报》新刊CS6】王彬彬|“九一八”之后鲁迅与胡适对日本态度的同一性

“九一八”之后鲁迅与胡适对日本态度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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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 第6期

[摘 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将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研究者，多矣。而辨析二人之不同、揭示二人之差异，是此种研究的基本路径。这是因为在许多研究者那里，鲁迅与胡适处处矛盾、事事对立已成为先在的观念。其实，这种先在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鲁迅与胡适固然有深刻的思想差异，但这种差异只表现在某种具体的观念层面，而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水火不容。“九一八”以后，主战的鲁迅与作为主和派的胡适，也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有认识分歧。但是，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二人也颇有同一性。超越了民族主义，是二人对待日本态度的根本相同处。二人在战争环境下仍然能对日本有清醒的认识，仍然主张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长处，仍然对中日重归友好怀着殷切的期盼。

[关键词]鲁迅；胡适；民族主义；中日友好

鲁迅和胡适，是经常被放在一起谈论的人物。对二人的比较性研究，少乎哉，不少也。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两个人是很对立的，颇有点薰莸不同器的意思。这当然其来有自。鲁迅与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是并肩作战的友人，但很快分道扬镳。而在鲁迅到上海后，则多次尖锐批评胡适。后来，研究、评说鲁迅和胡适的人们，出于某种非文学性和非学术性的考虑，又刻意放大二人的相异处。这样地做到极端，便让人觉得这两个人任何观念上都是对立的，没有丝毫共通之处了。这真是极大的误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都有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当我们谈论鲁迅和胡适的异同时，属于个性方面的差异，另当别论。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二人在政治态度、文学观念和文化理念方面的表现，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与胡适的差异，基本上表现在政治态度、政治观念上。而鲁迅晚年对胡适的批判，也基本上是因为不认同胡适信奉的那种政治自由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姿态。至于在文学观念和文化理念上，两人实在没有什么水火不容之处。

1931年的“九一八”，意味着中日关系的剧变。日本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鲁迅与胡适有着明显的相异之处。在“九一八”之后的几年间，胡适属于“主和派”，而鲁迅则应该归在“主战派”里面。不能忽视的是，胡适与鲁迅的身份不同。胡适是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的座上宾，是国民政府在做出对日决策时的咨询者。而鲁迅则是纯粹的民间人士，甚至是被官方通辑的“罪犯”。这样，两人在发表关于日本的言论时，在方式上和数量上都会明显有异。但是，两人在面对日本这个侵略国时，还是有着思想观念上的最深刻意义上的相通。这就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对日本人普遍的生活态度等，有着十分理性的认识，同时，对中日真正回归友好的关系怀着殷切的期盼。

当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名称时，这个名称其实包含着多方面的内涵。例如，“日本”这个国名，可以代表着这些方面的内容：1、日本的统治阶层；2、日本的广大民众；3、日本的历史文化；4、日本人普遍的生活态度；5、日本的自然风光。当然，还可以列出别的方面。而何谓民族主义呢？定于一尊的理解也还没有。如果对这个概念做个通俗易懂的解释，那可以这样表述：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本民族的一切，从古到今，都是最好的，都是无可挑剔的，都是比其他任何民族优越的，同时，本民族在任何时候都是正义在手的；而那与本民族敌对的民族，则是在任何方面都是邪恶的、丑陋的，都是应该予以否定和消灭的；当某个民族与本民族发生冲突时，应该对那敌对民族表现出整体性的仇视、憎恨。当然，这样的解释，更适合狭隘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而“九一八”之后，面对日本对中国的日日欺凌、步步进逼，面对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鲸吞蚕食，鲁迅和胡适都丝毫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情绪。他们的仇恨始终只针对着日本的最高决策层，只针对着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也从来不把日本的广大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在日本的民众之中，也有热爱中国并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的人士。至于对日本的其他方面，他们往往保持着一惯的敬意和赞美，甚至主张即便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中国人也应该在某些方面好好学习日本人。所谓超越了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

本文主要谈谈“九一八”之后鲁迅与胡适对日本态度的相通之处。胡适目睹了日本的全面侵华和全面败北，在抗战时期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四年之久。而鲁迅则在1936年10月，即在日本全面侵华前便离世。所以，两人对于日本态度的比较，也只能止于1936年10月。

一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主战与主和两种“派别”。所谓主战派，是主张中国应该立即倾举国之力，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所谓主和派，则是主张应该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全面军事对抗，而尽最大努力以外交的方式、通过谈判解决中日争端。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主战派都占绝对多数，而主和派则是少数派。如果说鲁迅属于主战派，那么，在“七七事变”发生前，胡适则基本上属于主和派。一主战而一主和，当然在言论会有冲突，但是，在对内对外的观察感受方面，两人仍然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九一八”事变后，“左联”领导的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向上海部分文化名人征询对事件的看法，鲁迅于9月21日做了这样的回答：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1）

当时日本的报纸，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膺惩”中国，意思是中国无理在先，做了十分对不起日本的事，所以日本在惩罚中国。这当然是强盗逻辑。鲁迅使用“膺惩”一词并打了引号，是在借用日本报纸上的话来说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在侵占中国后进攻苏联，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种计划。鲁迅的这个回答，其实很耐人寻味，是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表达民族意识的同时又表达了强烈的阶级意识。鲁迅接受的是“左联”领导下的刊物的采访，他如此回答问题，是否受到刊物或“左联”领导人的暗示甚至要求，不得而知。但肯定与鲁迅加入了“左联”有关。如果没有“左联”背景，鲁迅决不会人云亦云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这样的话，鲁迅也就说过几次。在谈到日本侵华时，绝大多数场合都是站在纯粹的国家民族立场上，或者说，表达的只是单纯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鲁迅固然也正面谴责日本的侵略，但更多的时候，是以批判中国政府对日软弱、退让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日本侵华的痛恨和对抗日艰难的忧思。从“九一八”到与世长辞，鲁迅明里暗里、正面侧面、直接间接地批判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言论是数量很多的。略举几例。

写于1931年12月的《“友邦惊诧”论》是鲁迅谴责中国政府消极抗日的名篇。如此正面地、毫不隐晦且义愤填膺地批判中国政府，在鲁迅那里并不多，所以这篇文章在《鲁迅全集》中算是很特别的篇章。“九一八”之后，全国学生抗日声浪汹涌澎湃，浩浩荡荡赶来南京请愿，要求国家迅速全力抗日，中国政府则说学生的“过激”行为令“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政府的此种说法，令鲁迅怒不可遏，于是写下了这篇既声讨中国的“友邦人士”又声讨中国政府的文章。鲁迅说：“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而“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2）这是在声讨中国政府的“友邦人士”。接下来，便声讨中国政府：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3）

更多的时候，鲁迅在抗日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是以借题发挥、旁敲侧击的方式进行，语调则往往是平静地冷嘲。例如，写于1933年1月24日的《观斗》，是从中国人的性喜看斗争写起。文章说，中国人虽然总标榜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是热衷于欣赏别的东西相互争斗。斗鸡、斗蟋蟀、斗黄头鸟、斗画眉、斗鹌鹑等“游戏”方式的盛行，就证明着人们爱看斗争的习性的根深蒂固。新近又听说某地也有了斗牛，不过，与西班牙的人与牛斗不同，中国的斗牛是令牛与牛斗，人则只是看。所以，中国人喜欢看别的人或非人的动物相互争斗，自己则充当看客，斗得愈凶，死伤愈惨，看得愈高兴。而连年的军阀混战，是人民在看着各路军阀的争斗，与看着鸡牛虫鸟相互争斗无异。但是，军阀们自己也并不亲自参与厮杀的，只令兵士们相互枪击刀砍，所以，恶战一场又一场，兵士死了一批又一批，军头们却永远没事，他们忽然尽释前嫌、称兄道弟了，忽而又宣称要团结一致、共同御侮了，忽而又兵刃相见，打成一团了。而人民则永远旁观着他们的“玩把戏”。说了这么多别的事，文章最后归束到抗日事情上来：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实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4）

所谓“负弩前驱”，是在嘲讽远离前线的军阀却大发抗日宣言，鲁迅认为他们不过在表演而已。而所谓“爱和平”，则是在嘲讽国民政府常常以“爱和平”为对日妥协的借口。鲁迅的这种批判有多大的合理性，是另一个问题。但反对“不抵抗”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再举一例。在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鲁迅发表了《“立此存照”（三）》，此时离鲁迅病逝只有十多天了。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把报纸上关于美国电影导演冯史丹堡过沪的报道和关于中国政府禁止抗日活动以及日军在中国横行的报道，并列在一起。冯史丹堡导演的电影《上海快车》，“一二八”事件后在上海上映，中国观众认为电影侮辱了中国，于是群起谴责，形成所谓“辱华事件”。1936年9月，冯史丹堡来到上海，自然成为媒体追踪的对象，但冯史丹堡并没有表示丝毫歉意。与关于冯史丹堡的报道形成对照的，是“九一八”纪念日前后关于中国政府禁止抗日活动的报道，以及日军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消息。例如，在北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队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5）因为怕学生在“九一八”纪念日又走上街头，所以才对学校如此森严戒备。而与此同时，日军则在华北各地肆意欺侮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则一再忍让、退避。五前年的一部美国电影，仅仅因为对中国的某些方面有所不敬，便被国人认为“辱华”而愤慨不已，日军在中国领土上高视阔步、咄咄逼人，却只能一再忍让，连学生表达抗日意愿都被严禁，这自然是滑稽的。鲁迅在临终前不久，还在表达着对中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软弱、妥协的不满与愤怒。

二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说，当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通过《中国学生月报》表达中国立即对日开战的要求。胡适则对此种态度忧心如焚，发表致全体同学的公开信，说：“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6）中国之所以不能与日本开战，是因为不具备开战的起码条件：

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的总编辑说，我们有百万雄师，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7）

中国的军事力量与日本根本不能相埒，开战便意味着亡国，所以只能以外交方式，委屈以保国，倘能发奋图强、生聚教训，国家自可振兴。这是二十四岁的胡适的看法。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发生，国人又纷纷要求政府对日全面开战，此时四十岁的胡适，仍然是二十四岁时的立场。胡适说：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个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8）

胡适不主张与日本硬拼，强调要努力以外交手段解决中日纠纷，这在关于如何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自然便与主战的鲁迅态度不同。例如，胡适是主张要借助国联的，而鲁迅则对国联的调解嗤之以鼻；再例如，胡适希望以种种理由说服日本军国主义者，让他们在侵华问题上有所收敛，放弃过分膨胀的侵略野心，而鲁迅则在“九一八”后便意识到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能劝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脚步，中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做出的苦口婆心的规劝也好，胡适等中国名流以个人名义做出的软硬兼施的说教也好，日本国内自由主义者做出的义正词严的谴责也好，都不可能令日本军国主义者放弃对中国的野心。“九一八”以后，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鲁迅与胡适分歧明显，胡适对于日本发出的某些言论，也曾遭到鲁迅的一再抨击。

然而，在关于抗日的问题上，鲁迅与胡适无论在表面言论上还是在内心深处，都没有相通之处吗？当然不是。

远的不说，从“九一八”开始，中国政府面对日本的侵凌，可以说总体上是妥协、退让，颇让人想到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忍辱含垢这些说法。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表现，鲁迅是反复公开表达了嘲讽和斥责的。那么，胡适呢？作为一个中国的社会名流，胡适在国家的如此软弱表现面前，心里是何滋味呢？从胡适公开发表的言论里，不太容易看清楚这问题，而从胡适日记则能更真切地窥见其心态。

“九一八”发生的次日，1931年9月19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9）

日军的此种行为，并不令胡适特别吃惊，是因为他与一些友人早就有此担心。其实，也不令鲁迅特别吃惊。这且不论。胡适没有谴责日本，却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与鲁迅是一致的。这一点，下面再论。现在要强调的是：我们不难体会到，胡适写下“中国军队不曾抵抗”这句话时，内心是痛苦的，是有着屈辱感的。

1933年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即图谋占领整个热河地区。3月4日，日军以少数兵力进攻承德，承德守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逃，承德被日军轻易占领。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10）

3月5日的日记又写道：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11）

胡适虽然不主张与日本彻底撕破脸，虽然不主张与日本走向全面军事对抗，但却也并非主张对日本完全不抵抗。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以微小兵力即占领承德，也令在抗日问题上一直低调的胡适痛心疾首。3月6日，胡适把《全国震惊以后》写成，有六千多字，发表于3月12日的《独立评论》第41号。在文章里，胡适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斥责了承德守军的怯懦，从全国总体的角度批判了国家的种种状况，当然，更正面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如何的建议。胡适说：“南方同胞派来的慰劳抗日将士团的代表还在津浦车上，带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劳品，每箱里装着无数男女同胞的热烈的期望！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六十万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内完全被我们的敌人不战而得去了！他们梦里也想不到孤军深入的敌军，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总退却，退入长城以内了!”因此，“这一天的全国国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惨痛”，是极其巨大的，而“我们初受着这种惨痛的刺激，都感觉到惭愧，失望，痛恨：惭愧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何能抬头见世人，失望的是我们本不应该希望这种军队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国家的大事真如同儿戏。”（12）

 胡适面对中国军队的如此表现，心态与鲁迅是相同的，意见也与鲁迅是相近的。

三

我们知道，“九一八”后，鲁迅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嘲讽，其实就往往是针对蒋介石的批判，虽然并没有点出蒋介石的名字。而胡适在此期间对蒋介石的观感，也与鲁迅有着相通之处。由于中日在华北的冲突十分激烈，1933年3月上中旬，蒋介石亲赴华北，视察了多处地方。3月13日，在保定召见了胡适、丁文江、翁文灏，而胡适在当天日记里记述的对蒋介石的印象，非常耐人寻味。胡适写道：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么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他要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

这一天他的谈话大致如此。（13）

胡适的记述描绘了一幅蒋介石的画像。在胡适笔下，蒋介石是那样无能、糊涂和可怜。这里流露出的对蒋介石的看法，与鲁迅颇为相像。

1933年3月在保定与蒋介石的见面，是这些年间对胡适刺激很大的一件事。对蒋介石的失望，对国家的失望，通过这次与蒋介石的谈话都大大加深了。这些年间，另一件给他很大刺激的事，是他于1934年为长城抗战中的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所写的碑文，到1935年便被“埋葬”一事了。1933年5月，长城抗战接近尾声时，以傅作义为军长的五十九军，受命由昌平进入怀柔，侧击日军。5月23日，战斗打响。双方交战后，第五十九军十分英勇顽强，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仍坚守阵地。在第五十九军斗志正旺时，突然接到中国军事当局立即停火的命令，并命第五十九军于5月24日撤离阵地。傅作义拒绝下达撤退命令，军事当局一再催逼，傅作义才不得不执行。这是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傅作义部的表现令世人敬仰。此次战斗，第五十九军阵亡367人，伤484人，而击毙日军346人，击伤日军六百多人。这在那时是非常辉煌的胜利了。（14）中日停战后，傅作义派人到双方交战处找寻到203具中国军队官兵遗骸，运回绥远，在大青山下建公墓安葬。1934年5月初，傅作义请胡适为公墓写碑文，胡适欣然应允。胡适1934年5月5日日记说：

试写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

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

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

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涂改。（15）

可见胡适是以极认真的态度写这碑文的。5月6日的日记又说：“早车与孟和同到天津赴南开大学董事会。下午我们仍同车回来。”而“车上我请孟和细看昨天的碑稿，细细批评”。（16）5月8日的日记写道：“到北大，带碑文稿去请校中朋友看，魏建功兄与梦麟兄均在，稍有讨论，我很得益处。”（17）5月10日的日记则说：“到北大，请玄同、岂明诸人看我的《阵亡将士公墓碑》文稿。”（18）这是在又请钱玄同、周作人对碑文提意见。不但写得认真、艰苦，写完还再三听取朋友们的看法，胡适对这篇碑文的重视不言而喻。

胡适的这篇碑文，其实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日态度的矛盾。

长城抗战，以《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结束。原来，长城抗战，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也是有限作战，所以打到一定程度便见好就收。四月上旬，蒋介石派黄郛代表中国就华北问题与日本交涉，并于五月初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任委员长。当5月23日清晨傅作义部在怀柔地区与日军接战时，黄郛团队已于头天晚上与日方达成停战协议了。这也正是当傅作义部战犹酣时，军事当局一再催促其停火、撤退的原因。（19）在为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所作碑文中，胡适做了这样的表达：

当五月二十三日早晨四时。——当我国代表接受了一个城下之盟的早晨，——离北平六十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正开始一场最壮烈的血战。这一战从上午四时直打到下午七时，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20）

在叙述了上午的战斗过程后，胡适写道：

到了下午，他们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因停战协定已定局了，命他们撤退到高丽营后方。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势不能遽行撤退，而那个国耻的消息又正使他们格外留恋这一个最后抗战的机会。直到下午七时，战事渐入沉寂状态，我军才开始向高丽营撤退，敌军也没有追击……（21）

胡适热情讴歌了第五十九军的抗战行为，而称那停战协定为“耻辱”，为“国耻”。这与胡适“九一八”后对日本的基本主张是矛盾的。“九一八”之后，胡适是主张以外交的手段、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中日争端，而反对与日本进行军事对抗。当日本又欲占领华北时，国民政府派出黄郛团队与日本谈判，达成停战协议，这本来是符合胡适的思路的。然而，当提笔为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撰写碑文时，胡适在高度赞美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的同时，又对那谈判行为和停战协定，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只能说明，“九一八”之后，在对日问题上，胡适的态度并非很单纯的，更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的综合国力、军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与日本都相差甚远，根本没有与日本军事对抗的条件，所以只能以外交手段、以谈判的方式求和，这是胡适明确表示过的立场。然而，如果认为这样一种立场是十分坚定的，是从不动摇的，那肯定是对胡适的误解。为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撰写的碑文，就表明本来是主和派的胡适，也有与主战派立场一致的时候。

四

在对待《塘沽停战协定》的态度上，鲁迅便和胡适没有什么差异。

1933年5月17日，肩负与日交涉重任的黄郛团队，以专车从南京出发，17日甫抵天津站，便受到炸弹袭击，而正好路过此地、年仅17岁的清洁工人刘庚生被当作袭击者，被捕后又被说成袭击行为乃“受日人指使”，于是立即被枪毙。黄郛在天津与记者谈话时声称：“外传本人到平后，有与日本妥协说，殊属不确。本人想此时中华民国国民无一人敢来与日本妥协……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22）       

鲁迅就黄郛北上向日本求和一事，写过多篇文章。黄郛天津车站被袭事件发生，鲁迅在一天内写了《保留》《再谈保留》两文。在《保留》一文中，鲁迅对指控刘庚生“受日人指使”，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刘庚生如果戴着“受日人指使”的罪名而死，那就是卖国，死了都是“汉奸”，而鲁迅认为这完全是诬蔑。鲁迅说：“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23）鲁迅毕竟是敏锐的。虽然黄郛声称并不与日本妥协，但鲁迅知道，黄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向日本求和，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果然，黄郛到北平后，很快就与日本达成了停战协议。黄郛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与日本人达成和议，在鲁迅看来是卖国行为，所谓“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正指此事。而在胡适心目中，黄郛的行为，也构成了卖国：在为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撰写的碑文中，胡适称那停战协议是“城下之盟”，称与日本人媾和是“国耻”，不就意味着黄郛团队的行为是卖国吗？

黄郛北上谋求与日媾和期间，鲁迅还针对黄的言论写了《不求甚解》。文章从政治家的话常常令人费解却又不容注解说起，然后落到黄郛的言论上：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24）

鲁迅对黄郛的言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鲁迅意在强调：即使不签订辱国条约，也并不妨碍实际行为上的辱国。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并不意味着战就不能停，因为大可在缩短防线、诱敌深入的幌子下退让、逃窜。汤玉麟部在一百二十八名日军的进攻面前仓皇逃跑，就是明证。而对于这种行为，胡适也同样表达了愤慨。

在军事上对日妥协的同时，中国政府也竭力禁止民间的抗日言行，唯恐官方好不容易言和了，民间又惹出事端。写完《保留》的当天，鲁迅又写《再谈保留》，先谈几句言论界的口舌之争，便话题转到官府对抗日言论的恐惧：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25）

黄郛到北平，就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要向日本委屈求和，便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于是标语口号、报纸杂志上，不得有可能惹日本人恼怒的字眼。鲁迅的这番话，正是针对此事说的。《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并没有让日本放弃侵占华北的野心。占领了东北后，日本便日夜想把华北收入囊中。为避免让日本人找到寻衅的口实，中国方面便只能更加严厉地在华北清除可能刺激日本人的言行。绥远大青山下的由胡适撰写碑文的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碑，由于可能激怒日本人，于是也不能见天日。1935年夏，胡适、陈衡哲夫妇等一班康乃尔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平绥路全线旅行，胡适在《平绥路旅行小记》（26）一文中记述了此事。旅途中，胡适一行去了绥远大青山下的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站在了那块墓碑前，然而，碑文已被毁埋。胡适日记记述了此事：

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车上，同我们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引按傅作义其时任晋绥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怀柔抗战时第三十五军暂改称第五十九军）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

墓碑[文]是我做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刻的，所以拓本流传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当上月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引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挖改的痕迹尚可认识。我的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主席（引按林森）的“河山壮气”一个匾。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概。（27）

胡适原以为当日本占领绥远后，这块抗日将士公墓碑会毁于日军之手。毁于日军之手，那很正常。胡适没想到的是，日军还未来，便毁于自己人之手。站在这座一切直接表达了“抗日”之意的文字都被隐匿、毁弃了的公墓前，胡适当然感慨万千。

胡适在北平为长城抗战死难者公墓所写碑文不能见天日，这与鲁迅在上海所写的语涉抗日文章不能发表，是同一命运。1933年5月，黄郛北上与日本交涉，鲁迅连着写了多篇文章，上面谈到的《保留》在收入《伪自由书》时，鲁迅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句：“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没有能够登出。”（28）所谓没有“能够”登出，就是虽投寄了报纸却没有发表，后面的三篇是《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和《不求甚解》。而之所以报纸不敢登，当然与胡适所写碑文被毁，是同一原因。

五 

面对日本的侵略，鲁迅和胡适内心当然有仇恨，但仇恨只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并非仇视日本的一切，相反，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对日本人普遍具有的某些秉性，却热情赞美，并且一再强调，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在日本军队侵入中国的时候还能有如此态度、如此情怀，是真正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表现。超越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关头，还能清醒地看到自己国家民族的缺陷、弱点，并尖锐地指出来。在这方面，鲁迅和胡适也是高度一致的。“九一八”以后，这二人都在呼吁中国人应该在某些方面学习日本人的同时，也仍然在政治、文化、社会的意义上对中国进行着批判。当救亡在总体上压倒一切时，他们并没有让自己的启蒙意志、启蒙行为被救亡压倒。

“九一八”之后，中国忽然出现一股研究日本的热潮，报刊上大量发表关于日本的文章，出版界推出了许多介绍、研究日本的书。日本打进来了才想到要了解日本，这本来就是临时抱佛脚，而这些所谓介绍、研究日本的文章、书籍，却又都是从日本人的日本研究那里抄来的。于是，鲁迅写了《“日本研究”之外》。鲁迅说，一时间冒出这么多日本研究专家，是让人称奇的事。然而，他们的所谓“日本研究”，有两种内容。一种是“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实行征兵制”等“低能的谈论”，这一种“研究”，算是中国人的“创见”。当日本军队侵入中国时，便把对方的一切都说得一钱不值，这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他们的另一种内容的“研究”，则无一不是从日本人的书中剽袭而来。鲁迅说，这样的研究如果有价值，那也不是中国人的研究，是日本人对日本的研究，是中国人在偷窃日本研究者的成果。鲁迅郑重地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呢？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29）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们的出版界当然也会趁机出版许多谈论中国和满蒙的书，这自然也是投机。但是，日本出版界却又并非只是在日军占领满蒙后才开始大出关于中国和满蒙研究的书。他们长期有着这方面的研究。同样，他们也长期注重自己本国的研究，“九一八”之后中国的“研究者”抄袭的便是日本研究者长期以来的成果。平时便注意研究自己，也研究别人，这样一种研究精神，是值得中国青年学习的。鲁迅接着说：

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也可以注意些现在好像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德，奥、匈、比……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30）

“九一八”以后，亡国史一类的书也很畅销。鲁迅认为，亡国史一类的书，不看也罢，因为看了这样的书，只能让人感到一做亡国奴，就比现在表面上还没有做亡国奴更苦，以至于庆幸毕竟暂时在表面上还不算亡国奴。鲁迅最后说：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31）

所谓“现代的兴国史”，所谓“新国的历史”，当然是指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了。鲁迅希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青年，好好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程，从中找到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而当日本以其强大来凌掠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好好研究其强大起来的原因并好好仿效，才是最切实的御侮。

“九一八”之后，虽然举国抗日热情高涨，但鲁迅看到，许多人的抗日言论，不过是一种做戏，一种表演。以如此轻浮的抗，去抵御日本人认真的侵，是要吃大亏的。鲁迅在《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堂·吉诃德”们》等一系列文章中，批判了中国人认真精神的缺乏，而强调应该认真地学习日本人的“认真”。

至于胡适，在“九一八”后，比鲁迅更多地赞美着日本的许多方面，也比鲁迅更系统地批判着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先看看胡适于1935年7月给一位名叫陈英斌的青年的回信。陈英斌准备去日本留学，写信向胡适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胡适于7月24日回信，强调“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习外国的长处”。（32）并特别强调：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引按重点号为原文所有）。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清洁，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拚命模仿人家。

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益处。（33）     

1935年7月，那是中日在华北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的时候，胡适仍能对日本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仍能谆谆教导中国青年要潜心学习日本人的特别长处。这里表现出的正是那种与鲁迅一样的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眼光、情怀，也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爱国精神。

如果说，在私人通信中如此表达还不需要多少勇气，那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胡适也一再对日本的许多方面高度肯定，这就不能不说显示了心怀的坦荡和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意识。1932年12月6日，胡适应湖南省有关当局邀请，在长沙中山堂发表题为《我们所应走的路》的演讲，谈的是如何救国的问题。在演讲的最后，胡适说： 

救国的方法很多，我今天不过只讲一样，希望大家努力，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想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大家要使中国强盛，还要着实努力，我最后说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就是“惟科学可以救国”。（34）

所谓“惟科学可以救国”，这里的“科学”不仅仅指科学技术，更指一种科学精神。而超越民族主义，客观冷静地认识敌国的长处并虚心学习，正是科学精神的表现。

“九一八”之后，胡适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赞美日本的次数是很多的，无法一一举例。只是想强调一点：当日本侵占东北、凌掠华北后，鲁迅和胡适都不忘提醒国人要看到日本人身上特别优秀之处并努力学习之，而胡适这样的次数远比鲁迅多，对日本的肯定也远比鲁迅强烈。

在对中国自身的批判上，鲁迅和胡适不仅态度相同，观点也往往十分一致。例如，“九一八”三周年时，胡适写了《“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胡适呼吁全国青年都来反省：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轻易占领了东北？是否因为我们自己的过于腐败和不争气？是否因为我们凡事皆不如我们的敌人？而这三年中，我们可曾有认真的忏悔和踏实的努力？然后，胡适写道：

我们的唯一的生路是努力工作，是拼命做工。我们的敌人所以能够这样侵犯我们，欺辱我们，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兢兢业业的努力了六十年，而我们只在醉生梦死里鬼混了这六十年。现在我们懊悔也无用了，只有咬紧牙根，努力赶做我们必须做的工作。（35）

这样的诘问，这样的自省，这样的劝告，与鲁迅在《“日本研究”之外》等文章中的语气、观点，如出一辙。应该说，“九一八”之后，在抗日救亡问题上，鲁迅与胡适不仅只有意见的分歧，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

六

鲁迅晚年与许多日本人有或长或短、或很亲密或仅仅是礼节性的来往。“九一八”之后还与日本人频繁往来，这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诟病。其实，“九一八”之后，胡适也同样与日本人多有交集。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人，都是各式各样的。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民间固然有大量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但也不乏头脑冷静、反对日本对外武力扩张者。当然，也有纯粹的学者一类人物，并不关心政治、战争，即便在中日交战期间，也只埋头研究学问。鲁迅也好，胡适也好，即便在中日交战期间，仍然与日本的反战人士或纯粹的学者交往，体现的还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超越。再说，即便是认同军国主义的日本民间人士，如果找上门来，也不妨借此机会向其表明中国的立场，做一点唤醒、棒喝的工作。“九一八”以后，鲁迅和胡适都坦然地与日本来访者接触着，有几个人，例如山上正义、室伏高信，既在上海与鲁迅见面，也在北京与胡适交谈。

据有人统计，鲁迅一生结识的日本友人在一百六十人以上。（36）这应该基本是指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结识的日本人，而这里的“友人”也是一个宽泛的说法。这一百六十多个日本友人中，绝大部分是在上海期间相识。这也很好解释。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定居北京的日本人很少，到北京短暂旅行的日本人也不多。再说，在1918以前，鲁迅只是教育部的职员周树人，在北京或到北京的日本人，也不会主动拜访周树人，周树人更不会主动去结识外国人。鲁迅1927年秋从广州到上海定居，与日本人交往才多了起来，这首先是因为这时候在上海定居和到上海旅行的日本人相对来说有很多，日本人之重视上海远远超过北京和南京。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上海经济地位的重要。日本东京番町书房1972年出版的《内山完造传》（小泽正元著）中说，1917年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北四川路创办内山书店时，上海已有三家日本人开办的书店。（37）日本人经营的书店，主要出售日文书刊，当然也主要是以日本人为销售对象，虽然日本人惯常买书很多，但有三家书店，可见定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已颇具规模了。《内山完造传》又说，“九一八”前后，来上海的日本人激速增加。（38）上海的虹口地区，北四川路一带，是日本侨民聚居地。鲁迅1927年秋到上海，租住在景云里，就在今天的虹口区横浜路，与北四川路相邻。从广州到上海时，鲁迅对上海是很陌生的，之所以选择了这里安身，是因为茅盾、叶圣陶等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已在此居住，更重要的是三弟周建人也已在此地安家。（39）鲁迅后来虽然换过几次住处，但都是在虹口地区移动。

上海有数量众多的日本侨民，这还不是鲁迅上海期间结识许多日本人的直接原因。鲁迅上海期间结识的日本人，除了内山书店的职员，都不是日本侨民，而是从日本到上海的旅行者。而上海有数量很大的日本侨民，无疑是使得许多日本国内的人喜欢来上海旅行的原因之一。从日本来上海旅行的人，如何与鲁迅见面、相识呢？这就要归功于内山书店了。可以说，鲁迅在上海期间，几乎与所有日本来人的见面，都是缘于内山书店的介绍。

据小泽正元《内山完造传》，内山完造1885年1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很早便离家当店员，信奉了基督教。1913年3月来到中国，从事眼药推销工作，先到上海，后来辗转于湘、鄂、浙等地，不但到过武汉、长沙、杭州、南京等大地方，也到过宜昌、常德、九江、沙市、南通、崇明、绍兴、宁波、镇江、苏州、无锡、芜湖、汕头、厦门等城市。内山完造在中国工作得十分辛苦，自称“日本人苦力”。由于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从1915年开始，中国各地都抵制日货，日本眼药自然在抵制之列，内山完造的推销工作举步维艰。这样，1917年，内山完造决定放弃推销员的职业，在上海开办书店。内山完造卖的是日文书，销售对象主要是日本侨民和来上海旅行的日本人，再说，书籍也并不在中国人的抵制之列，所以，书店不受抵制日货影响。内山夫妇热情待客，书店业务蒸蒸日上。鲁迅到上海，在景云里落脚后，发现附近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自然要进去，于是与内山完造相识，成为好友。小泽正元在《内山完造传》中说，内山书店不但在上海很知名，也渐渐为远在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知晓，大家都知道，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与鲁迅是朋友，如果想见鲁迅，可以请求内山完造介绍。这样，一些到上海旅行的作家、学者和新闻界人士，往往到内山书店，向内山完造表示想认识鲁迅，内山完造便视情况而把一些日本来人介绍给鲁迅。在上海期间，鲁迅就是这样认识了那些日本来的人。（40）

在上海期间，鲁迅还与日本国内一些文学家有通信往来，例如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十分仰慕鲁迅，成为鲁迅小说的热心翻译者，并与鲁迅有着通信关系。后来鲁迅与之结成师弟关系的增田涉，本来是佐藤春夫的学生。增田涉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欲到上海拜见鲁迅。而佐藤春夫在鲁迅还在广州时来过上海，与内山完造相识，于是增田涉怀揣佐藤春夫给内山完造的信到上海，找到了内山书店，通过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见。（41）

而胡适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前有两次访日经历。当然，两次都是赴美途中在日本下船逗留，与友人谈话。一次是1933年7月19日从上海出发，21日在神户下船，然后从神户经横滨到东京。胡适7月22日日记记述了对横滨的观感：“六年前的荒凉景象，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建筑，都可令人惊叹。”（42）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尽成废墟，1927年4月，胡适从美国回国时，途经横滨下船，见到的还是一片荒凉景象，而六年后故地重游，胡适为横滨面貌一新而感慨。1936年7月，胡适又一次赴美途中在神户下船，又从神户经大阪到东京。7月25日的日记写道：“东京市自地震后至今不过十二余年，已改建成一个绝新的都会，其魄力确令人佩服。”（43）胡适特意在日本逗留，特意从神户赶到遥远的东京，当然是为了与朋友们见面，交流。于此亦可见，“九一八”以后，胡适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也是频繁而密切的。胡适记日记，可谓三天天打渔，两天晒网，并非每日有记。时常空缺数日，就是好几个月空缺的情形也不少见。但从胡适“九一八”以后断断续续的日记里，仍能看出他与日本友人交往的部分情形。例如，1933后3月21日日记记述道：

日本法学博士泷川政次郎（中央大学教授）与日本早稻田讲师福井康顺来谈。泷川专治平安时代法律，并治中国法律；福井治中国思想史，今日来谈《牟子理惑论》。（44）

看来这两个日本人是专门来找胡适切磋学问的。研究中国法律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到了北京，想见见胡适，一如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日本学者如增田涉到了上海想与鲁迅谈谈，在当时都是正常的。1934年4月9日日记，是写道：

有两个日本京都帝大的教授来访问，其见解都不很高明，一人姓石川（经济学史），一人姓牧（法律史）。（45）

这又是两个日本的学者，要与胡适探讨学问。也有不是以学者身份来谈论学术问题，而是以一个日本国民身份来探讨时事问题者。1936年1月3日日记，胡适写道：

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来谈，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他们都劝我到日本看一些时。（46）

清水安三夫妇是何职业，没有说。但与沈阳中学校长寺田喜治郎一起来，有可能是从伪“满洲国”那边过来的。由于东北实际上已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已在东北施行奴化教育，所以有日本人充当中学校长。这样的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的日本人，胡适也肯接待，无非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教育他们。几个日本人应该是来找胡适谈中日关系的大问题，意见一定有严重分歧，所以胡适才“很不客气”。

胡适1933年7月和1936年7月两次在日本逗留，会见的日本人有很多，谈论的问题也很广泛了。

所以，“九一八”之后，鲁迅和胡适都与日本人士多有接触的。

七

最后，谈谈这期间与鲁迅和胡适都有接触的两个日本人：山上正义和室伏高信。

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丸山升，写有《鲁迅和山上正义》一文。据丸山升文，山上正义大约于1896年出生于鹿儿岛。在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后到东京，在早稻田大学听过课。从山上正义写的东西可知，1925年曾到过上海。1926年，山上正义作为日本联合通讯社的特派员到达广东。1929年，山上正义作为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的特派员，到了上海。山上正义喜爱鲁迅小说，有志于把鲁迅小说介绍到日本。这样，山上正义便是以新闻记者和鲁迅小说的热爱者双重身份接触鲁迅的。而也真巧。当山上正义在广州时，鲁迅正好到了广州；当山上正义奉调到上海任职时，鲁迅也从广州到了上海。鲁迅逝世后，山上正义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说：“我和鲁迅的交游是于民国十六年在广东初次相会开始，到上海后，交游继续下来，直到近年。”（47）在广州时，山上正义便开始翻译鲁迅小说，他与鲁迅接触，既是就翻译问题进行请教，也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就时事问题采访鲁迅。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从厦门到达广州，2月11日日记便有山上正义来访的记录。山上正义以林守仁的笔名翻译的《阿Q正传》，于1931年10月在日本出版。（48）山上正义以本名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谈鲁迅》和以笔名林守仁写的《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早已有中文译文，收入多种鲁迅研究资料集中，只是资料编纂者往往并不说明林守仁即是山上正义，以致容易让人认为是两个人。（49）

丸山升在《鲁迅和山上正义》中说，山上正义1933年底由联合通讯社上海代理分局长而转任北平分局长，（50）这样，就与胡适有了接触。在1935年3月2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43号上，胡适发表了《中日提携，答客问》，文章开头说：“日本新闻联合社的北平访员山上正义先生，前几天拟了十一个问题，征求我的答案。我把这些答案都写出来送给他，另抄了一份在这里发表。问题的汉文是山上正义的原文。”山上正义提出的问题是：“先生信最近中日两国关系真渐好转欤？”“若真见好转，请问对此之高见如何?”“情形如此相信不久得以融和中日两国民之感情而恢复两国之睦谊欤？”（51）等等，共十一条，胡适一一做了回答。

室伏高信是另一个先在上海与鲁迅结识，后又到北平与胡适见面的日本新闻界人士。室伏高信1892年生，曾在明治大学学习法科，后担任《二六新报》《时事新报》《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记者，在三十年代是很活跃的人物，在日本和中国都颇为人知。室伏高信虽然受过多种思想影响，但思想的主调是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室伏高信坚决反对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作为。“九一八”之后，室伏高信迅速出版《满蒙论》一书，对当时在日本甚嚣尘上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是“天予日本之良土”等狂悖之论予以严厉批判，呼吁日本立即从中国撤兵，否则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日本也将走向毁灭的深渊。在三十年代，室伏出版了多种著作，主旨都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52）

在中国现代史上，室伏高信是能够留下脚印的外国人之一。1935年5月4日出版的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艾寒松以笔名易水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认为文章“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向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具体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收缴刊有易水文章的这期周刊，并将刊物封闭；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和《闲话皇帝》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关人员等。中国政府全部接受，即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叶楚伧向日方道歉，取消图书审查委员会，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之理由，勒令《新生》停刊。（53）此即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当时中国的报纸自然难为《新生》鸣不平，倒是上海的日文报纸《每日新闻》于7月31日发表了抗议日方干涉中国新闻自由的文章。文章说：“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文章还批评日本整个的对华政策，说：“欲调整中日关系，应将驻华日本武官退出中国全境，同时减少关东军兵力十分之一。”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十分恼怒，勒令《每日新闻》停刊三日。而这篇批评日本的文章，正是出自室伏高信之手。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七卷在1935年7月31日条目内，记述了此事。（54）

室伏高信于1930年6月15日出现在鲁迅日记里：“晚内山完造招饮于觉林，同席室伏高信、太田宇之助、藤井元一、高久肇、山县初男、郑伯奇、郁达夫，共九人。”（55）毫无疑问，室伏高信也是先到内山书店找到内山完造，再由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见面。与鲁迅见面后，室伏高信益发敬佩鲁迅。1935年，室伏高信再来中国，想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再见鲁迅，但因鲁迅在病中而未能如愿。但室伏高信后来在日本刊物上发表了介绍和赞美鲁迅的文章。（56）

室伏高信发表于日文报纸《每日新闻》上的批评日本的文章，应该就是1935年夏到中国后写的。在上海，虽然没有再见到鲁迅，室伏高信却在北平见到了胡适。室伏高信首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1935年7月17日：“日本著作家室伏高信来谈，此君在一九二七年曾赠我《光从东来》一书。他自谓反对军部，实则此种学者正是军人的喇叭，不能作独立的思想也。今天他说，民主主义乃是买卖人的思想。这是拾尼采的唾余。买卖人的思想也许比封建军人的思想还高明一点吧！”（57）从胡适以后与室伏高信的交往看，初次见面的交谈，让胡适对室伏高信有些误解。胡适后来与室伏高信保持着来往。1936年7月到东京，室伏高信到车站迎接，此后几天室伏常陪着胡适，一起吃饭、交谈。初次见面，室伏高信请胡适写一篇文章，在日本的刊物上发表，对日本国民表达告诫、警示之意。1935年10月初，胡适写了《敬告日本国民》，由室伏高信交东京出版的《日本评论》1935年11月号发表，当然，少数几句话被删掉了。胡适文章对日本国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十分诚挚的恳求日本国民不要再谈‘中日亲善’这四个字了。我在这四年之中，每次听到日本国民谈这四个字，我心里真感觉十分难受”。那些年，日本一方面疯狂凌辱中国，对中国领土豪取强夺，日夜不息，一方面又天天高喊“中日亲善”，胡适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抗议。胡适对日本国民说的“第二句话”，是：“请日本国民不要轻视一个四亿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蜂虿尚有毒’，何况四亿人民的仇恨？”其时中国政府对日妥协，而日本方面也迫使中国政府禁止民间的抗日言行，胡适正告日本国民，即便中国百姓公开的抗日言论都被禁绝了，但四亿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却在心里积蓄着，这仇恨是任何力量无法禁止的，也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忽视的。胡适对日本国民说的“第三句话”，是：“日本国民不可不珍重爱惜自己国家的过去的伟大成绩和未来的伟大前途。”这是在说，日本本来有着辉煌的历史，而如今这样在军国主义主宰下疯狂向外扩张，势必将把日本引向毁灭。（58）文章在日本发表后，胡适又交《独立评论》发表，并写了“后记”：“这篇文字本是为东京出版的《日本评论》（原名《经济往来》）写的，登在那个刊物的11月号里。我很佩服《日本评论》的编辑人发表此文的‘雅量’，所以我把此文的原稿发表在这里。”（59）

这期间，胡适还与室伏高信在私人通信中交流对中日关系的看法。1935年11月30日，胡适写了《答室伏高信》的公开信，发表在《独立评论》第180号上。在这封长信中，胡适严厉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对室伏高信的一些错误观点表示了异议。胡适也强调，中国传统的“不迁怒”“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观念在中日关系上仍然是适用的：

这些是近于人情的，是我们稍稍加一点理智力就可以实行的。譬如我怨日本的某个某个军人，同时我可敬爱我的朋友高木八尺教授。这样“不迁怒”，不是很容易的事吗？又如日本帝国一旦改涂易辙，变成了中国的好朋友，我当然可以忘记过去的许多怨恨。这样“不念旧恶”，不也是很容易的事吗？（60）

在日本肆意欺凌中国的时候，对日本人民秉持“一迁怒”“不念旧恶”的态度，这方面鲁迅与胡适也是高度一致的。“九一八”以后，鲁迅一直与内山完造、增田涉、山本初枝等日本友人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就是“不迁怒”的精神使然。

 “一二八”战争中，日本医生西村真琴博士偶然在被战火摧毁成废墟的上海闸北三义里救起一只快要饿死的鸽子。西村将鸽子带回日本老家，悉心饲养，希望这鸽子能在日本活下去。但后来还是死了。西村将其葬于自家院内，并立碑纪念，碑上刻“三义冢”三字。鲁迅1933年6月21日日记有“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之语，又说：“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61）鲁迅此诗名为《题三义塔》。诗前“题记”曰：“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诗曰：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62）

1936年7月16日，从神户到东京车中，欣赏着富士山的美景，胡适颇多感慨。21日，在太平洋船上，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一首诗：

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娇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得云开是几时？

诗后附记曰：“记七月十六日望富士山的景状。”日记里又说：“沈燕女士（昆三之女）要我作此题，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63）

在这里，胡适显然将富士山比作日本。所谓“忽然全被云遮了”，指日本陷入军国主义的迷狂；而“待得云开是几时”，表达的是对日本回归光明之途的企盼，也是对中日关系云消雾散，重新友好相处的希冀。这与“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达的是同一种情思。

注  释

（1）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2）（3）鲁迅：《“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页，第361页。

（4）鲁迅：《观斗》，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5）鲁迅：《“立此存照”（三）》，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5页。

（6）（7）（8）见《胡适口述自传》，原文为英文，唐德刚译，《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33—234页，第234页，第244—245页。

（9）（10）（11）（13）（15）（16）（17）（18）（27）（42）（43）（44）（45）（46）（57）（63）见《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44页，第184页，第184页，第189—190页，第358—359页，第359页，第360页，第360页，第489—490页，第212页，第564页，第193页，第340页，第530页，第497页，第249页。

（12）胡适：《全国震惊以后》，见《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76页。

（14）（19）见周天度、郑则民等著《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151—152页，第153页。

（20）（21）胡适：《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见《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14—115页，第116页。

（22）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94页。

（23）（28）鲁迅：《保留》，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第142页。

（24）鲁迅：《不求甚解》，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150页。

（25）鲁迅：《再谈保留》，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26）胡适：《平绥路旅行小记》，见《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29）（30）（31）鲁迅：《“日本研究”之外》，见《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第320—321页，第321页。

（32）（33）胡适：《致陈英斌》，）见《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23页，第223页。

（34）胡适：《我们所应走的路》，见《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38页。

（35）胡适：《“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见《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2003年9月版，第156页。

（36）（56）见周国伟《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81页，第143页。

（37）（38）（40）[日]小泽正元：《内山完造传》，东京番町书房昭和四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发行，第75页，第81页，第108页。

（39）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958页。

（41）[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341—1342页。

（47）(48)(50)[日]丸山升：《鲁迅和山上正义》，见《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273页，第272，第283页。

（49）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收有署名山上正义文，也收有署名林守仁文。

（51）胡适：《中日提携，答客问》，见《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57—259页。

（52）见袁咏红、罗福惠：《对胡适与室伏高信对话的回顾与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53）（54）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七卷（1934—1936），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519页，第4935—4936页。

（55）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7页。

（58）（59）胡适：《敬告日本国民》，见《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80——385页，第385页。

（60）胡适：《答室伏高信》，见《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45—246页。

（61）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86页。

（62)鲁迅：《题三义塔》，见《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151页。

（引用本文请以刊文为准）

微信编辑：李雨潜

审       读：程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