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美术馆馆藏史视角下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珍藏展

•新展预告

从一家私藏到公共视域，一部美术馆收藏史，承载着文化的自觉与野心，也体现着审美价值的时代变迁。值此“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2023年1月17日-5月7日）开幕在即，且让我们通过讲述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收藏历史，呈现本次特展作品在艺术史本身之外的另一个序列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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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收藏史

谈论任何大不列颠欧洲绘画收藏和展示的历史，如果不论及英国国家美术馆，那是不完整的，因为其拥有的藏品质量和广度无可匹敌。美术馆成立于1824年，代表了英国收藏的一个新时代。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建立不同于欧洲大多数国家，并非建立在过往皇家收藏的基础上。它肇始于政府自一位私人收藏的继承者手中购入38幅重要画作，继而收藏反映历任馆长和理事会的雄心抱负，以及众多慷慨私人捐赠者品味的作品。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美术馆，观众可通过其体量较小、易于管理的艺术收藏，体验一部完整的欧洲绘画通史。

英国国家美术馆32号展厅

在国家美术馆成立之前，英国并不缺乏绘画作品，但它们大多匿藏在私人手中，不为公众所见。艺术收藏一直是富裕精英的专利；十七世纪末以前，统治君主和宫廷阶层一直引领着这种时尚，但是之后就由英国贵族开始主宰收藏领域，就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愈来愈多的英国收藏家将他们最重要、最昂贵的绘画作品存放在伦敦的府邸，甚至开始在家中为它们修建专门的陈列室。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卢浮宫作为法兰西博物馆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通过向观众开放私人藏品，在公共领域推广艺术运动。然而，英国的收藏家们则坚持要超越传统敌手法国的决心，这可与任何一种哲学理想影响相匹敌。他们的部分民族主义激发起了一种雄心，即通过促进对过去最好艺术的学习，帮助复兴被认为是即将消亡而毫无竞争力的英国本土艺术设计流派。

正因如此，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相关的艺术家们，成为了首批可享受参观私人收藏的幸运群体。无数的艺术家得以在约翰·朱利叶斯·安格斯坦（1735-1823）位于伦敦市中心蓓尔美尔街（Pall Mall）100号的家中研习他收藏的绘画作品。时为艺术系学生的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和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参观了其收藏，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例如透纳在1815年绘制了《迦太基迪多大厦》，以回应安格斯坦收藏的克劳德·洛兰画作，包括《示巴女王登船的海港》和《圣乌苏拉登船的海港》。

克劳德《圣乌苏拉登船的海港》,1641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不过，早在19世纪初私人艺术收藏偶尔开放以及伦敦建立临展系列之前，就有日益强烈持续的呼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人人都可以参观的国家艺术收藏。收藏家和鉴赏家们认为，接触伟大的艺术将会提升当代绘画和手工艺水平；政治家们提倡艺术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美术馆可以提供一个优雅的场所，供富人和穷人共处，并通过艺术陶冶情操。

1823年，约翰·弗莱明·莱斯特爵士（1762-1827）向英国首相建议捐赠其收藏的当代英国艺术，作为筹建英国艺术的国家画廊基础。首相利物浦勋爵（1770-1828）拒绝了，他在书面回复中提到，未来国家美术馆唯一合适的核心收藏，将是最高品质的欧洲古典大师画作，因而应重点收购私人收藏家们难以容纳展示的大型作品。

幸运的是，利物浦勋爵有机会践行诺言。同年乔治·博蒙特（1753-1827）提出将他收藏的欧洲古典大师作品遗赠给国家，前提条件是政府能为其找到合适的场所。1823年底安格斯坦去世后，他的藏品即将公开出售，博蒙特重申了提议，并更具诱惑力，他说如果政府购买安格斯坦藏品，他会立即捐出自己的藏品。另一位收藏家威廉·霍尔韦尔·卡尔牧师（1758-1830）也承诺，只要安格斯坦的藏品得到保护，就将遗赠自己收藏的古典大师作品。这三批无与伦比的历史绘画收藏同时出现在市场上，与此同样幸运的是，英国政府意外地从奥地利获得了两笔巨额战争贷款的偿还，并从中拨款6万英镑，用于“购买、保存和展览安格斯坦收藏品”。 由于政府没有既定的建筑安置新购入的国家级艺术品收藏，就购买了蓓尔美尔街100号剩余空间的租赁权。因此，当英国国家美术馆于1824年5月10日向公众开放时，它诞生在一个绅士的府邸里。

拉斐尔《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像》，1511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非本次展品

从安格斯坦小而美的收藏中精选出的38幅作品，由欧洲的古典大师作品主宰，主要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画派作品，如拉斐尔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像》，提香的《加尼米德被强掳》（后归于他的学生达米亚诺·马扎所作）等。

达米亚诺·马扎《加尼米德被强掳》，157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国家美术馆的成立是临时安排的，因而国家美术馆在早期发展阶段完全依赖于捐赠和遗赠。1826年，英国美术促进协会赠送了三幅当时为未来国家核心收藏获得的油画；同年，美术馆入藏了博蒙特捐赠的16幅作品；1831年又收到威廉·霍尔韦尔·卡尔的35幅绘画遗产。与安格斯坦一样，博蒙特和霍尔韦尔·卡尔都是英国学会会长，他们坚定地维护着由皇家艺术学院、鉴赏家和艺评家倡导的艺术学派等级制度。理事会的少量购藏也反映了与之相应的品味，如1834年购入的《维纳斯、墨丘利与丘比特》。

柯勒乔 《维纳斯、墨丘利与丘比特（爱的教育）》，152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美术馆的早期理事法恩伯勒勋爵（1760-1838）表示，收购应仅限于拉斐尔、柯勒乔和提香的作品，从而巩固了馆藏现状。这种对公认艺术杰作的坚持在美术馆初创早期占据主导地位，即使1838年搬到特拉法加广场现有建筑之后，依然奏效。

托马斯·霍斯默·谢泼德《英国国家美术馆与纳尔逊纪念柱》，1854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非本次展品

美术馆最初的狭隘视角需要有所改变。早在1836年，下议院下属负责研究如何提升英国艺术产业的委员会，就曾建议国家美术馆应扩大收藏范围，将拉斐尔之前的意大利画家作品囊括其中。然而，一切进展甚微，直至1844年画家兼艺术评论家查尔斯·伊斯特莱克 (1793-1865) 上任国家美术馆馆长之后才有改观。

1853年政府成立了另一个重要的委员会，以研究国家美术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它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问题，涉及美术馆的目标是为谁服务，应该收藏什么类型的艺术，绘画作品该如何保存和展示，以及信息应如何传播。其1855年编纂的报告是改革性的。报告规定，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国家美术馆应努力建成一个呈现完整美术史的收藏，展品从视觉上形象讲述十三世纪中叶起源于意大利的欧洲艺术故事。根据报告调查结果，政府于1855年3月正式改写了国家美术馆的章程。

随着国家美术馆的重组，全新全能的馆长职位应运而生。第一位担任馆长是伊斯特莱克，他赴任国家美术馆馆长有某些先决条件，特别要求设立足够的年度购置经费，购藏艺术品方面拥有决定权，并且有一名称职的助手。他任职的十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可以看作是国家美术馆的第二次奠基。

乔瓦尼·贝利尼 《圣母子》，1480-1490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伊斯特莱克旨在填补美术馆收藏体系中的空白，并根据1855年议会委员会的报告，最初关注1500年以前的意大利画派，以便首次讲述好欧洲绘画故事的早期章节。伊斯特莱克除了购买单幅作品之外，例如1855年从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加尔瓦格纳男爵手中买入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他并不反对买下成批重要收藏，例如，1857年他通过单笔交易购得22幅早期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画派作品。但理事会、评论家和公众对此表示异常震惊，认为它们丑陋并缺乏审美价值。这些作品与当时的品味格格不入，人们将拉斐尔的绘画艺术如《圣母子》作品视为美的极致，但它直至伊斯特莱克馆长在职的最后一年才被购获。

拉斐尔 《圣母子像与施洗者圣约翰（加瓦圣母）》，约1510-1511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在1855年至1865年任馆长的十年间，伊斯特莱克购藏了大约150幅绘画作品，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十三至十五世纪的作品，这使得美术馆能够从阿尔卑斯山以南和以北分别去追溯蛋彩油画的起源——欧洲绘画采用的主要传统技术。他还通过伟大画家克劳德、普桑、伦勃朗、鲁本斯和凡·代克的作品，极大丰富了十七世纪绘画收藏。此外，他在美术馆有限的空间内，尽最大努力将作品以按国别和时代进行展示。这样，被忽视的艺术流派在美术馆的墙上占有一席之地，信息得以出版于图录中，公众欣赏艺术的品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透纳《海洛和利安德的离别》，1837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伊斯特莱克担任馆长期间，美术馆获得了大量英国本土艺术画作，以补充馆藏中的欧洲古典大师作品序列。但重点并不是通过购买，而是希望英国人能捐出相关作品。主要的馈赠来自罗伯特·弗农（1774-1849），1849年他遗赠了157幅英国艺术家画作，还有著名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透纳，他把整个工作室留给了国家，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画作，如《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和《海洛和利安德的离别》，而雕塑家弗朗西斯·勒加特·钱特里爵士（1781-1841）提供了一笔经费遗赠，以购买英国艺术品。由于场地空间的有限，许多英国绘画无法在国家美术馆内展出。国家美术馆本身只保留了英国艺术的核心部分，主要是从霍加斯的早期作品到透纳的晚期作品，时间跨度约为150年，而美术馆收藏的整体构成永远是倾向于历史上的欧洲古典大师作品。

伊斯特莱克的工作扩宽了国家美术馆的收藏范围，并将其提升到了欧洲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带领下，随后的两任馆长试图在保持整体质量的同时，尽可能使得馆藏更加全面综合。伊斯特莱克的继任者威廉·博克索尔（1800-1879）成功地建立起荷兰十七世纪绘画作品收藏，很好地平衡了之前对早期意大利艺术的偏好。1871年，博克索尔通过财政部的特别拨款，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杰出收藏中购买了55幅荷兰画作和12幅佛兰德斯作品。五年后，他又通过韦恩·埃利斯的遗赠获取了94幅荷兰绘画收藏，其亮点之一是梅因德尔·霍贝玛（1638-1709）的《有农舍的树林》。

梅因德尔·霍贝玛《有农舍的树林》，166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随后1910年乔治·素廷（1835-1909）锦上添花，成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捐赠：美术馆获得192幅画，其中有许多是扬·斯汀（1626-1679）等荷兰绘画大师的作品。素廷的收藏中还包括一幅极好的海景画，是小威廉·凡·德·维尔德（1633-1707）的《狂风中的荷兰船和其他小船》。作为十七世纪后期荷兰海洋画家的领军人物，其成熟的作品塑造了下个世纪英国海洋绘画的发展。因此，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荷兰绘画足以与荷兰境内任何一家美术馆相媲美。

威廉·凡·德·维尔德《狂风中的荷兰船和其他小船》，1658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第三位馆长弗雷德里克·伯顿（1816-1900）于1874年上任，在20年的任期内，他购藏了大约180幅欧洲绘画。伯顿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任期内英国法律有所变更，之前委托保管的绘画作品当下可以出售，这意味着他能够从久负盛名的英国收藏中购买许多重量级作品，例如1880年从萨福克勋爵手中购买莱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极为珍贵的《岩间圣母》；以及1890年从朗福德城堡购入小汉斯·荷尔拜因（1497/8-1543）的《大使们》。

莱昂纳多·达·芬奇《圣母与婴儿施洗者圣约翰在天使的陪伴下崇敬基督（岩间圣母）》，约1491/92年-1506/08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非本次展品

小汉斯·荷尔拜因《约翰·德·丁特维尤和乔治·德·塞尔维（大使们）》，1533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非本次展品

伯顿拓展的一个重要新增领域是十八世纪意大利艺术，他购买了提埃坡罗和朗吉的几幅作品。无论就英国总体的艺术收藏而言，还是就国家美术馆的发展而言，1894年伯顿的退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彼得罗·朗吉《正在接待骑士的女子》，1745-175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此后，绘画杰作将不再以如此轻松或频繁的方式获得，一方面由于国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政府的资金也在逐渐减少。此外，美术馆始于1855年的重建工程于1894年宣告结束。十九世纪的三位馆长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除了他们三人都忽视的法国画派作品外，国家美术馆拥有了唯一一个可以让参观者们了解庞大复杂的欧洲绘画史的国家级收藏。

在20和21世纪，尽管持续缺乏展陈空间和资金，但国家美术馆仍在继续扩大收藏。20世纪前几十年里，美术馆很幸运地收到了一些特别慷慨的遗赠，例如1907年来自圣殿西区（Temple-West）9.9万英镑的捐赠，以及1910年素廷和1924年路德维希·蒙德博士（1839-1909）的遗赠。后者几乎全部由意大利绘画组成，包括桑德罗·波提切利（约1445-1510）的《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等重要作品。

桑德罗·波提切利 《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1500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保罗·盖蒂爵士（1932-2003）为美术馆捐赠了一笔高达5000万英镑的巨额基金，使得许多伟大的绘画作品都能入藏，包括卡拉瓦乔的《被蜥蜴咬伤的男孩》。

卡拉瓦乔《被蜥蜴咬伤的男孩》，1594-159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20世纪前几十年间大量绘画杰作从英国外流，为此，1903年英国成立了国家艺术收藏基金（现为艺术基金），作为一个独立的会员制英国慈善机构，旨在为帮助国家获得艺术作品筹集资金，充当捐赠和遗赠的沟通桥梁。其贡献就包括，雅各布·丁托列托（约1518-1594年）的《文森佐·莫罗西尼的肖像》和委拉斯贵兹的《费尔南多·德·巴尔德斯大主教肖像》。

雅各布·丁托列托 《文森佐·莫罗西尼的肖像》，1575-1580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迭戈·委拉斯贵兹《费尔南多主教肖像》，1640-164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美术馆刚成立之际，巴洛克画家的作品极受青睐，1840年美术馆便购买了雷尼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然而，品味的变化使得巴洛克风格此后一直徘徊在主流之外，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回春。学者兼美术馆理事丹尼斯·马洪（1910-2011）从1960年代开始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收藏，能够全面展示意大利巴洛克艺术的范畴、重要性和品质。马洪去世后，在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下，他的收藏中有25幅油画永久入藏国家美术馆，其中一些亦出现在本次展览中。

圭多·雷尼 《抹大拉的玛利亚》，1634-1635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就法国印象派绘画而言，美术馆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很晚，因为一些理事会成员并未被这种现代艺术运动的价值所打动。然而，到1910年代末态度发生了变化，1917年美术馆很高兴地接受了爱尔兰艺术品经销商休·莱恩（1875-1915）遗赠的现代外国油画，其中包括雷诺阿的《雨伞》等重要印象派作品。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雨伞》，约1881年-1886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非本次展品

第二年，国家美术馆安排了一笔特别款项，购买在巴黎出售的德加收藏品，第一次购入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和马奈的油画。

爱德华·马奈《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1878-1880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1924年，得益于纺织制造商塞缪尔·考陶尔德（1876-1947）提供的50000英镑专款，美术馆加强了对这一现代法国艺术领域的收藏。考陶尔德基金的首批购藏之一是1924年收购了马奈的《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而两年后，该基金又被用于购藏梵高的《长草地与蝴蝶》。

文森特·梵高《长草地与蝴蝶》，1890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为这部分收藏注入的最新活力是2008年的西蒙·塞恩斯伯里，遗赠给国家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18幅法国十九世纪画作，包括保罗·高更（1848-1903）的《窗前果盆和啤酒杯》。

保罗·高更《窗前果盆和啤酒杯》，1890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最新的收藏领域之一是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绘画。这些收藏加深了我们对十九世纪来自北欧国家艺术的理解，它们将北欧文化和欧洲艺术传统进行了独特的融合。直到2014年，美术馆购入了第一幅美国艺术家作品，乔治·贝洛斯（1882-1925）的《码头上的人》，这使得美术馆必须永久性地改变其描述藏品范畴的措辞，从之前一个被描述成为融汇欧洲艺术家绘画作品的收藏，到现在要包含受欧洲艺术传统影响的艺术家作品收藏。

即将到来的2024年是国家美术馆200周年馆庆年，期待着未来藏品可能性发展方向的同时，美术馆正在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来分享藏品，以便更好地服务公众，拓展新观众。 这将继续鼓励寻找的过程，相应地刺激思考、质疑和辩论。

美术馆正在寻求扩大其收藏范围，以囊括更多的女性绘画作品。2018年，馆藏获得了意大利艺术家阿尔泰米西亚·真蒂莱斯基 （1593-1654年或之后）约于1615-1617年创作的自画像，这使得这位十七世纪著名女画家的作品第一次进入英国公共收藏，也让美术馆永久藏品中的女性艺术家作品数量增加到了21幅。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亚历山大圣加大肋纳的自画像》，约1615年-1617年 ©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非本次展品

同时，国家美术馆将继续邀请当代艺术家们参与收藏共建中，并正在扩大有关现当代作品的收藏方案，以确保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艺术联系是紧密而富有成效的。美术馆以这种方式，持续将自身呈现为一个文化中枢，通过收藏和展览反映当代英国与更广泛世界的关系，拓展国际化的同时又立足英国本土。

本文选编自《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收藏史》，有删节。作者：苏珊娜·艾弗-夸许（Susanna Avery-Quash）；翻译：褚馨

原文刊于上海博物馆编，《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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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名称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

Botticelli to Van Gogh

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Gallery，London

展览日期

2023.1.17—2023.5.7

（周一闭馆，国定节假日除外）

展览地点

上海博物馆

第一展览厅

• 上海博物馆 •

编辑丨顾   婧

初审丨褚   馨、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