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就在于：是力量治下的社会还是规则治下的社会（下）
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
这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在欧洲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一称号并非基于种族而是依据文化。当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提到这个词时，他们指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而是说英语并认同小政府的人，无论他们身处旧金山、斯莱哥或者新加坡。
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19世纪30年代早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页就指出，英语国家为新大陆带去了他们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念，并在新大陆生根发芽，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他写道：“美国人是自治的英国人。”
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自由的北美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在这三次冲突中，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一方？这份名单很短但绝大多数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
读者可以看看二战纪念碑在欧洲本土以外的分布，算一算志愿者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入伍的。
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这些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就像一战中召唤他们的父辈一样，去为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国家战斗？仅仅是血缘和语言上的联系？！这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仅仅是一场种族冲突、放大版的南斯拉夫分裂或者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
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政府动员士兵上战场，也不取决于人们立刻响应了征召。士兵们很少沉溺于感情用事。但在他们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斗志——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优于敌人的生活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为自由而战”，正如那个时代的口号一样。
我们通常会认为，今天的普世价值早晚有一天能获得最终胜利。然而，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赢不可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所不同，自由很可能会被逐回北美大陆。如果冷战采取的是不同的方式，那么两大阵营有可能同归于尽。实打实地说，西方的胜利要归功于“英语民族”取得的一系列的军事成功。
作家马克·史坦一贯话糙理不糙，他说，大陆欧洲为世界贡献了精美的油画、悦耳的交响乐、法国红酒、意大利女演员，以及足以使我们迷上多元文化的种种事物。
但当我们审视这一段以忠于自由民主为特征的“政治化的西方”概念形成的过程时，不难发现，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的童年都是在专制中度过的，希拉克和默克尔也是如此。我们忘了，和平的宪法改革在这个世界上何其之少，而发生在盎格鲁圈以外的更是寥寥无几。
意识形态的边界推进得远比国境线要快得多。欧洲国家全面拥抱西方价值的浪潮，第一波发生于1945年后，第二波则在1989年。在此语境下使用“西方价值”一词，其实是相当客气了。我们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些国家已经接受了盎格鲁-美利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的市场、出版自由、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审制……以上种种，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先进社会生来就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借助英语语言发展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连同这种语言，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源头实际独一无二。
欧亚大陆西端一隅湿冷岛国上的居民，偶然地确立起政府必须服从法律、舍此别无他途的观念。法律之治确保了财产及合同的安全，反过来催生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奖励生产而不是支持掠夺的制度。事实证明，这一制度为讲英语的移民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在费城古老的议会大厅中，最终以精妙的方式结晶为美国宪法。
美国的榜样如此成功，以致当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几乎都想复制此例，至少想克隆出其外壳。就算是最无耻的独裁政权，现如今也一样有了所谓的国会。战战兢兢的代表们正云集于所谓的政党组织中扎堆开会，仰承总裁的意志。
甚至连最肮脏的专制政权也有了自己的最高法院，起码从纸面上看，它不再是权力的工具。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政治自由——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的法治之下的自由——依然还只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一制度会比英语民族的霸权更长寿，实在是个错误。
盎格鲁圈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
盎格鲁圈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这正是她影响力的最大来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尽力想证明英语民族在人种上的优越，他们的证据在当时就有争议，而今更难立足。居住在墨尔本的希腊夫妇的孩子比他在米蒂利尼岛上的堂兄更富有也更自由，原因无关种族，只关乎政治制度。
要成为盎格鲁圈的成员，需要遵循那些构成英语文化核心的基本习俗和价值观，它们包括个人自由、法律之治、注重合同与契约、自由是政治及文化价值的第一追求。组成盎格鲁圈的国家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宪章》，英国和美国《权利法案》，陪审制、无罪推定以及“一人之家即他的城堡”等普通法原则。
将自由的传播与盎格鲁圈兴起的过程视为一体，这一观点一度毫无争议。宗教改革后，很多讲英语者将他们文明的优越视为上帝所助。他们的文明就是要建一个新以色列，一个被上帝选中、受命要给世界带来自由的国家。
英美历史学家找到了他们的先辈在走向现代化和伟大之路上的串串脚印：普通法的形成、《大宪章》《大谏章》、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技术革命、废除奴隶制......
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开放的市场、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以上种种，皆是英语民族对世界政治意识形态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想认识现代世界的真实面貌，就不得不面对盎格鲁圈。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盎格鲁圈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为什么属于盎格鲁圈的英国、美国能长期保持国际领导地位？为什么这个圈中的国家能占据大半个世界的几乎所有的制高点？想认识现代世界的真实面貌，就不得不面对盎格鲁圈。
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以及英国脱欧的另一种解释。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随着自由阵营赢得了二战这场宏大战争的胜利，自由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脱欧并不是简单的黑天鹅事件，脱欧的公投结果植根于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之中，在汉南看来没理由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与越来越官僚化的欧盟同床异梦……英国人并不把自己视为欧洲人，英国与欧陆国家结合是一种错误的政治选择，不能让欧洲变得更好，反而让英国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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