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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

立平坐看云起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3-09-30

下面的一些问题,有的零零碎碎地写过,现将这些问题的脉络重新捋一捋,从而形成一个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系统理解。

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

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用一个什么词来揭示我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的背景和症结?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

过剩,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或许有人说,过剩不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吗不完全是。第一,现在中国的过剩问题,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二,把过剩简化为内需问题,很容易忽略掉那些超出内需范畴的结构性问题。

先说过剩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剩问题的真正含义。

首先,从外部看,中国的过剩问题源于世界的大拆解过程。在大拆解的背景下,西方面临的是供给问题,而中国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前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生产,后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要重新找市场。但我们要知道,解决需求的问题比解决供给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世界是买方市场,是过剩时代。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产能,会有部分因出口下滑而处于过剩状态。有人估计,中国全球供给端的净敞口已经达到3.4万亿美元。

再从从内部看,我一直在讲,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已经结束。中国这轮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大规模消费革命的过程。于是,从三大件到空调,从汽车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再加上房子,消费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是分不开的。但这个过程,到现在可以说基本结束了。

不巧的是,上述两个变化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发生了。于是,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过剩的时代。不但如此,由于内外两个因素同时作用,就使得过剩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范围,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从短缺时代走出来的国家而言是如此。现在,我们环顾四周,几乎什么都是过剩的,房子卖不出去,汽车卖不出去,家电卖不出去,各种工业品都销售困难。

面对过剩,重要的是转变思路

这个过剩,不仅是相对于消费说的,对于投资来说,也是如此。过剩已经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短缺时代,仍然是一味地扩大投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主导型思维。

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企业贷款、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也知道,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和对于未来的预期。但除却这些因素,与过剩的背景没有关系吗?降息了,贷款了,有钱了,你让他投资什么?现在,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过剩:房子过剩、汽车过剩、家用电器过剩、日用品过剩......

按照这种投资主导的思维,专家们刺激经济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供给,增加流动性。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由政府举债,扩大投资,以激活经济。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体现的都是投资思维,而且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

实际上,在全面过剩的背景下,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巨大产能已经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投资主导型模式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提高居民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

从投资主导型经济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转型,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因为,我们过去的许多安排和政策导向都是为投资服务的。银行是为投资服务的,股市是为投资服务的,税收是为投资服务的,财政是为投资服务的,整个政策的取向,都是以服务于投资为权衡。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意味着这一切都要发生重要改变。

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自哪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要把就业放到首要地位。有人说,就业就是经济,就业就是民生。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应当把就业当作第一要事,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人们经常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但信心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描绘的美妙前景,不是来自令人激动的口号,在普普通通人的生活中,信心就是来自就业。有一份工作,先不管收入多少,人们内心里才会踏实。就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不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产业升级是未来的方向,但对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所谓低端产业也要同时加以保护。

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199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55%,这个比例到2021年只有大概43%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重大约在70%上下。相应的,居民消费率也从54%降至38%(国际社会在60%左右)了。因此,要形成旺盛的消费力,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们过去比较重视个人间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从促进消费的角度说,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间分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些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叫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我觉得应该重提这个理念。这主要涉及的是资本市场和居民手里的房子。应当使股市成为投资者获取收益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平台。同时应当利用政策工具,稳定人们在房地产上的财富预期,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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