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前的一个寒冷的周日，我和美国朋友TOM一起到国博逛了一圈，然后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小面馆吃午饭。Tom是美国白人，1989年出生，来中国留学，学习汉语。

吃完饭，他慢慢向我道出了自己的心事。当他告诉我他“HIV阳性”的时候，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这是第一次一位好朋友告诉我他HIV阳性。他说他会把让他跌宕曲折的故事写下来，还没等他说完，我就立刻说：我来负责把稿子翻译成中文。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人对HIV的知识是比我们更充分，防护措施做得更好，目前HIV感染率也更低；又或者是，因为HIV病毒来自国外，所以跟外国人做爱时，国人会更注意保护。但Tom故事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关于防艾，LGBT社群内部有一种独特的“耻感”，仿佛谈论它就被贴上了性乱、滥交的标签。有些男同对防艾知识是选择回避的；某些人由于一两次的侥幸最终麻痹大意。但HIV感染形势的严峻和同志生活方式不容回避的现状，不容我们不去正视它。

这是美国人TOM写的“北京故事”，他无比真实地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可以看出社群内部关于HIV的部分真实状态。原文为英文，我将其翻译如下：

我一向认为“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只要双方知情同意，无论一个人如何做爱，和谁做爱，有多少性伴侣，别人都无权评头论足。但我到中国后发现，北京的同志圈在回避“性”这件事。科技的进步和便捷的网络使得同志们性爱的次数和性伴侣的数量不断增加。真是太棒了！谁不想享受更多的性爱呢？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性爱有风险，而且我们对风险的预估可能是错误的。

我对HIV非常了解。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我是HIV宣传员和检测员；我做过HIV方面的研究，我还研究过和HIV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呼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综合性性教育。所以，大家会认为我一直坚持安全行为对吧？真不一定。

来北京后，我开始用Jack'd。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软件吧。让我吃惊的是，我每天都能接到十几条信息。发来信息的帅哥们要么想“做”我，要么想被我“做”。个个如此！我男朋友人很好，很开放（谢谢他），所以我和很多人“做过”。最初一段时间，有几次性行为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的。有一次我和我男朋友约了一个广州来的人。为了更刺激，我和我男朋友都没带套。那个人说他刚检测过，而且我和我男朋友都做攻，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风险很低是吧？现在回想起来，一阵后怕。

还有一次我约了一个人到宾馆。我是在我住处附近的街上碰到他的。完事儿以后（感谢上帝！这次带套了），我发现他其实不断约人到宾馆，而且还贩卖冰毒。我觉得这几次都是孤立事件，而且告诫自己以后决不能这么疏忽大意。但随着炮友越来越多，我不断打破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不可控。

最终，一个炮友让我幡然悔悟。我叫他Peter好了。他住在我附近，很帅，约他很方便。我们第一次约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无套“做”他。我拒绝了。我说我不但要考虑我自己的健康，还要考虑我男朋友的健康。我天真地以为，他愿意我无套“做”他，是因为他喜欢我，而且他只跟我无套。后来，我男朋友在Jack'd上也被他约过。我在附近碰到的一个人也说Peter约过他，而且要求无套。我心想：我的天，这家伙可真会享受生活。

我之所以没想太多，是因为我戴套了。即使他是HIV阳性，也问题不大。我和Peter第二次约是在2011年12月，我攻他受。当时我仰面躺在床上，他握住我的“东西”塞进他的身体。我当然不同意他这么做！我要求他停下，他没停，只是不断地说他想“放松一下”。我知道他不仅仅想“放松一下”，他还想让我射在他体内，因为他觉得无套感觉很爽。僵持了七、八秒后，我把自己的“东西”从他身体里抽出来，带上套。Peter自然很不满意。我又“做”了他一会儿，最后自己用手解决了。Peter跪在我身边，央求我射的时候进入他并内射。我很震惊！Peter的癖好是无套，他喜欢陌生人猛“做”他之后内射。我告诉他不行，我要考虑我男朋友的健康。后来我始终在想，如果我没有男朋友的话，当时我会如何选择。

这次经历虽然在心理上带给我的冲击很大，但之后我还是约过几个人。之后的几个月，我对自己的行为不断进行反思。我发现我在北京约过的人里面，愿意带套的极少，总是我提出带套。实际上，很多人不愿意带套，我坚持带套反而会惹他们生气。更重要的是，事前我总是计划只进行100%安全的性行为，但数次经验告诉我，我的安全度只有70%-80%。我很懊恼，我在性爱的旋涡里逐渐迷失了方向。和陌生人上床有很多不可预见的状况。很多时候，这种不可预见性会带来刺激，但当我想到可能会因此染上HIV或者某种性病的时候，这种刺激瞬间就消失了。对我来说这样做非常不值得。

我想在北京掀起一场讨论。很多HIV阳性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是阳性。调查显示，北京的男同性恋中7%是HIV阳性。我猜，阳性比例在使用“约炮”软件的男同性恋中更高。很多人使用“约炮”软件（当然还有去酒吧和同志据点的人），但我们可能没想清楚，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我不歧视HIV阳性的人。我认为HIV阴性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和HIV阳性的人发生性关系，反之亦然。但发生这类性关系的前提是，充分考虑可能遭遇的风险，万一感染的话如何应对，以及何时/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和润滑剂。我想强调下列事实：如果你和网络上遇到的陌生人多次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你感染HIV的风险非常高；即便是偶尔为之，你依然有可能感染HIV。仔细想想吧。做决定时要慎重；定期参加检测；攻和受都可能感染HIV，切记！同志们应该负起责任，我们应该展开讨论，让大家都了解HIV和艾滋病。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同志社区的其他人。我们要保护好每一个人。

我现在就讲讲我是如何“HIV阳性”的。

我是美国人，在北京学了三年多汉语了。我对我的汉语水平太过自信，自信到我独自一人去检测，全程使用中文。

那是二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天雾蒙蒙的。我骑着自行车去垂杨柳医院。我病了（我认为自己生病的原因是感染了HIV，免疫力低下），我把自己裹的严严实实的，以抵御刺骨的寒风。我一边听LTomnTomDel Rey（美国女歌手）的 歌曲《Video GTommes》一边想：我这会儿还是HIV阴性，也就剩这一会了。我有种预感：结果肯定是阳性。HIV带来的恐惧像铁拳一样紧紧攥着我的心脏。到了医院，我的拳头越攥越紧，血液都无法流通了。

检测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走到机器前刷了卡，结果打印出来了。在看到结果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拳头带来的压力，爆裂了，鲜血染红了我的胸膛。我的所有器官都停止了运转，灵魂也出窍了。我一遍一遍地读着报告单上（我以为的）那两个字：阳性，阳性，阳性……那两个字伴着我心跳的节奏，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当我拿到检测为“阳性”的结果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男朋友。他是中国人。我想：我很有可能把HIV传染给我最爱的人了。无数画面在我大脑中闪现：我不得不离开他回美国接受治疗，我不得不把他一个人留着北京这个混凝土监狱里；他不得不独自一人忍受疾病的煎熬，他会觉得我抛弃了他。我会获得更好的药物和医疗服务，我的健康状况会更好，寿命更长；他不得不留在这里，备受疾病和孤独的折磨，最终逝去。

如果他最终有机会来美国，我必须首先获得能满足我们需求的健康服务。我必须到一家不歧视同性伴侣的公司上班，这样，公司就能为他提供医疗保险。他能获得足够的抗病毒药以便度过最初的那几个月吗？政府能在六月份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吗？如果不能，他连移民的资格都没有……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针对同性恋和HIV阳性的人的制度性歧视？我们注定会被大洋分隔，生死两茫茫。我在得知自己“HIV阳性”后，基本都在考虑他要面对的问题。我想，这说明我非常爱他。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我一生的挚爱。他无可替代。

当我和我男朋友谈起我对HIV阳性的恐惧时，他提到他已经亡故的弟弟和父亲。因为这两位亲人的离世，他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但亲人的离去又让他觉得生命是如此短暂而宝贵。人肯定会死，而且死亡常常来得比人们预期地要早。他说如果我们都感染了HIV，寿命缩短，他会很乐意与我共度剩余的时光。如果我们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而不得不被大洋分隔，他会心碎欲裂，但他会永远对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心存感激。

说实话，做gay很难，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性恋每天都要面对社会的、政治的和机构的歧视。这些歧视无处不在。这些歧视不是你“一笑”就能“了之”的。这些歧视会一点儿一点儿侵蚀你的灵魂。最终你发现，你只剩下了一个僵硬的躯壳。这个躯壳是这个歧视你的社会塑造出来的你，而不是真实的你。

HIV/AIDS是同性恋身份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的传播永远改变了同志社区。那时我还没出生，但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我身份特征中“同性恋”这个部分。我的意思是，我虽然还未染病，但最终会染病的恐惧如影随形。这种恐惧感似乎是天生的。这种恐惧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医疗部门的官员们不断强化。他们不断地说，大家都听腻了。但老实讲，我觉得不能完全怪他们。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镇地区的男同性恋中HIV阳性的比例一直在5%左右。而有些研究认为是20%。20%啊！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终的原因，很多人会都把板子打在“受”和“攻受兼备”上，尤其是“受”身上。“受”们不断被告知：“你们是HIV最高危群体之一”；“唯一比你们更高危的是通过静脉注射毒品的人”；“你们和吸毒者们一样不道德，你们最终会感染这种致命病毒，感染后你们的免疫系统会崩溃”。

HIV本身并不会杀死人，但一些合并感染最终会使感染者丧命。很多人认为“你们活该！如果你们只进行‘正常’的性行为，厄运就不会降临”。还有人会说“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是阴茎—阴道性交中的女方，你们感染HIV的几率将下降18倍”。不就是想享受点性爱欢愉嘛，Gay的生活实在不易，这真是太糟糕了！

我知道这些听上去很耸人听闻，但这就是我对我所获得的艾滋病和同性恋相关资讯的解读。而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一直对自己说：你要不断地传播防治HIV的相关知识——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病，通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V病毒能够被控制，感染者能健康地生活。我见过很多HIV阳性的人。我还和好些HIV阳性的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看上去状态不错，挺健康的。他们体内的HIV病毒很可能处在潜伏期，因为科技的进步，他们感染后还能活数十年。

这些科学知识我都知道。但是，我获得的科学知识并未消除HIV给我带来的恐惧。而且，大家不能因为我有这种恐惧就指责我吧？无论是无知的民众对同志人群的道德审判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是疾控中心经常发出的关于HIV和同志性行为的吓人的警告，除了让我心生恐惧，还能有其它什么作用吗？我所处的环境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想搞清楚，我为什么被HIV阳性这件事吓破了胆？我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绝望和痛苦。我想我找到答案了：我害怕死亡。我知道HIV阳性并不意味着被判死刑。但是，HIV阳性意味着向死亡迈出了很大一步。你不可能已经HIV阳性了还无所谓。整个社会已经对HIV阳性的人宣判了死刑。

我被判了死刑,那几天我仿佛生活在地狱。

在初筛阳性的复查前，我得知了一个天大喜讯——“阴”性和“阳”性，一笔之差，因为我的中文程度不够，我把检测结果的“阴”看成“阳”了。就那么一笔的差别，却造成了天与地的差别。天知道，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愚蠢透顶的错误？可能中国人不觉得，但对于外国人来说，阴和阳长得真的很像！

知道自己是HIV阴性后，我的心绪并未平复，有时甚至浑身颤栗。我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很多事情我不懂，但有几件事情我很清楚，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比如，这件事发生后，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个人健康方面，我会听从北京协和医院的传染病专家给我提的建议：减少性伴侣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100%的安全措施。我不会再把健康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我会尝试处理好我掌握的有关HIV的科学知识和我的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我怎么可能一边极度丑化艾滋病，一边为艾滋病去污名化做出贡献呢？埋怨社会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个借口，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有，我想把自己满腔的热情变成具体的行动：我要进入医疗行业，和艾滋病做斗争。我要去除艾滋病的污名，我要关心，教育民众，我要发明新的疗法，我要学习，我要宣讲，我要设身处地地为HIV阳性的人着想，并为他们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其中的同志人群。我们要团结起来，互相关心，合力抗争，不评头论足。我应该这样做。现在是开始的好时候！

有时我在想，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在一定程度上，我仍心有余悸。尽管事后我的心绪在慢慢平复，但这件事改变了我，毫无疑问。我已经行动起来了。

后记：现在TOM和他的BF已经在美国团聚。2015年6月25日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后，他们于2015年7月28日结婚。TOM目前在医疗行业任职，他的BF在攻读硕士学位，他们目前在美国西北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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