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超前的新基建投资将成为扩大内需的主力军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围绕11个方面出台38条举措，形成了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方案，提出要把“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放在重要位置，指出“着力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投资规模合理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纲要》的出台极大地提振了市场各方信心，吹响了我国经济复苏的号角。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以投资、出口为主的传统驱动方式将逐渐向消费为主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从近期和中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将成为疫情后一段时间内经济恢复的主动力。这是因为：

（一）我国出口增长受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放缓。据高盛《中国2023年宏观展望》预测，随着供应链压力的缓解和国内生产者物价指数（PPI）通胀下降，出口价格通胀将有所缓和，相较2022年预计增长2.5%，2023年出口价格可能下降5.5%；同时，由于金融条件收紧和持续的欧洲能源危机导致发达市场需求疲软，出口总量也将有所下降，增长将从2022年的6.0%放缓至2023年的3.5%。

（二）消费信心的恢复及其对经济拉动的体现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复苏周期。相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亚洲主要经济体所呈现的加速周期明显更长，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家庭收入、消费信心和消费习惯等影响因素的改善程度和可持续性。

一方面，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度工资收入增长有所恢复，但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指数一直处于低位；另一方面，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对提振消费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家庭继续将更多储蓄分配给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近期对消费提升作用有限。

（三）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投资将继续成为加速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从经济结构上看，“三驾马车”中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腾挪空间更大，效果更为直接明显。

一方面，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在货币政策空间受到约束的大环境下，财政政策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是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优势，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涉及领域广泛，其“后向联系”作用将充分释放“产业功能”，对钢铁、煤炭、化工、机械、建材、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强大推力，带来众多就业机会，能有力稳定就业、促进生产，从而进一步有效刺激消费，为市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形成稳就业、促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在一定时期内国内“稳增长”压力仍然较大，经济复苏的“疤痕效应”仍将持续。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经被历史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可以预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成为疫情后刺激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抓手，并产生持续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的战略主要取决于投资资本形成机制，以及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之间不同阶段的平衡配置战略。通过实施“非平衡增长战略”，将基础设施投资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超前的基础设施保障，同时还能够迅速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因此，要以“适度超前”理念，落实扩大内需纲要，促进投资增长。

（一）建设理念的适度超前。准确把握各产业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基础设施的属性和特点，规划建设的理念要适度超前。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视野，超前规划、超前建设，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全生命周期，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前瞻性布局。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基础设施规划布局。

（二）规模数量的适度超前。适度超前不是浪费、不是过剩、也不是蛮干，而是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支撑引领作用，把近几年需要开工的重大项目提前列入计划，把利当前、惠长远的重大项目经科学论证后提前实施，或者对论证多年、方案比较成熟的重大工程，以及纳入“十四五”规划优先建设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先行启动前期工作。

（三）结构效益的适度超前。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改善社会民生、引领产业发展等领域基础设施，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以统筹融合为导向，补短板、重衔接、优网络、提效能，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基础设施要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东部地区要优化升级，中部地区衔接性基础设施要加快建设，西部地区要强化补短板。

（四）技术水平的适度超前。要积极应用物联网、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强化数字赋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加快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带动传统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提能升级，加速设施、服务、能源、信息“四网合一”融合发展，构建生态化基础设施网络。

2022年下半年以来，以政策性银行贷款为代表的广义财政空间已经逐步打开，部分解决了预算内资金偏紧和地方财政纪律趋严的限制，可以在短期内释放基建投资的增速空间，对应年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断加速（增速连续6个月回升，最高单月增速达16.3%）。

结合中观地方项目储备和微观基建产业链订单的情况来看，预计明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可以保持在高个位数增长，为我国“后疫情时期”继续坚持“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其中，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应进一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基建”项目投资力度，确保“建在前、超在前”。

（一）新基建能够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当前，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主要依靠财政资金投入，社会投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如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传统基础设施领域中，社会资本投入占比为38.2%、20.3%、22.6%，合计占比仅为24.5%，而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占比相对较高，分别达到87.2%、76.0%、57.3%。

新基建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具有更低的进入门槛、更明显的商业化价值，更易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不但有助于缓解财政资金压力，更有助于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二）新基建能够更好地发挥带动效应，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后工业化时代，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可见但有限的。而新基建在根本上有别于传统基础设施，主要依靠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拓展新模式、形成新业态，其优势更多地体现在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从而获得更大的乘数效应。

随着新基建的加速发展，或将带来更多商业模式、业态的创新，创造更多的新型就业岗位，从而进一步促进消费市场；还能够大幅提高我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养老和环保等领域的规模和质量，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

（三）新基建能够更好地促进传统基础设施升级，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的“链接和承载”等公共服务属性，新基建更多聚焦于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应用，这使其自然具有新的“产业触变”功能和属性。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突破传统基础设施在实体上的有形限制，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并在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发展过程中不断激发出更大的投资需求和增长动力，实现上下游产业链联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