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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基层治理复杂多变,数字化转型如何落实?

陈保中 社会科学报社 2022-11-22


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基于数字技术的科学决策、精确管理、精准服务极大地推动着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同时,基层治理实践形态复杂,数字化转型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既遵循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也尊重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在转型过程中逐步实现技术与理念、制度的相互形塑,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原文 :《数字化转型整合公众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陈保中

图片 | 网络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基本趋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挥“科技支撑”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现代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根本性主要体现在: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科学决策。基层治理逻辑起点和实践重点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强调的是决策依据,民主决策强调的是决策过程,依法决策强调的是合法性。科学决策要求 “循证”决策,即依循依据、证据决策。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政府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的决策信息,为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提供了可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话语权大大提升。可以预计,数字化将极大地改变着基层政府决策习惯,数字逻辑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精确管理。精确管理同样要求改变经验式的管理思维,要求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甚至不同社会个体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精细化的管理策略。近年来,基层政府通过数字技术精确定位自身管理的短板,在“相关性思维”“整体性思维”下,通过优化数据采集、共享、应用等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治理数据体系。数字技术为市政管理、消防管理、治安包括宠物管理等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及时性。数据已经成为推进精准服务和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精准服务。民生服务是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大数据高效率、高精度的技术优势,使民生需求识别更加精准,民生服务更加高效、精确。近年来,基层政府以公共服务为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开发、创新和应用数据平台,面向社会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交通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养老服务,努力通过数字技术让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得到实惠,极大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数字化转型仍存诸多实践张力


数字技术为基层政府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和治理工具,但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必须直面数字化转型中的矛盾问题,促进技术和治理观念、组织、制度、流程相互塑型。 

  

数字化与治理理念的更新。“数治”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事实上更是全新的治理理念。“数治”作为治理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数字技术促进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反过来也是一样:治理理念的转变将促进技术更好地嵌入治理过程。在基层治理一些领域,经验主义仍然盛行,数字逻辑尚未得到应有尊重;不少部门把数据视为部门利益,缺乏利他分享、部门合作的数字治理理念;信息公开不充分、打折扣,有些领域数据仍深藏闺中,治理数据的价值利用、发掘非常有限。

  

数字化与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学者认为,技术治理成功的关键是将治理技术嵌入现有治理结构。实践中所谓的“数据壁垒”“数据孤岛”问题的存在,并非技术方面的问题,本质上是体制问题,反映的是数据化转型过程中的体制区隔障碍。数字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要求建立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网络型、扁平化组织体系,金字塔式科层制治理结构显然无法适应这一要求。因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既有串联关系又有并联关系的组织结构,值得进行研究探索。

  

数字化与治理流程的再造。数字治理要求尊重技术的“逻辑强制力”,在数字逻辑下实现治理流程再造。简而言之,数字化流程要求削减管理环节、减少中间层,减少层层汇报和审批,实现平行决策、网络分布、协同治理。数字治理要求建立全闭环、系统性优化数据采集、协同、共享、应用等的通畅流程,实现基层决策科学化、服务高效化、治理精准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流程再造的前提乃是制度的完善,譬如,重大决策法定程序中如何赋予数字技术适当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法律地位,便是值得进行讨论的问题。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限度


就如工业互联网本质是“工业”,金融互联网本质是“金融”一样,数字治理的本质是“治理”,实践中不能本末倒置。数字治理是传统治理方式的延伸,数字技术发挥的是支撑作用,而不是全部。实践中,要防止把数字化转型和社会治理创新简单划上等号,要防止在数字化转型中淡化传统社会治理积累的经验、制度和方式优势。

  

应该看到,基层治理的一些领域或者环节,比如党的建设、矛盾调处、群众工作等领域,数字化本身并不能带来所谓的“根本性”变化,在这些领域仍然应充分发挥好我们党的组织优势、我们群众工作的优势。从治理视角而言,基层社会治理始终需遵循治理的基本逻辑,运用相应的治理资源和治理策略实现治理目标。这一逻辑的基本概括便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如,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及时发现群众痛点、难点,但是数据往往只提供治理指向,未必提供治理策略和方法。解决这些难点痛点,要求我们进一步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广泛集中民意,这有赖于我们基层治理的传统优势,有赖于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有赖于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特别是,数字鸿沟在社会生活中仍广泛存在,数字技术过分强势,可能削弱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存在,也可能在治理过程中产生新的不公平。因此,基层治理应在“让数据说话”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注重整合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共建、共治、共享过程中让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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