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榛，王 丹 |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

乔   榛   1964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省“六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收入分配、就业、经济增长等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出版《马克思经济学创新与当代现实》《地方政府规制研究》《中国失业引论》等5部著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4项。在本刊发表论文有：《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2013年第6期）、《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形成的特殊机理及控制策略》（2018年第1期）、《国内新竞争环境下的东北振兴再认识》（2019年第1期）、《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2020年第1期）。

王   丹   1991年生，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摘   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侧，另一个是需求侧。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供给侧提供的动力主要是要素驱动，需求侧提供的动力主要是投资拉动。目前，这些动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减的趋势，需要有新动力来替代。进一步挖潜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力，只能是供给侧塑造创新动力，需求侧扩大消费需求动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动力，必须有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支撑，重点是优化收入结构。为此，要缩小收入差距，还要形成鼓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机制，最终在收入结构优化、消费扩大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间形成一个良性机制。

关键词：收入结构优化；消费扩大升级；增长动力转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实践研究”（15ZDC005）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动力转换。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背景下现实而必然的选择。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新中国经济增长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限于满足这一增长方式的条件变化和约束的不断增强，已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是什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成为中国持续高速增长后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动力是任何涉足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关注的重要课题。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撰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分析的就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把劳动生产力增进看作是财富增长或经济增长是近代经济学产生后经济学家们普遍采用的一个观点。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研究也体现在对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分析中。马克思较早且全面地分析了决定劳动力进步的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如此表明，在经济学的早期理论中，经济增长被限定在生产领域，着力于增加要素投入和提升要素效率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之后，研究经济增长扩展到宏观领域，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不只是提高每一个经济个体劳动生产力的问题，而变成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问题。如此，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更大领域，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凯恩斯不仅把经济增长从微观拓展到宏观，而且改变了分析经济增长的逻辑，扩大了分析经济增长的范围，重点分析宏观经济增长受需求或有效需求的影响。把经济增长从微观拓展到宏观，从供给转向需求，表明增长不仅仅是劳动生产力的进步，而且也是需求总量的扩张。由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从探索供给侧的要素增加、效率提升到实现需求扩张，形成了一个越来越丰富的理论体系。遵循这样的思路，可以分析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探索其原因，寻求相应策略。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必须从其实际出发，针对其发展阶段去探索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和寻找实现增长的途径。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逻辑和探索进入新时代的增长动力转换，形成了众多观点，且有不同论点交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探索我国经济增长的艰巨性。对新中国成立后呈现的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学者们有各种解释，这里不作详细综述。只就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问题研究作一些梳理。目的是在此启发下发现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机制，并找出可以实施这些新动力、新机制的有效策略。

      既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那么寻求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路径和策略就有了基本方向。在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孕育的增长动力中，哪个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应该是一个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且有效互动的结果。在供给方面，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此外，作为要素供给的重要因素——人口及蕴含的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后被激活和释放，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在需求方面，从消费拉动的视角看，中国持续而阶梯式消费升级，形成了一个消费持续扩大的机制，并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消费扩张；从投资拉动的角度看，高投资在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加入全球化体系，使中国的经济周期，开始时主要影响因素是内部因素，后来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供给和需求双动力发挥作用过程中，两股力量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加强的关系，因此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特殊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然而，近4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既表现为增长动力不断聚集且发挥作用的过程，也表现为增长动力从逐步增强到逐渐消解的过程。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呈现消解态势，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然而，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并不是自然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应该是高质量发展，这种速度变化不是动力消解后的结果，而是动力转换的结果。如何实现动力转换以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无疑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课题。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要求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对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重要方向。塑造创新动力意味着要在供给侧发力，为此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进程来看，这种重塑动力的选择是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是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特征和现实所决定的。不过，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经济体，重塑动力一定不能来自单一方向，着力于供给侧动力的重塑，必须有需求侧动力的配合。我们在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寻求动力的转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有着强劲的需求拉动，主要是投资和进出口相互支持形成的需求动力，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一逻辑，提出了重塑增长的需求动力诉求。中国经济的需求动力真的乏力了吗？尽管有观点指出，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动力转换，包括消费和创新两个主要的驱动力量。这两个动力发挥作用意味着我国从赶超经济体向成熟经济体转换，因为从发展特征看，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其增长一定不是只靠投资拉动的，而是依靠内源性消费来拉动的。使消费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塑造的一个动力。然而，如何使消费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动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在分析消费扩张升级推动增长动力转化的新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一动力转换必需的收入结构优化升级的途径，最终提出一些具体的推进策略。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体现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中。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用以消费的对象则是生产的产品，而且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生产的产品。因此，生产和消费构成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研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追溯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去探究其一般机理。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分析可谓较早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一般机理。

      马克思不仅把物质生产当作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且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区分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环节并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体现其性质。其中，生产和消费，一个是出发点，一个是最终目的，它们两者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最基本的内容。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包含的辩证关系，“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这表明生产和消费具有辩证的同一性。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但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单就消费对生产的作用看，它从两个方面影响着生产，一是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二是消费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马克思围绕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辩证分析，应该是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最深刻揭示，不管我们如何拓展，都可以把它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和消费虽然也被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纳入不同经济学理论中，但直到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之前，消费相对于生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成为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支配了其理论体系的建构。马克思把它称为“最愚蠢不过的教条”，主要是因为它看轻了消费的作用，或者说对消费反作用生产的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这一信条被凯恩斯经济学所突破，建立在有效需求这一核心范畴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学，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性就体现在对需求的重视方面，并提升了需求或有效需求对于经济繁荣的作用。作为宏观经济学创始人的凯恩斯不仅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概念，而且分析了决定有效需求的机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凯恩斯之后形成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有消费的一席之地，把它放到有效需求中作为一个部分与投资和净出口一起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把消费放到有效需求中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扩展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一种体现。从消费对生产的作用到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只是在消费的不同意义上的拓展，即投资也是生产消费，而消费被界定为生活消费。不过，与这种概念的拓展相比，基于一个国家的现实去理解消费对增长的作用机理是更具实际意义的研究。这里，我们重点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以理解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具有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引入市场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这种转变很大程度地改变了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受计划支配，且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消费则处于被动地位。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消费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消费表现为被抑制的消费释放，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人们的收入并不算高，但对当时相对于收入而言较为昂贵的新型电器却有着非常大的需求，以致于购买电器还需要购物券。这虽然在形式上重复了过去凭票购买的方式，但在性质上有一些本质的变化。因为，这时的凭证购买不仅仅是短缺的表现，而且它开始发挥出拉动相关产业，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过，在这个阶段上消费发挥的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是在产品短缺前提下显现的，因而它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高达60%~70%，如此突显了消费在需求拉动经济中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中期以后，投资开始快速增长，1983年之前，全国资本形成总额在2000亿元以下；1984年之后超过2000亿元，1985年超过3000亿元，1986年超过4000亿元，1988年超过6000亿元，1991年超过7000亿元，1992年达到10000亿元。投资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改变了需求结构，使投资的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改变了供给状况，扭转了产品短缺的局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告别短缺经济，出现了产品过剩问题，而且越来越普遍。产品过剩意味着消费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增加投资必须有新的需求来弥补需求不足的缺口。在我国投资惯性形成之后，其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消费占总需求中的比重却在下降，因此，需要用净出口形成的需求来消化过剩的产品。如此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特殊动力结构，在需求拉动方面，投资和净出口逐步成为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在供给方面，由市场配置资源引起的要素投入成为增长的主要供给动力。应该说，这样的动力结构引起的增长动力是强劲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就是借助这样的动力结构实现的。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也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呈现出一种经济新常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增长动力需要转换。经济新常态表现出的增长速度变化属于正常状态，4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转向中高速增长不仅正常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经济结构的优化，更需要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关键，是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冲击，一度出现负增长，虽有恢复，但无法承担起进一步扩大需求的责任，因此，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必须调整，投资加净出口的需求动力需要调整为扩大消费并使其主导需求的动力结构。当然，从供给侧来看，应该突出经济结构调整并增加创新动力。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的是需求动力转换问题，主要是增加消费的需求动力。这是需求动力结构转换的方向，必须开辟新的消费扩大升级机制。

      扩大消费在理论上可以有多种选择，从大的方面来看，一方面源于人们消费需求的升级，另一方面源于生产引发的新消费。消费需求升级与人们的消费层次升级有关，从最基本的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到满足享受的消费，再到追求生活质量的消费。在这种消费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如果一个人只是满足生存，那么为此所需的生活资料消费是有限的，而如果一个人想达到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水平，那么为此所需的花费是巨大的。当然，这种消费层次的提升并不只是一种愿望，而必须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也就是借助生产力进步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消费。因此，扩大消费和提升消费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互动机制的结果，其现实基础自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持续高增长后，生产力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为消费层次的升级提供了现实基础。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转变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目的转换，为消费需求扩大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为调整需求结构，塑造以消费为主的需求动力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就我国来说，生产力水平提高、消费层次升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转化为消费主导的增长动力机制，在整体的增长动力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当然，最终形成这种消费主导的增长动力机制，关键在于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和结构优化。

      在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中，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但从生产到消费并不是直接实现的，人类历史之初，从生产到消费也是一个间接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活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群体形式，其生产是社会生产，因此，合作生产的产品必须通过分配才能变成个人的消费品。最早的分配主要是产品分配，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主要采取的是收入分配。由此，从生产到消费必须进行收入分配，通过分配获得收入再去购买所需的消费品。在这一生产关系变迁的历史中，收入与消费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收入变成了人们获得消费品的重要前提。人们的收入水平高，消费水平也自然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也自然低。这个基本道理，说来人们都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但若从理论上讲，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却并不简单。就收入来说，它有各种形式，有借助拥有的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有通过转移获得的收入。因此，收入不仅仅是一个规模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结构的问题。收入水平高会导致消费水平也高，但考虑到收入结构，或者说收入差距，收入引致消费就变得复杂了一些。对此，凯恩斯曾指出：“总真实所得增加时，总消费量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之大。”总真实所得即总收入，其增加自然会引起总消费量的增加，但相关的比例并不是固定的，它要受到一种社会心理的影响，即社会的消费倾向。消费倾向有社会层面的表现，也有个体层面的表现，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其边际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两者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个体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这使得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其边际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因此，相同的社会总收入，会引起不同的总消费量。收入差距小，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总消费量就大；相反，收入差距大，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总消费量就小。因此，从收入到消费，其相关的机制是比较复杂的，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还受收入分配制度的约束。不同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实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它的收入影响消费机制特征和形式。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始终是一项战略性任务。赶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引起收入推动消费的机制变迁，并显示出一些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主要矛盾的这一概括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的，不仅反映了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求，而且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福利的本质要求。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这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难题，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去破解。发展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前提。在我国经济底子薄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积累只能以控制消费来实现。但必须把握一个度，因为过多地压缩消费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相冲突。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背景下，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只能采取收入分配平均化的方式，这是解决生产力落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矛盾的合理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后及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收入推动消费的机制，主要是借助平均收入这一中介来运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遵循按劳分配原则，采取工资制和工分制的形式，对城乡居民实施收入分配。无论是工资制，还是工分制，基本都是平均主义的设计，在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拉开收入差距。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基本保持在0.2~0.3之间，该数据表明，我国属于一个收入分配很平均的国家。收入差距小、收入水平低，使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化，从而形成了收入推动消费扩大的最有效的机制。当然，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是收入分配的平均化，虽然有利于在生产力低的情况下最大程度满足所有人消费水平提高的要求，但长期会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又成为影响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不利因素。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我国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标下，逐步形成了拉开收入差距，进而影响消费扩大的新机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收入平均化是与低水平收入相伴生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但长期来看，人们对此的认同度是下降的。改革开放后，通过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拉开收入差距，得到了人们较为普遍的认同。逐步拉开收入差距对消费的扩大形成了新的影响机制。首先，收入差距扩大是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形成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因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消费，又因为改革开放后逐步调整生产结构使消费品的供给日益充足，因此，收入提高与消费品由短缺到丰富转变相结合，释放出比较大的消费需求效应，从而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初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较高的局面。其次，收入差距扩大对投资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与收入差距扩大相伴的是私人投资不断增加，如此形成了对消费的需求替代效应，因而逐步改变了需求结构中的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投资的需求效应凸显，造成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消费比重下降的一个原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这两个趋势，一方面体现为我国消费总量在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体现为我国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从占比较高到占比下降。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趋势。总体收入水平提高是在绝大多数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的。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与消费品逐步升级相伴生，证明改革开放后的收入变化引起消费增长。然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降低了收入增加的消费增长效应，使消费在需求结构的地位呈现下降的趋势。

      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两种趋势对消费有着不同的影响。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期，这两种趋势都引发了消费增长；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这两种趋势就出现了对消费的不同影响，总体上呈现消费相对于投资的下降。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变化引起的消费相对不足可以由扩大净出口来弥补。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萧条、需求不振的状况。这对于我国这样的进出口大国来说，其间接影响也是很大的。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重要表现为国际金融危机在改变我国进出口格局的同时，也凸显出国内消费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动力转换的重要根据和主要方向。为此，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为达成此目的而必须面对的问题。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个是针对收入差距扩大寻求构建缩小收入差距的新分配格局，另一个是适应创新要求探索可以激励创新的新分配结构。这两个方面代表了收入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

      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下，收入差距无论对人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都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拉开人们之间收入差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发生逆转，不仅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容忍度在下降，而且收入差距扩大具有的消费需求效应也在降低。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正成为一种新的要求，也是优化收入结构的新形态。收入结构的优化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收入结构是否优化要受到发展阶段以及人们对收入差距认同程度的影响。前面对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收入差距变迁的梳理发现，收入差距大或小并不是收入结构优化的绝对标准，必须与时代联系起来才能作出判断。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后，随之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收入结构成为影响人们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以及对消费需求越来越不利的因素。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优化收入结构必要的因素。不过，缩小收入差距决不是能搞平均主义，因为当前要优化收入结构必须使其能够发挥激励创新的作用。这又要求收入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种收入差距应该是基于创新所得引起的差距，而不应该是单纯由市场引起的差距。比如，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后，首先富起来的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家，随着资本主义竞争越来越激烈，实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虚拟资本借机发展起来，成为利润的新增长点，因此，金融资本家成为暴富的人群。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社会挥之不去且影响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时代需要新的实体经济发展来改变这种趋势。新时代实体经济已经不是过去的实体经济，而是将建立在由新科技革命推动的实体经济，为此，创新是推动这种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把收入与创新联系起来所必需的是，使推动创新的人得到更多的收入，并成为收入结构的一个合理成分。

      在这两个取向上推动收入结构优化可以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增长机制，一是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消费升级的普遍化，进而有利于扩大整体消费需求。在收入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消费升级会受到限制，因为低收入是无法支撑高消费的，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开，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高消费，有利于推动消费扩大和升级。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高收入人群实现了消费升级，而更多的人难以升级消费，如此会限制整个消费需求的扩大。要改变这种状况，出路自然是缩小收入差距，当然，这种缩小收入差距是在整体收入水平较高背景下的缩小。之所以把这种缩小收入差距作为收入结构优化的一个新取向，是因为在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呈现出比较多的负向作用，对缩小收入差距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为收入差距扩大使低收入人群固化，难有提高收入的机会，从而影响到这些人的积极性，同时其提升消费水平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当然，并不是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降低，而是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不断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也不能为扩大消费需求作出更大贡献。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有着越来越大消费落差，从而也减少了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欲望和激励，在边际消费倾向正常递减的基础上还加上了消费欲望缺乏激励的制约。因此，改变这种收入差距扩大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下优化收入结构的新要求。从扩大和升级消费的角度看，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的意义越来越突出，是优化收入结构必然的选择。二是形成激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机制，使收入分配结构保持活力，形成更加有效和持续的消费需求增长机制。因为，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扩大消费，但也会消减人们创造收入的积极性，因而影响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扩张。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收入激励，虽然会引起收入差距，但由此产生的激励会使收入结构保持活力，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把形成激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机制作为优化收入结构的又一取向，这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形势必须要作出的选择。在世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引领和适应新科技是各国谋求顺利转型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取得领先地位的关键。为此，塑造创新的动力变得十分重要。收入的创新激励功能在过去历次科技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专利制度对近代科技革命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这种激励创新的收入结构得以形成，那么它将发挥出消费升级的供给效应，也会创造新的消费群体，形成引领消费的新的收入分配机制。

在这两个取向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政策，以使优化收入结构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的逻辑得以顺利实现。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必须重塑。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核心在于增长动力转换。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奇迹，但难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的推动力，另一个是需求的拉动力。过去在需求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投资和净出口都遇到了一定瓶颈，在供给方面起到巨大作用的要素投入和重新配置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而过去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创新和消费具有很大的潜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释放的动力。单就消费来说，具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其潜在的消费能力足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关键是如何释放出这一动力，重点是形成一种有效释放这一动力的机制。

      把中国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一个重要机制便是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扩大消费。收入水平提高会扩大消费，但其内在的机制比较复杂。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结构的概念，收入引起消费的变化既受收入规模的影响，也受收入结构的影响。当整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优化收入结构是收入有效推动消费的关键因素。如何优化收入结构？这对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缩小收入差距是优化收入结构的首要取向，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十分重要。收入分配政策是现代经济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特殊优势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一手段，关键是为此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一顶层设计下，收入分配政策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初次分配中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提高的关系，在处理这两个关系时不能完全交给市场，需要有一定的收入分配政策来引导、规范分配秩序；二是再分配中要运用好转移支付制度，坚决遏制收入的逆向转移，扩大并合理地推进收入的正向转移，借此实现在收入水平较高背景下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形成激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机制是优化收入结构的重要取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特殊的政策。既然创新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为培育这一动力需要配套的收入分配政策就应该体现鼓励创新的措施，在初次分配中使创新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收入，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应用创新，应都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在再分配中对通过创新获得的收入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对创新活动本身给予更多的转移支持。也许有人因此会说这引起收入差距，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通过创新获得的收入是有限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没有必要过多担忧。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政策使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并取得创新成果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

      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和激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来优化收入结构，必须要有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合，因为缩小收入差距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实现，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会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而激励创新的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但对于潜在的创新能力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对它的收入激励的，因而也离不开收入分配政策的支持。我们无法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但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并可以作为探索具体政策措施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