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碚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共百年求真变革的伟大思想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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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碚   1950年生，江苏吴江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经传媒集团总裁。出版《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国工业经济分析》《报业经济学》等学术著作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对策研究特等奖等20多项国家级或部级优秀成果奖；曾应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多项个人荣誉。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2020年第2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共百年求真变革的伟大思想奉献》（2021年第3期）等。

摘   要：新古典经济学力图刻画出一个形式精美而没有历史过程的抽象图景。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学界迫切需要有一套能够对一般市场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的经济学方法时，就无可选择地引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建构，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术体系。但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难以模仿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治理方式，而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学范式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并且必然有其独特的学术逻辑体系建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和理论探索，使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根植于“多样性”的逻辑基础之上。“多样性”思维吸取了史观范式和微观—宏观范式的合理因素，从而使经济学的范式变革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求真变革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丰富经济科学体系所作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奉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党百年；经济学范式变革

     列宁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讲述了一个深刻道理，即任何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而总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所获得的新发现和新发展，具有“源远流长”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在理论上继承发展、不断求真升华的思想奉献。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实践型政党，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也是深具理论底蕴和理论自觉的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探索提供了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尽管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原创性，但并不是一个脱离于世界经济学和经济思想长河之外的孤立表现，她不是凭空创造，也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而是人类思想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形成与发展继承了人类思想文明的遗产，得益于同各种经济思想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创造性发展的人类思想文明成果。她汇入世界经济学思想的长河，可以大大丰富人类世界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体系的内容，使经济科学异彩纷呈。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指导和基本原则，而马克思经济理论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来源。从学术范式上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承诺的都是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即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从落后到发达，其经济社会形态会发生阶段性演变，具有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决定性力量的客观规律。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经由工业化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从整个世界看，与工业化前相比，现代经济增长了1500%以上，这被称为人类发展历史中“史诗般的、非常规的大事件”。人类发展几千上万年的“常态”是经济增长非常缓慢，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则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奇迹”。此后的学者们力图以各种理论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即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动因的各种理论，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这样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行理论解释，体现了史观范式的思维特征。

     因此，近现代经济学起先是以史观范式为主导，称为“政治经济（学）”。当时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大学中也没有经济学院系，而是将其归之为“史学”“法学”或“哲学”学科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或学术派别。一般认为，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独立的学术逻辑。按照他的学术思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具有个人主义行为目标的“私人”。这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进行范式变革的转折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利益主体是国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尽管最终也关注国家财富，但其逻辑推演的基础却从“政治”即国家主体转向了个人主体。而且将个人行为假定为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利己主义，为此而称之为“经济人”。因此，亚当·斯密实际上发出了经济学理论范式转换的先声。

     在经济学范式转换中，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思的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的：他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力图发现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借鉴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思维，致力于构建具有高度逻辑严谨性和现象涵盖面的叙述体系，这就是《资本论》的体系结构。按照马克思的构想，经济学体系可以呈现（表述）为“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即以一个具演绎逻辑性质的学术体系，来严谨地展现（推演）出丰富的现实画面和历史过程。众所周知，《资本论》体系假设经济体中的“细胞”是“商品”，这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即微观经济主体。然后定义和分析微观经济主体的基本性质，即从商品及其二重性（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二重性）的假设出发，建立经济学的学术框架和推演出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不过，《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范式承诺。马克思如果能完成《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人们将会在这个逻辑严谨和内容丰富的学术建构体系中看到人类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系统性全景画卷。遗憾的是，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计划。

     马克思以后，到19世纪末，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后的经济学，在中国称为“西方经济学”，因其是由西方经济学界在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的理论假设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至今。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即由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先导而形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经济学演变为“两个平行世界”。

     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也发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却改变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一般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承诺，而转向微观—宏观范式承诺。1890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了经济学从史学、法学和哲学的学术体系中脱胎出来而形成了一个可以独立门户的大学科，从此以后大学中才开始有了经济学院系，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走向了以假设—推论为范式承诺的学术演化道路。

     新古典经济学力图遵循这一范式承诺，刻画出一个形式精美而没有历史过程的抽象图景。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假定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自主决策、自由交易，就可以达到局部均衡，以至全局性的均衡状态。众所周知，这样的完美图景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而总是发生宏观失衡现象。于是就有了以凯恩斯的《通论》所奠基的宏观经济理论。其基本逻辑是，当宏观经济发生不合意的偏离均衡现象时，作为宏观经济决策主体的政府，可以通过总需求调控来使之达到总体平衡，且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这样，就实现了微观范式承诺与宏观范式承诺的衔接，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结构。这一范式体系结构成为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后，经济学研究就变得总是致力于“似乎是强把自然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尽管这个体系具有许多局限，甚至有根本性的缺陷，但至今尚没有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替代范式承诺体系，根本性地动摇和颠覆它在主流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来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描述和分析。所以，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学界迫切需要有一套能够对一般市场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的经济学方法时，就无可选择地引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建构，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术体系。

     但是，中国经济并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有其极大的制度独特性和道路创新性。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仅仅用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来“框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现实已经远远不够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9日）的说明时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那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是否必须变革，才能适应于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把握呢？

     基于经济学理论溯源而提出的问题，答案是明显的：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然会从以西方背景为模板，且主要借鉴微观—宏观学术范式的思维方式，根本性地转向“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对微观—宏观范式的变革，进入了“域观”范式的思维框架。“域”的基本含义是“范围”，按照域观范式承诺，在不同的范围（领域、场境、地区、国家等）中，必然会有不同的经济关系、经济现象和经济机制，由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所描述的抽象市场经济在现实中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之“域场”与中国经济之“域场”各具特征，在经济理论上不可一概而论。这就认定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难以模仿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治理方式，而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学范式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并且必然有其独特的学术逻辑体系建构。

     按照微观—宏观范式，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通常以微观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与“政府”为二元结构，即假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体系中，存在一个“政府”，承担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的功能。而这样的微观—宏观范式设想，显然同中国的现实国情不够贴切。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主体和参与角色（行为者）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所假定的情况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中国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角色和重要行为者是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党的作用非常强大，但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却没有（也不可能有）她的存在空间。但在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却不可能忽视她的存在和重要作用，也不能将她硬塞进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的“政府”概念之中。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如果没有关于共产党对经济发展的领导作用的内容，则是不可思议的缺陷。实际上，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存在，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就根本不存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宪法所确立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即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如果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思维中，仅仅承诺微观—宏观范式，并采用以这一范式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无视党的存在和作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框架，在研究中国经济时，人们往往将党的存在和作用勉强地装进“政府”的概念中。用“政府”经济功能的行为假设来涵盖党的作用，也就是将中国经济发展中党的经济角色和作用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中关于政f府角色的假设含义之中，这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在学术逻辑上也难以说得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强烈地影响着制度构建(及改革)取向、经济决策倾向和观念行为倾向，但党又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的“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而是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建中的一个超然存在体(发挥领导力量的行为者)，其作用是体现和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对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这是中国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机制最具“特色”的建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事实和文献，都离不开党的角色及其所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如果忽视或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存在，就不是理论逻辑的合理“抽象”，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严重曲解。

     在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范式框架上，承认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它涉及经济学底层逻辑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的关系，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个体活力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系。这是从古典经济学以来，居主流地位的微观—宏观范式，直到各种不同经济学派的范式构架的根本性学术基础（差异）。

     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将人类理性简化为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假定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理论上也存在社会福利，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尽管也被承认为社会利益目标，但并没有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真实感受主体和决策主体，最多只是设想可以建立一个“公共选择”机制、一个市场管制（反垄断）机制和一个宏观经济调控“当局”。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底层逻辑中，真实的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所有以集体、集团为名的利益其实都是虚拟的利益，最终只能体现（归结）为个人利益。因为，按照那样的学术理解，只有个人才是真实利益的感受者和体验者，才会因成功而喜乐，因损失而痛苦。而公共选择机制只是一套制度程序，所作出的选择并不是真正的集体（社会）利益，而只不过是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所达成的妥协。就如同是英国脱欧公投，以微弱多数赞成就形成了难以改变的脱欧决定。没有人会认为这一决定体现了英国的全社会利益，而只不过是大家都要接受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程序所作出的公共选择而已。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在意有没有真正的社会利益（社会理性），所在意的只不过是必须服从基于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程序，即服从于“程序公正”。

     这样的思维当然非常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逻辑：社会主义承认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真实存在。集体（社会）利益不仅是真实利益，而且高于个体利益，前者体现并影响着更多后者的利益，或者是后者利益的集中体现或权衡得失之最大“净利益”。而且，集体主义意识可以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中，显然就需要有一个代表集体（社会）利益的感知主体和决策主体。而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中，这个代表了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感知主体和决策主体（即重要行为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逻辑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她的唯一行为目标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理论上说就是体现社会理性或集体理性。因此，以党领政( 共产党领导政府) 和以党导经( 共产党指导经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域观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现实体现。这一理论逻辑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作用与党的唯一行为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以具体表达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人民利益至上”等政策原则），而且两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绝对密不可分，这才能在底层逻辑上构成其经济思想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可以兼顾短期、中期、长期目标，任何利益冲突都可以在社会理性主导下得以协调，形成一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按照每五年一个周期制定经济发展的中期规划，进而以“两个百年”的长期目标为指引，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向着既定方向迈进。这就是社会理性或集体理性的现实体现和决策机制。这样的制度逻辑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框架中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程序。

     按这样的理论逻辑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决策（通常是党的重大决议和重要会议）来划定分期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秩序规则、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直接影响；甚至判断行为和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以及安排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也受制于党的意志和决定。而政府的行为，包括经济发展规划、重大经济决策、体制机制安排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作出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以至战略安排等，总是在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或“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的。总之，党的角色和行为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走势的关键因素（核心力量）。而作为社会利益和全体人们利益的代表，则是对党的性质的根本要求。基于这一根本性质，党才会有其自身的决策逻辑和规程，保证决策取向的明确一贯。

     当然，现实的路径难以笔直，经济体系任何层面的具体决策都可能发生错误，需要有其“试错”“纠错”机制。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中，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中，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的领导和监督制度，也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历史上，党的避错纠错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集中体现为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而且表现为治理体系的不断改进和现代化。

     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而且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百年历程的经验反思和认识提炼。以有效的秩序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尽可能避免错误和化解风险，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决策体制中，更需要有避错纠错的有效机制及其稳定的制度安排。总之，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产党才能更好地领导中国经济沿着正确的道路持续发展。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革命”的思维仍然主导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尽管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在既缺乏基本经济理论支持，又没有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其经济思想难免受到单一性思维的主导或影响，即力图将丰富的现实硬装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之中。既扭曲了现实，又僵化了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就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界的经济学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居于怎样的地位呢？这又涉及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观念：世界上是只能有一种可以称为“科学”的经济学，还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经济学科学体系？这个问题有点像医学：是只承认西医是唯一的科学，还是也可以有另一种中医科学？笔者曾指出：“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基于一个最基本最底层的学术范式承诺：相信世界上的经济学科学体系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可以有多种经济学科学体系（各种学派共存），从而反映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人类经济社会现实。换句话说，以具有不同域观形态（特色）的经济体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就可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学科学体系。世界和而不同，即使是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也必然是一个异质性差异化的域观世界，所以，‘域观特征’是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个重要基因，并与另一个重要基因——‘经济理性’共存：前者为特性之因，后者为共性之因。经济世界以及刻画经济世界的经济学因此而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是经济学世界大家庭中的一个中国成就和中国贡献。”客观地说，对于许多坚持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的经济学家，这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思维观念。

     受主流经济学范式思想支配的经济学家都擅长于用“微观—宏观”即“市场—政府”的范式来刻画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形成并不断强化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神话观念”。但对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以及她的历史过程，是难以用这一学术范式来刻画和解释的。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有其重要特性，是不可能与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同质的。这不仅是思想的意识形态差异，而且是由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所决定的。

     之所以如此，从理论根基上看是因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抽象的“经济人”假定为逻辑起点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底层逻辑并不是基于具有抽象人性的个人，而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践总结，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中国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所以，对基本中国事实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概念抽象（定义和理论描述）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键之一。在研究过程中，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进行的概念抽象可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取，而通过对中国现实经济关系和现象的深入观察和理论剖析，形成对‘中国事实’的经典性学术刻画，则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更重要工作。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是以往经济学研究历史遗产的继承，也是基于新的范式承诺的重大学术创新。”

     尊重事实是科学认识的最基本要求。人类经济发展确实发生过西方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西方事实”；但是，中国经济也有不同于西方历史的“中国事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崛起，创造了无可否认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事实。基于“中国事实”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也深刻体现了人类关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共识，包括对其更具包容性的理解。所以，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在中国可以成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经济学思维因素，但同时也必然存在同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体系相并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新的范式承诺基础，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那么，更深入一步，或从另一个角度看，以“中国事实”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否得到那些思维观念被主流经济学范式框定的人们所认同或理解？如何化解“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对话障碍，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不同思想的相互理解无法强求，但各种思想的交流则可以助推人类文明进程。让叙述中国事实的“中国故事”，抵达人心，深入人心，征服人心，使中国实践和中国思维能在世界的更广范围中可对话、可理解、可接受，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建设和沟通传播的一个世纪工程。

     据此而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其通畅性和亲和力就绝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器物性经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观念现象和传播现象，而且将越来越是一个各类文化相融和不同文明交汇的人类发展现象。特别是当人类发展进入信息化、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经济活动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更加难以割裂。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实践能动性和可检验性，使之可以用“中国故事”告知世界：发展不是单行线，并非“西化”一条路；思想不是一家言，并非真理唯美欧。各国都可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具有各自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承认多样性，怀包容之心，人类发展的道路才能更加宽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阿莱克斯·彭特兰的团队对中国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国这个或许是地球上最具创新性、变化最快的社会中，多样性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影响因素”。

     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创新变革，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方向。近现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表现为从史观、微观、宏观，到域观的范式变革，正体现了经济理论的范式承诺从单一性思维向多样性思维的演变：从经济科学的范式演化过程来看，史观范式为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丰富过程提供学术逻辑基础；微观—宏观范式以抽象的主体同质性假定为逻辑起点，推演和想象了一个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图景；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和理论探索，使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根植于“多样性”的逻辑基础之上。“多样性”思维吸取了史观范式和微观—宏观范式的合理因素，从而使经济学的范式变革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和理论创新，契合了这一思维演变的基本轨迹。在新时代，认同多样性域态共存，将成为经济学最基本的范式承诺。能否确立这样的思维构架，决定着人们所认知的世界图景和所追求的想象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百年求真变革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丰富经济科学体系所作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奉献。

     中国共产党以实践探索为理论之母，以思想解放为真理之舟，百年历程一路走来。在办好自己国内事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多样性思维推向世界。时至今日，冲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思维约束，摒弃单一性偏执观念，确认和践行中国经济多种成分并存、多元一体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并承认和主张全球经济的多种制度共存和多边主义共治的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及政策取向的基本特征。

金   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共百年求真变革的伟大思想奉献》，《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3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