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陆正飞有着丰富的学术历程：杭州商学院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读硕士，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读博士，之后再回到人大读博士后；先后在南大和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任教。这几次选择与转变成就了他的学术生涯。
在选择中前行 在开拓中坚守
回忆与会计结缘的往事，陆正飞分享了很多趣事。1981年他报考杭州商学院的时候，由于拿到的全国高校信息资料比较笼统，只填写了“企业管理系”，进校后才被分配到“财务与会计”专业。拿到通知书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班主任胡老师报喜，并表达谢意。他回忆说：“临别时，胡老师跟我半开玩笑，‘待你大学毕业，回到我们县百货公司当经理之后，我找你买辆自行车’。就这样，我怀着当经理的梦想，上大学去了。”
本科毕业之后，因为没有做好当老师的思想准备，又不好意思拒绝其时系主任对他留校任教的邀请，便报考了人大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悠久的学科历史、浓厚的学术氛围，赵玉珉、阎达五等多位知名教授的专业指导及师者风范的浸润和影响，使原本并没有打算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陆正飞改变了方向，为他日后在会计学术之路的上下求索奠定了基础。而谈起与诸位老师的感情，陆正飞言语间充满着自豪，如数家珍般地列举了十几位老师：“他们都给了我许多教导、鼓励和帮助。所有这些老师的家里，我都去打扰过，回忆起来依然感觉十分亲切。” 陆正飞认为人大的求学之路开启了他的会计研究模式，是他会计研究的起点。
1987-07 研究生毕业合影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出于南大老师的盛情邀请以及照顾父母妻子等缘由，陆正飞启程南下，赴南大任教。然而，陆正飞来到南大后面临的环境与人大大相径庭：只有两年制的大专班、会计类书刊资料极为匮乏、会计学教研组多为本科毕业留校任教的年轻老师。这些预示着陆正飞将要参与的会计学科建设工作任重道远。谈到师资扩充，他说，20世纪90年代，我国兴起知识分子“下海潮”，坚守在学术道路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在那个年代，学校的住房条件和收入水平，对于优秀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没有吸引力和竞争力。”陆正飞在比较国际会计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比较会计》一书（1992年出版）就是在一家三口住了四年的仅有9平方米的住所完成的。他回忆道，书桌是不可能有地方搁的，写东西时就利用一个柜子的桌面。柜子高度不够，就垫上几本大部头的书。脚没地方伸，就打开柜门把脚伸进柜子里。
1993年下半年，陆正飞决定报考阎达五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其时适逢南大获批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点。这是南大商学院学科建设的一大突破。在南大周三多老师的建议下，陆正飞就在南大报考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生，南大聘任阎达五老师为兼职教授，由周老师和阎老师联合指导陆正飞攻读博士学位。有幸得到两位恩师的指导，既保持了会计学专业的基本研究特点，又结合了企业管理（尤其是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对陆正飞之后的研究方向和选题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不再就会计论会计，就财务论财务，而是更多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研究财务战略问题，从社会经济环境角度研究会计问题。经过几年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结合导师的建议，陆正飞将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并成为南大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点第一篇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
1996-06论文答辩后与导师周三多教授和阎达五教授合影
1996年，陆正飞到英国埃克赛特（Exeter）大学经济系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这次学术之旅最大的意义是向他打开了实证研究的大门。他意识到实证研究是必然趋势，我国的会计研究范式必须国际化。虽然他此前接受的研究训练都是传统的规范研究，转换研究范式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他认为既然是大趋势，自己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去践行和推动，并于1998年与辛宇合作在《会计研究》上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实证研究论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虽然陆正飞认为论文在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瑕疵，但其作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方面的第一篇实证研究文献，被引用次数位列我国会计与财务研究论文前列，在我国公司财务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与此同时，对比国外学术界实证研究的成熟和我国的蹒跚学步，陆正飞不得不深入思考以后的学术道路该如何更好地走下去。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决定继续跟随阎达五老师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
1996-11 与英国埃克赛特大学会计学教授合影
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品味到达目的地后的喜悦，更是要享受不断向新的顶点迈进的过程。1999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启动国内外人才招聘计划，陆正飞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光华管理学院的邀请，赴北大任教。新环境、新氛围让已有一定成绩的陆正飞不能松懈也不敢松懈，继续深入学术研究的动力和激情越来越足。同时，北大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平台和学术氛围为陆正飞做好会计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陆正飞在《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等国内知名期刊及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等国际优秀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与融资结构研究》等多部著作，并于2006至2009年主持完成我国财务会计领域第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研究》，2012至2016年主持完成我国财务会计领域第二个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会计信息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大力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学术发展等。陆正飞于2001～2007年担任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2007～2015年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与同事们共同努力，使北大会计学科的研究实力、研究发表和学生培养水准等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例如，北大MPAcc项目在全国首次专业学位评估中取得了A+的优异成绩（全国只有两个单位获得这一最高成绩，另一家是中国人民大学）。与此同时，自到北大工作以来，他个人也获得不少奖励和荣誉，包括入选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首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他认为，这些奖励和荣誉是对他的肯定和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不断地鞭策自己不断前行。
2015-01长江学者聘书
梳理研究脉络 总结学术思想
陆正飞的学术研究方向基本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比较国际会计与中国会计改革研究；二是资本结构与融投资行为研究；三是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研究。
（一）比较国际会计与中国会计改革研究
陆正飞于1992年出版的专著《比较会计》是他在比较国际会计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比较会计》首篇便是研究会计环境问题，着重分析了影响会计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自然与技术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各国会计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千姿百态的国别会计。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或地区，就可能有多少种会计模式。陆正飞认为按照会计目标进行世界会计模式的划分是比较科学的做法，并将世界会计划分为六大理论模式：宏观经济导向会计模式、中央计划经济导向会计模式、政府财税导向会计模式、企业（微观）经济导向会计模式、股东导向会计模式、投资人导向会计模式。他认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会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将出发点落到会计目标之上，而是以会计任务代之。目标与任务固然有其共同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可忽略：会计目标是指会计系统运行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而会计任务则是人们根据会计固有的职能和社会需要对会计工作提出的原则性要求。任务导向而非目标导向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使得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发展缺乏清晰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基于系统的论述，陆正飞认为国际会计协调是必然趋势，其最主要的方面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但国际会计协调不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是一个逐步实现求同存异的缓慢过程。我国会计改革也不可能简单照搬任何其他国家的会计发展模式，而应该也只能是根据我国会计所面临的环境条件的发展和变化，随着会计目标的演进，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会计发展的成功经验，使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实践发展尽可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同时也兼顾会计国际协调，以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过程中具有更好的会计透明度。
（二）资本结构与融投资行为研究
陆正飞和他的合作者在资本结构和融投资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30多篇论文，主要部分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资本结构问题研究；二是关于融资成本问题研究；三是关于融资行为问题研究；四是关于投资行为问题研究。
1.关于资本结构问题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和资本结构适度性等。
陆正飞和合作者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公司战略经济学以及公司财务等理论，对企业的动态资本结构调整进行研究，试图发现企业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状况及其变化如何影响了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产品市场竞争的静态还是动态角度考察，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及其变化与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幅度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越大，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同时，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表现出向目标资本结构接近的趋势。
关于资本结构适度性问题，陆正飞和合作者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母公司对集团的整体控制力越强，则子公司负债占比越低；子公司负债占比越高，则集团整体的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越大，即资本结构的适度性越差；母公司对集团的整体控制力越强，则子公司负债占比对资本结构适度性的负向影响越小。
2.关于资本成本问题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多元化与资本成本、公司治理与股权融资成本、集团统一审计与权益资本成本等。
陆正飞和合作者深入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虽然传统理论认为股票β系数是股权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他因素（如负债率、企业规模、B/M比等）也是决定企业股权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不同行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传播文化、电子等新兴产业的股权成本相对较高，而纺织、建筑、交通运输、金属与非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股权成本相对较低。此外，企业经营风险、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等指标并非是影响企业股权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
关于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陆正飞和合作者采用剩余收益模型计算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分别以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β系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盈余平滑度和披露总体质量是影响样本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主要信息披露质量特征，盈余平滑是样本公司股权再融资之前盈余管理的主要表现。
关于多元化与资本成本，其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公司的多元化提高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但多元化与公司的总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公司的多元化降低了公司的总资本成本。
关于公司治理与股权融资成本，其研究和贡献主要在于：（1）通过实证性检验股权结构机制、董事会治理机制、管理层薪酬机制、企业控制权竞争机制及中国特色控股机制等公司治理机制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董事会治理机制确实能够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股权结构机制、管理层薪酬机制和企业控制权竞争机制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不能确定，而中国特色的控股机制会提高股权融资成本。（2）在检验单一治理机制对股权融资成本影响的基础上，还检验了综合治理机制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尽管有些单一治理机制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不确定，但综合治理机制确实能够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作用。
关于集团统一审计与权益资本成本，其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集团统一审计并不能降低资本成本，反而会提高资本成本；不同的事务所进行统一审计存在明显不同：从事务所规模来看，选择小所进行统一审计可能提高资本成本，而大所统一审计对资本成本没有影响；从地域来看，选择本地所进行统一审计可能提高资本成本，而异地所进行统一审计对资本成本没有明显影响。此外，法律环境的变化对统一审计的后果也存在明显影响，在法律环境改善之后统一审计可以降低资本成本。
3.关于融资行为问题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股权融资偏好、商业信用、产业政策和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研究发现，企业资本规模和自由现金流越低，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概率和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这也许反映了股权融资企业的业绩相对较高的事实。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行为完全缘于股权融资成本偏低”这一假说。
关于商业信用，其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商业信用的存在符合买方市场理论。这是因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银行贷款，对现金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供应商乐于向信用良好的客户提供商业信用，以促成其产品的尽快销售。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的存在符合替代性融资理论。这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有关，而且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我国资本市场的信贷歧视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会进一步加剧那些缺乏银行贷款的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上市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债权人较银行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可以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业绩。故当企业拥有超额商业信用时，其市场价值也更高。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由于商业信用的存在符合买方市场理论，商业信用的成本应当较低，超额商业信用对公司市场价值的正面影响更大。
关于产业政策和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是影响企业建立银行关联的重要因素，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建立银行关联会减少长期借款水平，并降低长期借款的波动性，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借款的限制，这体现出银行关联的管理效应。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银行关联与政治关联具有一定的互补作用；对于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银行关联与政治关联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总之，银行关联能够优化债务融资决策，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4.关于投资行为问题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负债融资与投资行为、持股银行的经济后果、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等。
关于负债融资与投资行为，其研究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融资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负债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其根据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企业风险的大小关系，将样本分为高项目风险企业和低项目风险企业。在低项目风险企业中，既存在股东-债权人冲突引发的投资不足，又存在负债相机治理作用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使得负债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负相关。在高项目风险企业中，既存在股东-债权人冲突引发的过度投资，也存在负债相机治理作用，但由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更强些，所以负债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仍然负相关，但其相关程度比低项目风险企业小。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同来源的负债在公司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不同来源的负债所引发的股东-债权人冲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与银行借款相比，商业信用的债权人对企业的约束相对较少，股东更易通过歪曲投资来损害他们的利益。
关于持股银行的经济后果，其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较，非国有企业更有动机持有银行股份。持有较多银行股份的非国有企业，其利息费用较低，且在银根紧缩时期较少增加现金持有但较容易获得短期贷款。持有银行股份的企业也具有较好的业绩。
关于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其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内部的现金管理与控制，即现金在母子公司间的分布状态将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下级控制链上的多重代理成本，进而抑制过度投资的发生。相比独立的上市公司，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更加严重。控股股东对下属上市公司的监督能力越强，其对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三）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研究
陆正飞和合作者在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研究领域的成果表现主要是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这些研究中的主要部分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研究；二是关于企业集团统一审计安排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三是关于会计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问题的研究；四是关于独立董事与投资者保护问题的研究。
1.关于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会计准则变迁所引发的资产减值会计问题和企业集团子公司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问题。
上市公司会不会在准则变更期间利用准则变更的空隙大量转回资产减值，或者由于计提的减值准备将不能转回，企业是否在新准则颁布以后，比以往计提更少的减值准备？陆正飞和合作者以A股全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说明这个问题。另外，他们研究了在会计准则颁布前和颁布后实施前一段时间资产减值计提行为的改变，因此对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文献是一个贡献。研究结论对政策制定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旧准则下，由于合并-母公司净利润差异主要反映集团内部抵消事项对合并净利润的影响净额，并没有为投资者的股票定价决策带来额外的信息含量；而在新准则下，该差异能为母公司投资者的股票定价决策提供合并报表净利润之外的增量信息。与已有文献相比，他们通过我国新旧准则转换过程中报表信息的动态比较，更为清晰地考察了投资者对子公司盈余信息的定价行为。另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的合理分工带来的子公司盈余信息的释放，为投资者的股票定价决策带来了额外信息，证明过去不尽完善的合并技术所导致的信息遗失确实会对投资者股票定价决策带来不利的经济后果，进而支持了新准则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调整的合理性，以及对于投资者保护的积极意义。
2.关于企业集团统一审计安排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集团统一审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集团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集团统一审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集团统一审计中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等问题。
在集团统一审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方面，其研究发现，集团统一审计降低了审计质量，亦即企业集团向同一家事务所提供更多的审计业务会对审计师的独立性造成损害；选择不同规模的事务所进行集团统一审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不相同，其中，由小所进行统一审计，其审计质量更差，由大所进行统一审计，则未发现其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
在集团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方面，其研究发现：（1）集团客户重要性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概率显著负相关，即集团客户越重要，审计师的独立性越有可能受到影响，说明经济依赖会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事务所，即小所更可能受集团客户经济依赖程度的影响，而大所能保持应有的执业谨慎。（2）制度环境会影响审计师的行为。在制度环境改善之后审计师执业变得更加谨慎，即集团客户重要性对审计师独立性的损害似乎只存在于较差的制度环境中。但区分不同规模的事务所进行研究后发现只有大所在制度环境改善之后执业才更加谨慎，而小所并无明显变化，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只能部分缓解客户经济依赖对审计师独立性的影响，即便在资本市场较为发达国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独立性影响这一问题也仍然是值得关注的。
在集团统一审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方面，其研究发现，由于企业集团可能存在潜在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集团统一审计不但不能降低审计收费，反而会增加审计收费，且集团统一审计增加收费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事务所，而选择大所进行统一审计则可降低审计费用。此外，他们还发现事务所尤其是小所，在招揽集团客户时存在明显低价竞争的现象。
在集团统一审计中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方面，其研究发现，审计师对集团内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能导致集团内多家上市公司变更该事务所的审计业务；企业集团通过变更事务所能够实现审计意见改善。此外，不同的变更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首次接手审计集团业务的审计师更容易屈服于集团，更容易被收买。
3.关于会计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问题的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盈余管理，会计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以及会计准则改革、会计利润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等问题。
在盈余管理方面，其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企业新增银行长期借款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论在控制了银行借款的类型和期限等因素后依然成立。这表明，银行并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区分，进而说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如果银行依赖会计信息进行信贷决策，但又不能区分会计信息质量，那么银行将会因此承担一定的信息风险和违约风险。
在会计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以及会计准则改革、会计利润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方面，其研究发现，合并报表净利润是银行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在新准则实施的情况下，合并报表净利润与债务契约（包括借款金额、期限结构、借款类型和借款利率）的相关性在减弱，上述现象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高的公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合并—— 母公司净利润差异”越大的公司获得的借款金额越少。这说明“合并-母公司净利润差异”为银行信贷决策提供了新的信息含量。
4.关于独立董事与投资者保护问题的研究。陆正飞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独立董事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等问题。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聘请具有内生性。在没有控制内生性的OLS回归中，独立董事比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在控制内生性之后的2SLS和3SLS回归中，独立董事比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以往研究没有发现独立董事能够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有可能源于模型设定偏误。独立董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新发生关联交易的监督上。绝大部分情况下独董并不会公开质疑管理层行为。独立董事的公开质疑行为主要出于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当公司业绩不佳时，独立董事更有可能对管理层行为提出公开质疑。并且，声誉越高、具有财务金融背景、任职时间早于董事长任职时间的独立董事更有可能对管理层决策提出质疑。存在异议独董的公司市场价值也更高。这表明当公司面临危机时，独立董事能够发挥监督作用，且独立董事的监督行为能够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