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栏 | 吴水澎：把我的爱献给会计改革和发展事业
图片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1959年秋季，我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学专业学习，开始与会计同呼吸、共命运，至今已整整60年。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简要回顾与会计之间发生的故事，抒发心中的认识和体会，这些故事和认识、体会既是我个人历史的核心部分和心灵体验，同时也能从中体味到新中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我出生在福建省诏安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依靠党的教育必须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所提供的助学金，于1959年夏季完成中学学业后参加了高考。填报志愿时，因对高校绝大多数专业一无所知或是一知半解，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把厦门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8月中旬，我收到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被录取在经济系的会计学专业。当时厦门大学经济系有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和会计学三个专业。在录取新生时，如果出现某一个专业生源不足，而有的专业生源有多余时，不同专业间的考生可以相互调配，以保证国家招生计划的完成。那时，因多种原因，报考会计专业的考生很少，我就是从政治经济学专业被调配到会计学专业的，机缘巧合就迈进了会计学的大门。
说实话，那时不知道会计学为何物，只知道它是一项收支钱财和打算盘的工作，被称为“账房先生”。很多人问我并认为，做会计还需要去上大学吗？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同样也有会计，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可以胜任。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在有关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会计人员往往被定位为反面人物。受此影响，和许多同学一样，我有点闷闷不乐，觉得学会计低人一等，提不起对会计这个专业的兴趣。但当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计民生的一切都要通过国家计划进行安排，给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这样，虽然个人对学会计有看法，也只能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进入厦门大学后，我看到了许多胸前挂着红色校徽的教师，又听说教师都是从各届最优秀的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因此我暗下决心，要成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并把争取能在高校当教师设为人生目标。这在无形之中给我的学习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学习时期，有三件事影响我向着人生的目标前行。
第一件事。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因此我对这门课有着浓厚的兴趣，除了听课和复习外，还阅读了许多有关的参考资料。到了期末考试时，为全面检验教学效果，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和会计学三个专业的学生，实行统一命题并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考试，即所谓的统考。试卷中有一道名词解释题“价值与价格”，把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进行解释的这种题型，过去从未见过。价值与价格这两个范畴，按当时政治经济学界的说法，它们在质与量的规定上既有相一致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是两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要辨证地说清楚这对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別，对初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确实有一定难度。大部分同学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有的则答得不够全面。我在阅读参考书时，书中对这对概念有很明白的解释，因此只有我回答正确，这件事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
第二件事。在学习《工业会计》材料核算这一章时，要练习材料核算中的“余额法”。这个作业程序非常复杂，是前苏联会计专家设计的，光题目就有一本书那么厚。它同成本计算中的“定额法”，被誉为社会主义会计学的两个塔尖。听任课老师说，这个作业如果顺利，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那时我年轻气盛，喜欢挑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不到5天就完成了。老师阅卷后，说我的答案全部对。因有一部分同学做不出来，也因作业量太大，批阅的难度较大，老师还把我的作业作为全班的标准答案。
第三件事。大学四年级我们学习《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这门专业课。该课程内容比较丰富，又很复杂和灵活，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才能得出答案，被公认是一门比较难于掌握的课程。我是学习委员，期末考试老师改卷结束后，要我去拿成绩单，并通知不及格的同学补考的地点和时间。老师在告知全班有关考试情况后，还说到我的答题全部正确，可以得满分。
1963年夏季，我毕业了，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政治表现也合格，实现了留在母校任教的初心。
我参加工作没多久，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10年本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苦苦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经济学著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逐步走向正轨，我珍惜点滴时光，加倍努力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1978年年底，中央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就是要打开国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等。这一国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实现了空前的大发展。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或者可以说，没有会计，就不可能有现代企业。正是时代的召唤和平时的积累，使我能够顺势而为，很快投身于会计改革与发展事业的洪流之中，成为会计改革与发展这一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一）辛勤的园丁
改革开放开始时，我才三十来岁，正是人生中年富力强、勇挑重担的黃金时期，而且在高校当教师、做一名称职的园丁是我的初心，我怎会失去这个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呢。因此，无论家庭有多大的困难，也不管担子有多重，只要哪里有工作的需要，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为地方、各部委培养会计人才的课堂里，在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讲坛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在本科教学中，我先后主讲过《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会计理论专题》等课程。我所讲授的《会计学原理》这门专业基础课，曾接收过当时江西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学院、陕西财经学院、湖南财经学院、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等院校的许多进修教师，有时一年多达十几名，他们对我所讲授的《会计学原理》都做出了较高的评价。
除了培养本科生外，我还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生。
1983年，在我还没有取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时，经校长特批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近百名。1984年年初，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全国第5批）我成为博士生指导教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在我门下取得博士学位的有53人，出站的博士后5人。
每当研究生一进校门，我就明确提出：“你们到我门下，至少要铸造三种力量。第一，做学问，必须要先学会做人。而做人最为根本的是要铸造人格的力量，即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光明磊落地做人、诚信地做人等。第二，要铸造友谊的力量。所谓友谊的力量，重要的是要与人为善，宽容待人。对师长、家庭、朋友、同学等，都要友谊第一，为自己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第三，要铸造知识的力量。你如果没有知识，没有做事的本领，沒有创新的能力，一切都会力不从心，一切都是空谈。”
我培养的研究生大部分在高校任教。现在有很多人已具有副教授、教授职称或担任博士生导师，有的还兼任系主任、院长、校长等行政职务，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为我的学生感到自豪与骄傲。
（二）为会计科学大厦添砖加瓦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进下，会计学科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1977年，我在《中国经济问题》杂志第2期发表了题为《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一文，它是我的处女作。现在来看，该文的学术观点很平常。但在那个年代，能这么早地把企业必须抓经济核算问题提出来，真的是独树一帜。该文的发表对我激励很大，也在无形之中培育了我在科学研究中不断探索理论的勇气。1980年，我又在《中国经济问题》杂志第5期发表了题为《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一文，对会计学界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81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刊物《会计研究》投了一篇题为《怎样正确认识会计的性质与对象？── 兼评资金运动说》的论文。“资金运动说”在当时是会计界的主流学派，绝大多数人没有提出过异议。该文被全文发表后，在会计界引起较大反响，得到了许多老前辈称赞，把我誉为是会计学术界的“后起之秀”。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只要充满激情和兴趣，只要坚持不懈，就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全国恢复高考后，开始招生的许多院校上课没有新的教材，此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到我校约稿编写《会计基础知识》新的教材。经会计系党总支批准，指定由葛家澍教授出任主编，并要求编写组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参加了该书的编写工作，由我执笔的约有8万余字。该书于1978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这是恢复高考后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会计教材，得到许多学校选用和很高评价，前后印刷十几次，发行了几百万册。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学生在见到我时，都说读过我编写的教材，是我带领他们走进会计学的殿堂。
通过不断努力，我个人撰写及与他人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达百余篇，独著、主编、合编的专著及教材等有40余部，许多科研成果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奖励。
（三）全心全意做好行政工作
毕业后，我留在厦门大学的经济系财务会计专业教研室。当时的专业教研室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系。其行政职责是负责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安排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组织编写教材、招收学生及进行毕业生分配、学生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管理工作等。在行政上，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1978年秋天，经教研室全体教师无记名投票我当选为教研室副主任，从此，我开始过上既要做好本职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又要履行行政职务职责的“双肩挑”干部的日子，直至退休。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经济系由原本的三个专业又恢复了和增加了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等专业，规模扩大了许多。为方便管理，经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成立了全国首个经济学院，下设五个系，我被任命为会计与企业管理系的副主任。
1986年，会计专业与企业管理专业分开各自设系，我被任命为厦门大学解放后首次组建的会计学系首任系主任。那时，厦门大学会计专业在国内的知名度很高，能当上名牌系的首任系主任，我深感自豪。
之后，我又陆续在多个行政岗位工作：1987年我被调到经济学院担任副院长，主管全院本科的教学和各种培训等工作；1991年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主管文科研究生的教学与学位等管理工作；1995年被国家教委任命为厦门大学总会计师；1997年被教育部任命为厦门大学副校长、学校党委常委。
此外，还先后担任了校职改领导小组副组长、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校教师职务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这些职务，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政策性很强，可谓重担在肩，也深深考验着我的智慧与为人。
尽管做行政工作花费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也提高了我个人的综合素养。
（四）尽职尽责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我先后有近百项的社会兼职，主要包括：教育部高等教育工商管理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常务理事，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顾问，中国会计教授会会长，福建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厦门市会计学会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会计理论探索丛书》主编等。
我所兼任的中国会计教授会会长一职，任职时间最长，取得的社会效益也最大，借此机会多说几句。
改革开放后，会计工作枯木逢春。相应地，我国的会计教育也得到迅猛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近80%左右的高校都创办了会计学专业，甚至连艺术类院校也纷纷设立。在我印象中，会计专业招生人数占全国招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几，有人形容这种现象为“全民办会计”。
因会计教育发展得太快，许多新开设的会计专业高校聘请了较多的青年教师，他们在理论素养、教材建设、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等方面参差不齐，迫切希望能有机会提高自身各方面的能力与水平。在这一形势下，其中之一就是需要建设一个可以让高校会计教师在科学研究、教学、学生培养等方面互相交流的平台，基于此，中国会计教授会应运而生，于1995年成立，由我担任副会长。两年后我当上了会长，时间有8年左右。
全国加入中国会计教授会的高校约有200多所，每年参加年会的人数多达几百人。会计教授会的工作同行政工作有着不一样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参会单位都是兄弟院校，相互之间是平级的关系；会员都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还有许多是我的前辈。因此，工作中要非常重视处理好不同单位及教授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教授会的工作才能在民主与和谐的气氛中开展。二是教授会是会计教育界最高的学术组织，它的活动都必须根据这一性质进行精心策划与安排。
在每年暑假召开的中国会计教授会年会上，我始终坚持和注意两点:第一，要为全国高校教师提供练兵的平台。也就是参会人员一般都要准备学术论文，各种不同学术流派都有机会在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进行交流与辩论，真理只能是越辩越明。第二，在召开中国会计教授会年会时，还要对当年会计教育界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进行检验和总结，同时又要提出一些今后发展的设想，为各校在未来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等。所提意见要有很好的现实针对性，并能对现实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时光匆匆而过，转眼间，我已是接近八十岁的老人了。闲下来时，同其他老人一样，爱回忆往事。在回忆中既品味到人生的甜酸苦辣，同时还喜欢对人生和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思考，得到在工作、学习、做人做事等方面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 对会计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
改革开放前，为什么我国会计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其症结是什么？为什么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会计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其原因何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照搬前苏联“老大哥”的做法，把商品货币经济同资本主义划上等号，视商品货币经济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商品货币经济，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下，企业实行国有国营，一切经营活动全部要服从国家计划的安排，利润则要全部上交国家财政。会计工作必不可避免地深受此种经济环境的影响。会计界对货币时间价值、汇兑损益、融资租赁、会计准则、股份公司会计、合并报表等都闻所未闻。那时的会计工作仅仅是核算收支，确定应上交的国家利润，所扮演的是国家“出纳”的角色，被称为“报账型”会计。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了空前大发展，会计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令人兴奋的是，许多优秀学生报考会计专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会计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现在终于明白，现代会计是以高度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为其客观环境的。换言之，沒有高度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就不可能有现代会计。我认为，商品经济与会计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不会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况且当今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方兴未艾。如果把这视为是会计发展规律的话也不为过。这个历史教训必须吸取。
（二） 走好人生道路上的关键几步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坦途，也有曲折；会山穷水尽，也会柳暗花明。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有关键的几步一定要走好，对此，我深有体会。
第一步。解放初的1953年，大部分的县只有一所中学，小学要升初中时，必须进行严格的入学考试。按计算，我家乡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如果我去参考，能否被录取，把握性不大。在家人的支持下，我独自到录取率比较高的邻县参考，并被录取。这是人生一个好的开端。当时如果我不到邻县参考，不知我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步。初中毕业时，国家办了许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只读三年就分配工作，而且在学校吃饭不用交钱，还有一定的零花钱，对初中毕业生很有吸引力，当时我同许多同学一样，准备参加中专的入学考试。但临近中考时，学校按上级决定，前所未有地保送包括我在内的10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免试进入本校高中部学习。在父母的支持下，我进入了高中阶段的学习。如果当时我放弃保送进入高中，就等于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人生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故事了。
第三步。前文说过，高考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结果被录取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会计学专业。好在我没有固执己见和自暴自弃，而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培养了对会计的兴趣。所以说，兴趣不是天生的，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且兴趣是学好专业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些认识，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都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有了优秀成绩，才有之后留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机会。
考大学、学会计、当大学教师，这几个属于我人生的关键几步，任何一步的改变，都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三）把人生的磨难当成自己精神上的财富
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兄弟已各自为家，我同父母相依为命。那时，父母已经没有谋生的能力，而我则无任何经济来源，加上遇到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上的困难完全能够想象得到。我曾经想打退堂鼓回家尽孝，但父母始终不同意，要我克服所有困难把书念完。
在我遇到困难曲折的岁月里，没有怨天尤人，完全凭着一个农家子弟的执着，把人生的磨难当成自己精神上的财富，同命运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我受益良多，有以下两点体会：一是正因为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和曲折，碰了不少“钉子”，才能得到那么多的磨练机会，也才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各种能力。二是正因为我人生有过太多的困难与曲折，才使我懂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甜；懂得什么是人间真情，什么是感恩等。
困难与曲折是上天送给我的一份宝贵财富，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四） 爱就是奉献
常常有人问，什么是爱？我同意的答案是爱就是奉献、而不是索取。长期以来，我集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服务等工作于一身，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但我没有退却，而是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去学习、去工作、去探索、去感悟生命的真谛。在日常生活中，我没有时间看电视和电影，不能享受节假日，更无法陪伴家人等。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和祖国的改革开放共呼吸共命运，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会计改革和发展的事业。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因国家的繁荣昌盛，我的家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极大的改善，更有获得全面丰收的喜悦感。我感恩这个伟大而美好的时代！
▷来源：《财务与会计》2019年第17期
▷责任编辑：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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