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钦州小晴案

7月21日，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出炉，统计显示，农村学校学生中，因父母均外出而无人照料的留守状态学生占近三成。其中有超一成农村完全留守儿童与父母一年不见一面。

笔者获悉，在中国，有成百上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因生活无人照料、情感无处寄托，更由于监护人的失职与监护不当，让处于监护“真空”的孩子面临各种意外及不法伤害。

小晴就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今年正月初七傍晚，小晴被同学相邀离村修手机，在镇上被几名男子强行带到看山房里强奸……

彻夜未归的小晴之所以未被发现解救，是因为父亲长期吸毒、母亲离家出走多年未归，小晴从小跟着年老体衰的奶奶靠每月150元低保过活。

 在中国，有成百上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处于监护“真空”的状态

对于监护情况差的留守儿童，民政部曾明确提出，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要将摸底排查中发现的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留守儿童花名册，通报给同级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应及时会同村（居）民委员会联系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父母，责令其立即返回或确定受委托监护人，并对其进行教育、训诫，要求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而对于小晴父母这类完全不尽监护职责、置子女权利于不顾的家长，则应及时提起撤销之诉，依法剥夺他们的法定监护权，让孩子处于安全的生长环境中。

可惜的是，因为国家亲权（即国家监护）理念的缺失，监护权撤销之后的善后无力，有义务履行国家监护职责的政府各方，并未及时摸排并采取应对措施。

小晴性侵之事发生后，村妇女主任坦称：“我们这里不是城市，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都不同；一般没有（撤销监护权）这种想法和做法。在我们这里，如果谁家困难，政府就帮给些低保。至于监护人不监护人的，这里没有这种说法！”

专家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小晴父母属于被依法剥夺监护权的家长，但谁来提起撤销之诉？撤消后又该由谁“接管”？国家监护应如何“补位”？诸多问题考验着我们的国家监护制度。

性侵之后，家人都缺席了

在广州堂姑家“避难”一周后，14岁小晴逃回了广西钦州的家。这是她第二次“逃离”，此前，她因遭受性侵之事外泄，选择离家“出走”广东。

县医院就诊记录显示，性侵事件发生的12小时后，小晴因大出血被送入医院，外阴红肿，阴道壁有裂伤。当天，即进行了外阴血肿切开缝合术。10天后小晴出院，留下了“中度失血性贫血”的后遗症。

小晴彻夜未归，回家已是次日清晨。奶奶以为她去同学家玩了。而所谓的同学之家，仅与小晴家间隔十几米，只要出去寻找，侵害或可避免。

与一般的农村留守儿童不同，小晴和妹妹是典型的困境儿童：父亲吸毒并牵涉犯罪，长期在强制戒毒所和监狱进出；母亲缺席，在妹妹半岁时便断奶出走。“无父无母”的姐俩，靠奶奶每月的150元低保过活，家庭监护始终处于“真空”。

十几年间，小晴姐妹只是在语言词汇中，学到“母亲”一词，就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从未有缘真实感受。

性侵之事发生后，母亲从其他渠道获悉此事，不仅未予小晴一句安慰，反而通过孩子小姨发声：再不看好妹妹，让她也出了你这种事，别怪我饶不了你。

而小晴父亲，竟然以“对方小流氓太多，我们干不过人家”为由，在小晴出事后不久，干脆也外出走了。

“这对夫妻的所做作为，属于依法应被双双剥夺监护权的典型父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诉讼部主任赵辉认为。

她说，2015年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

“被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一），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四），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状态的。”

她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出发，切实履行职责，做好被性侵儿童的保护工作。

我最想要妈妈回来

小晴性侵事件曝光后第三天，当地学校、妇联、检察院及各级政府组成的“慰问团”，来到小晴家拜访。在留下2000元慰问金后，“顺便”指责其家人不该把此事捅给外界。

“然后让我们填了两张表格，一是说帮小晴姐妹俩申请低保，二是说帮小晴申请一笔5000元的转学费用，让她能去外面就读。”小晴三姑介绍。

据悉，因为父母不尽任何抚养义务，村里只能将小晴奶奶列为低保户，每月给予150元的补助。村里还将打扫垃圾的活计承包给奶奶，保障她家有300元收入。平时，小晴奶奶还要种芭蕉变卖，姑伯也时常接济。 

小晴说，从小到大，她和妹妹没有过一个娃娃和毛绒布偶，咖啡和巧克力也从来没有品尝过，都是“只读”状态。

“我最想妈妈回来，只要她能回家看我，过去的一切都可以原谅！”小晴说，她此次选择去广州，心里有个隐藏的愿望，就是她听说妈妈现在广州生活，她梦想能见到2岁后就再未谋面的妈妈。

她梦想能见到2岁后就再未谋面的妈妈

“可是到广州后，堂姑每天要去地铁卖花，晚上12点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只出去过一次，上哪里去见妈妈？”

考虑到经济利益，之前曾答应小晴，要把她和妹妹的监护权“接管”过来的三姑和堂姑，现在纷纷“失信”打了退堂鼓：现在政府答应给姐妹俩低保，要是到了我们手里，一旦接管了她们的监护权，政府不给低保了怎么办？

我们还要有多少个“林奕含”?

因为性侵信息外泄，小晴根本无法继续在乡村生活和就读，本将参加中考的她，也因叔公一句“辍学在家对方就会多赔”的“谬言”而放弃了求学。

事情曝光近三个月后，小晴的低保、转学，以及监护权转移事项无一落实。暑假过后，等待小晴的又将是回到已“尽人皆知”的学校继续就读。到那时，怎样的“二次伤害”等候着小晴，我们不敢想象。

继续回到已“尽人皆知”的学校,会有怎样的“二次伤害”等着小晴？

“如果学校里有同学提到你的过去，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吗？”面对笔者的提问，小晴惊恐万状的摇头。

不久前，台湾的林奕含和美国歌手先后自杀离世，而他们二人的共同点，就是曾经过往的性侵经历。

长前从事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研究的宋英辉教授认为:

“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监护权应予撤销的几种情形，却未具体规定到底这种撤销之诉该由谁提起、如何转移的兜底条款，现实往往演变成谁提就落谁手里的局面，导致很多部门因怕担责视而不见。说到底，还是我们国家亲权的制度没有建立！”

他认为，对于那些依法应该被剥夺监护权的家长，由谁来提起撤销之诉？撤消后又该由谁“接管”？国家监护应如何“补位”？诸多问题考验着我们的国家监护制度。

“无论怎样，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小晴成为第二个林奕含！”赵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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