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疫苗接种正在发生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运动正在进行。
从年初开始，各国已经开始接种新冠疫苗。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2月24日，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已接种超过2.13亿剂疫苗，每天就有611万剂疫苗被使用。
图片来源：Reuters
也许并不会。
因为，人类历史上不平等程度最大的疫苗接种，也在发生：
感染人数相对较少的富国大量囤积疫苗，而感染人数相对较多的穷国则没钱买疫苗。
疫苗里的马太效应
从确诊病例来看，截止到2021年2月24日，全球第一大感染国仍是美国，超过28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也已经突破50万。
| 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截止2021年2月24日，全球78亿人中，已有1亿人确诊感染。其中，美国感染人数超过2800万。
图片来源：John Hopkins University of Medicine
排名第二的是印度，确诊感染人数突破1100万，死亡人数达到15万。
紧随其后的是巴西，确诊人数1000万，比印度要少，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25万。
从死亡人数来看，排序前四位依次是美国、巴西、墨西哥、印度。
可以看到，无论是确诊数还是死亡人数，除了美国，死亡病例在发展中国家居多。因感染新冠去世的200万人口中，拉丁美洲约50万人，占25%。
那么，疫苗的接种情况呢？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接种情况，要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
以色列、阿联酋和英国，是接种疫苗人口比例排名前三的国家，以色列的接种比例甚至达到了85%。也就是说，100人里有85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其他发达国家的接种人口比例，则在6%左右。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
至于其他国家，接种工作才刚刚开始。印度的疫苗接种比例仅为0.76%；在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部分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甚至连一剂疫苗都还没有开始接种。
接种情况差别如此巨大，原因很简单，各国获得疫苗的机会并不平等。有钱的富国，更容易从疫苗公司手里获得疫苗。
一场围绕疫苗囤积的大战，正在上演中。
截止2月19日，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已经提前订购了超过40亿剂疫苗，这超过现有有效疫苗总量的一半。
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只占世界人口的14%，即使所有人全部接种两针，还会剩余约10亿剂疫苗。
换句话说，14%的世界人口占有全球50%以上的疫苗。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确诊人数只有全球的1%，但这三个国家疫苗的囤积量，加起来比拉丁美洲国家的总量还要多。
仅仅是加拿大一个国家，就囤积了10倍于自身人口的疫苗量，足够每个公民接种5次。
国际反贫困运动（ONE Campaign）的一项分析也指出，美国疫苗接种完之后，约有4.53亿支过剩的新冠疫苗剂量。
而在世界上最贫穷的29个国家中，只有西非的几内亚开始接种疫苗，迄今为止，也只是为55个政府人员提供了疫苗接种。
当然，这不意味着疫苗将会永远囤积在富国，无人可用。
一方面，疫苗采购完，疫苗公司可能需要1-2年才能完全交货。
另一方面，疫苗的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也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在以往，麻疹疫苗接种后，可以保护个体一生都远离麻疹；但新冠疫苗却不同，由于病毒变异性强，疫苗无法长时间发挥作用，能产生的免疫效果往往只有几个月，就如流感疫苗一样。
| 各国预期实现疫苗全覆盖的时间
图片来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那些不断有大量病例死亡的穷国，看着富国之间争夺疫苗、囤积疫苗，当然容易产生不满。
更何况，从病毒的传染性来看，最需要接种的国家，恰恰是感染率高的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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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争夺
当然了，各国为了药物、医疗机会大打出手，富国和穷国的医疗不平等，也不是第一次了。
尤其是在90年代，一种能够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诞生时，富国和穷国间更是争得不可开交。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药问世，价格自然不会低。发达国家的患者们能够负担得起，解决艾滋病难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患者们来说，就困难了。
制药公司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价格问题，只不过，如果给了发展中国家们更低廉的价格，那发达国家的人们还愿意买账吗？这转一转手，高价市场没有人了，大家都去买低廉的药物了，最终亏的不还是自己？
于是，制药公司采用了全球统一价格的策略。
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无法担负起天价药物。
这可怎么办？
南非一直是艾滋病的高发区，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的艾滋病患者，有70%左右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南非最为典型。
在90年代，南非约有2万名艾滋病患者，2008年已经突破500万人，如今更是突破了700万大关，每年还以数十万的幅度在增长。
对于抗艾滋这件事，南非一直都是焦头烂额。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非政府从国外寻求价格更为低廉的抗艾滋病仿制药，转入自己国内，供患者使用。
这种操作，无疑损害了制药公司的利益。毕竟，研发抗艾药物，制药公司投入的成本以百亿计。
于是，39家制药公司以违反专利法和国际贸易规则为理由，将南非政府告上法庭，主要被告人就是当时的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制药公司的不满情有可原，但这个上诉还得到了克林顿政府和许多欧洲政府的支持，这就引发了很多群众的抗议。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会议期间，就出现了抗议活动，支持上诉的政府也被列入抗议对象。
| 戈尔竞选活动上的抗议。
好在，这些情况后来得到了逆转。
克林顿执政晚期，关于艾滋病治疗危机的新闻层出不穷，国际风向转变，白宫便撤回了对上诉的支持。
其他富国也开始反思自身，不再支持上诉。
终于，2001年4月，提出上诉的39家制药公司撤销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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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公司开始通过发达国家制药公司的许可，生产本土的抗艾滋病仿制药。
南非卫生部就有官员表示，他们从印度血清研究所买来的「牛津/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所支付的价格，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南非仍然负担不起疫苗的价格。
今年1月，由瑞典公司与英国公司合资创办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就宣布，由于产能原因，需要减少对于欧盟的疫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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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9日，G7领导人会议在线上举行，达成协议，将其对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援助增加一倍以上，达到75亿美元，其中主要资金用于COVAX机制的落实。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G7领导人会议前一天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富国应该「非常迅速」，将本国3%到5%的疫苗提供给非洲。
| 马克龙在七国领导人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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