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因标的物质量问题导致质保期外可得利益损失的，应举证证明该损失系因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所致以及能否排除标的物质量以外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发电机组采购合同》1.12约定，质量保证期内，卖方新誉公司保证合同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并负责排除合同设备的任何缺陷。故此，质保期内因发电机组质量问题产生的发电量损失，属于案涉买卖合同中里程公司履约后可以获得的可得利益损失，不超过里程公司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应予支持。风力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受发电机组性能配置、限电指标、产能设置、维护措施是否得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里程公司主张质保期外的电量损失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应举证证明该电量损失系因新誉公司生产的叶片存在质量问题所致以及能否排除叶片质量以外的原因。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尚难以认定质保期外因叶片质量问题导致的发电量损失。索引：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与江苏新誉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2022)最高法民终74号。2.对于可得利益的损失，应是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一方委托作出的审计意见，另一方未举示足以反驳其内容和结论的证据，且不对损失提出鉴定申请，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审计意见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法院可依据该审计意见确定可得利益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国丰公司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宝利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宝利公司停产期间的损失，是国丰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根据《采购合同》第四条约定，宝利公司应保证加工的铁水必须供给国丰公司，第十条约定的结算方式“买受人每两天向出卖人支付一次货款”，再结合铁水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购买原材料的行业特点以及双方此前存在的所谓“扶持”关系可知，国丰公司对宝利公司以国丰公司的回款维持生产是知悉的，如果国丰公司不支付货款超过一定的时间，势必引起宝利公司的停产。作为从事钢铁生产的专业公司，国丰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能够预见到这一结果。关于《审计报告》能否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问题，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审计报告》系宝利公司于诉讼前单方委托作出，但国丰公司并未举示足以反驳其内容和结论的证据，且在原一审中明确提出不对损失提出鉴定申请，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审计报告》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原审判决将《审计报告》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并无不当。索引：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与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最高法民再275号。3.可得利益属于履行利益范畴，因可得利益实为交易利润，其必然要有构成信赖利益的相关成本支出，故不能对同一交易既赔偿利润又赔偿成本，当事人只能对可得利益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择一主张，否则可能导致过度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合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致使寻甸公司产生相应的损失。根据F0901号评估报告：一是2010年1月8日至2011年1月8日因常青树供应的5773.428吨磷酸不合格，给当事人造成的亏损金额为0元；二是2011年1月8日至2015年11月26日寻甸公司被判决强制解散，因常青树公司停止供应磷酸而导致寻甸公司停产后所发生的房屋、设备折旧费用、土地成本摊销、工人怠工费用、财务费用、开办费等损失合计26141406.50元。就违约损失类型而言，第一项亏损为履行利益损失，但该损失金额为0元。第二项为信赖利益损失，即寻甸公司的上述损失是因信赖常青树公司能在2011年1月8日之后实现合同目的，继续依约提供合格磷酸而产生的费用。应将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26141406.50元信赖利益损失纳入违约损害赔偿范围。另外，“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属于履行利益范畴。因可得利益实为交易利润，其必然要有构成信赖利益的相关成本支出，故不能对同一交易既赔偿利润又赔偿成本，当事人只能对可得利益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择一主张，否则可能导致过度赔偿。况且，可得利益受原料、技术、人力、市场销售、交易本身等众多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到本案，根据F0901号评估报告，2010年1月8日至2011年1月8日假设磷酸合格，寻甸公司生产ABC干粉灭火剂利润为负值，没有证据证明2011年1月8日后寻甸公司继续生产将获得正利润或继续亏损。寻甸公司自行委托的《经营损失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可得利益的裁判依据。因此，寻甸公司关于一审未对可得利益进行鉴定错误，其应当获得相应可得利益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寻甸公司停产是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双方均有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对于26141406.50元信赖利益损失，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基于双方违约，并综合考量本案三方当事人关系、重复赔偿和损益相抵情形、《合资协议》约定的部分内容性质及双方损益事实等本案实际情况，常青树公司和寻甸公司应承担同等责任，即常青树公司赔偿寻甸公司50%的信赖利益损失13070703.25元。索引：云南泰康消防化工集团寻甸有限公司清算组与云南常青树化工有限公司、泰康消防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813号。4.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认定不应仅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还应结合守约方应获可得利润确定损失赔偿金额。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1.8项约定：“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否则，除应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外，还应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每年按合同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计算赔偿中新能源公司可得利润损失”。该条款明确直接经济损失与可得利润损失均为乐府大酒店违约损失赔偿的内容，系双方对自己可能承担的违约后果的预先安排。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考虑，当乐府大酒店违约时，其应按上述合同约定向中新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2017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案涉能源服务合同并约定服务收费期限为15年，2018年10月乐府大酒店出现迟延付款、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等违约行为导致案涉能源服务合同解除。原一审兼顾本案合同解除双方过错程度、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与实际履行时间，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润损失的明确约定，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润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符合公平原则。索引：中新春谊智业（吉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与吉林省乐府大酒店、长春三利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最高法民再341号。5.土地出让方违反合同约定，将土地另行出让其他主体，另行出让价款与原出让价款的差额为原出让合同履行后守约方可获利益范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芷江自然资源局在未依法解除《出让合同》前，即将案涉《出让合同》项下的44.56亩土地出让给聚友公司，另行出让之后才向神龙公司发送《关于解除未付价款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要求解除44.56亩土地对应的《出让合同》，违反合同约定。神龙公司同意解除该部分土地对应的《出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芷江自然资源局另行出让44.56亩土地的均价为110.37万元/亩，神龙公司取得案涉土地的单价为26万元/亩，芷江自然资源局另行出让44.56亩土地的溢价收益约为3759.53万元[（110.37万元/亩-26万元/亩）×44.56亩]，此属合同履行后可获利益范畴。神龙公司至今未交纳44.56亩土地的出让金，亦没有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进行开发建设。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及过错程度，酌定芷江自然资源局按获得利益40%的范围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索引：怀化市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怀化聚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230号。6.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早已成就，但守约方长时间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对违约方造成的损失也存在过错，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可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泰盛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即便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客观存在，但其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土地不能交付、案涉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早已具备的情况下，长达六年时间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对该损失的造成也存在过错。因此，一审法院对泰盛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未予认定和支持，并无不妥。索引：烟台泰盛置业有限公司与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阳经济开发区鲁古埠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977号。7.可得利益损失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在确定是否可以获得可得利益时，应当考虑一般的交易惯例、经验、市场情况等各种因素，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合同能否履行持不确定的态度，一方主张合同履行的可得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在生产、销售或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因对方的违约行为而受到的预期纯利润的损失，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即只要合同如期履行，该利益就可能被当事人获得。在确定是否可以获得某种可得利益时，应当考虑一般的交易惯例、经验、市场情况等各种因素。无论是《整合重组协议》及《整合推进协议》对协议因政策原因或未审批通过而解除、不承担违约责任也进行了事先约定，如“因不可抗力、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本协议无法执行时，本协议自动终止，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因政府相关部门、甲方上级单位未批准本项目时，本协议自动解除，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可知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采矿权相关手续能否审批以及何时审批，均持不确定的态度，且事实上案涉煤矿的采矿权证也未审批。张鹏主张合同履行的可得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索引：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鹏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1985号。8.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通过履行无效合同可能获得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能通过无效合同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有效，当事人通过履行合同而获取的利益应当依法保护。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通过履行无效合同可能获得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中约定二期工程的工期、开工日期、履约保证金返还节点、具体的工程垫资及工程款支付办法均需另行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来约定，且二期工程按照当时的规定亦属于必须招标的建设项目。在二期工程招标时，招标代理机构向万利公司发出投标邀请书，万利公司未投标，且《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为无效协议，万利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索引：万利建设公司与商丘华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774号。9.因合同相关权利义务不明确，对于继续履行合同后，当事人的可得利益无法预见，继续履行合同是否必然盈利，存在不确定性的，主张可得利益赔偿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交通局协助北方公司获得案涉项目的特许运营权（收费许可及收费权），由北方公司负责经营、收费，期满公路资产无偿返还给交通局；同时约定除本协议外，双方还需签订《乌拉泊至板房沟、水西沟公路特许经营协议书》。本案中，案涉工程投入使用后，经相关部门批准，北方公司可以试运营收费两年时间，在北方公司收费刚满一年后，被通知暂停收费，双方并未就案涉公路项目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因特许经营年限及相关权利义务不明确，对于继续履行合同后，北方公司的可得利益无法预见。同时，如BOT协议能够顺利履行，北方公司在特许经营期满后，应将案涉公路无偿返还交通局，北方公司对案涉公路项目的经营是否必然盈利，存在不确定性。现虽因交通局原因导致北方公司的特许经营无法继续进行，但双方已达成合意由交通局以支付回购价的方式收回案涉公路项目，北方公司再行依据特许经营相关约定主张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缺乏依据。索引：北京北方电联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与乌鲁木齐天山大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896号。10.在具体案件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考量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当扩大的损失、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双方的过失及必要的交易成本。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1款约定，魏文向陈丽安承诺保底利润1:1，双方合作施工开采直至陈丽安收回投资款与利润共计3.2亿元。陈丽安主张魏文应赔偿其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6亿元。在具体案件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考量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当扩大的损失、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双方的过失及必要的交易成本。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作协议书》的解除均负有责任，且陈丽安撤场时煤炭市场处于不景气状态，当事人约定的可得利益客观上存在不能完全实现的可能，故本院酌定由魏文按《合作协议书》约定利润的60%即9600万元，对陈丽安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陈丽安自行承担。索引：魏文与陈丽安、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矿山开采合作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2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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