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应对研讨会在北理工召开

　　2020年5月20日上午9:00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 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北京国际法学会共同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应对》研讨会在“腾讯视频会议”云端顺利举行。

　　本次研究会特邀联合国国法委员会黄惠康委员、WTO上诉机构原主席张月姣大法官以及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专家做了专题报道。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执行杨成铭教授为本次会议进行了全程主持。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国际法学会会长李寿平教授为本次会议致开幕词，李院长认为：新冠疫情不会是人类最后一次传染性疾病，致命性传染疾病也不是唯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因此，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国争院名誉院长黄惠康先生就新冠疫情外交博弈中的法律问题率先进行发言。他指出：“应对涉疫情诬告滥诉是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以来我们面临的又一场涉外法律大战。为战疫外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国际法学界义不容辞。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一个需要也一定能够产生大批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时代”。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国争院专家咨委员会主任张月姣女士，针对“新冠疫情外交博弈中的法律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中国一直践行国际人道主义奉献精神，尤其是在此次全球抗疫行动中，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积极提高全世界的福祉。同时她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机构，享受豁免权，其在工作中的发言和判断，应该尊重它的独立的专业的判断。美国追责WHO和中国，威胁WTO总干事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没有履行自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义务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法学会副会长柳华文教授发言题目是“从 COVID-19 疫情应对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言中，他指出：美国作为综合国力最强的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尊重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在COVID—19疫情应对过程中，动辄威胁不支付会费，任意指责该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扬言“退群”，这不是有担当的大国作为，也罔顾客观事实和法律义务。坚持科学战疫和依法战疫，是应对疫情的关键，也是我们积极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两个抓手和两个着力点。

　　对于“新冠诉讼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国家豁免” 这个议题，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北京国际法学会副会长的霍政欣教授说：“在美国提起的要求中国为新冠疫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滥诉，他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美国国内法。因为依据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国国家及政府原则上享有豁免。同时，这些诉讼也不满足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豁免例外。首先，它不符合商业行为例外，第二、不符合非商业侵权例外，第三、更不符合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例外。因此他认为，这些诉讼在性质上属于滥诉。”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毛俊响教授从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人权机制的可能作用的视角研究后认为：印度非政府组织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针对中国的申诉，不满足申诉机制的受理标准。人权理事会申诉机制对联合国成员国没有实质性制约性，但是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国际人权机制也可为我所用。中国可呼吁人权理事会种族歧视特别报告员调查疫情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呼吁健康权特别报告员调查西方“群体免疫”违反国际人权义务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廖诗平教授对于《COVID-19疫情国际追责应对中的“底线思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在研究和应对新冠疫情国际追责问题上，应该将“底线思维”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要求我们仔细研究可能被利用进行追责的各种国际机制，重视对方在每一类机制所可能利用的每一个具体路径和可能提出的每一种诉讼请求，以及尤其注意不同国际程序之间，以及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之间证据的传导和流动，这些法律技术问题，都是我们最终决定采取何种应对方式和策略的重要参考因素。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杨丽艳教授以公共健康国际机制的国家义务的视角，从公共健康国际机制的法律基础、公共健康相关的现行国家义务以及结合新冠病毒案例需要加强的国家义务的探讨这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周阳教授在《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则重构及中国展望的发言中说：“《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IHR2005）的制定标志着人类社会对通过国际卫生公约来消除传染病达成了广泛共识，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它长期以来在国家主权、人权保护及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冲突。因此，我们应当推动世界卫生组织从弱法机制转化为强法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并从文本、机制、机构及秩序等四个维度对IHR规则进行重构。中国需要从IHR2005缔约国、崛起国与负责任大国的立场积极参与IHR2005的规则重构“。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研究员刘丹，从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诉讼/仲裁的可能性、国际诉讼/仲裁的“可行性”、我国的应对与反制四个方面阐述了关于“国际卫生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的内容。

　　各位资深专家的分析和讲解极具专业性，参会者听后掌声持续不断，会议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最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部长刘超先生做总结发言，特别是对五“限”思维的分享，，即 “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合宪思维”、 “越陷思维”以及 “奉献思维”，使会议的气氛再次推向高潮。

　　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大会的成果为国际社会有序抗击疫情，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法律秩序有所贡献。也希望本次会议的成果对于国家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产生的法律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也希望本次会议为我国国际法学者未来的研究未来的持续研究提供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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