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清华法学》被引文献TOP10推荐

2021年“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收录的《清华法学》高被引频次文献有哪些？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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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宪法基础

  被引频次：22次

  年/期：2021/03

【作者】王锡锌；彭錞

【机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需要一个兼具解释和规范价值的核心概念作为基础。学界主流观点以个人信息民事权利为此基础，该种观点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从宪法基本权利的维度分析，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建构的基础应是《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内蕴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以该项基本权利为基点，以其主观权利和客观法面向所对应的国家消极与积极保护义务为主线，可建构出一套基础更稳固、内容更完整、结构更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既能对现有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进行系统解释，厘清诸多部门法、执法手段之间的关系;也可对未来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实践提出规范要求，使我国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更好地形成并落实。 

2.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被引频次：19次

  年/期：2021/03

【作者】程啸

【机构】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内容，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强行性规范对个人信息处理进行全方位、动态性的调整。除了自然人之间因个人、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之外，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都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对象。告知同意规则是确定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合法性的原则，即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否则都应遵循。告知同意规则并非民事责任的减责或免责事由，适用要受到其他规则与原则的限制。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敏感信息与民法典中的私密信息并不矛盾冲突，二者具有不同的规范目的和功能。原则上应当禁止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除非为了保护更高位阶法益而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特别规定。

3.法源的拟制性及其功能——以法之名的统合及整饬

  被引频次：11次

  年/期：2021/01

【作者】陈金钊

【机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

【摘要】法律渊源是传统法学的重要概念，是法学家等法律人面对制定法实施的困境，秉持开放姿态，假法源之名拟制、确认法之范围，进而实现法之自主，其实质是运用再定义的方式确定司法之法。由法源理论所塑造的思维模式是基础的法律方法。这一思维方法带有对制定法的尊重及对法的自主性追求，欲整合包括制定法在内的规范，融贯法律价值、法律精神、法律方法等因素，并根据法治的要求，秉持逻辑一致性思维，整饬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间的冲突，进而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缓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法源思维是在更宽泛的社会视域中探寻法治实现的路径。  

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

  被引频次：11次

  年/期：2021/03

【作者】周光权

【机构】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以及审议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采用的个人信息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也都坚持信息的可识别性特征。刑法出于保护法益的考虑，更多地在与个人行动自由、人身安危及财产安全紧密关联的意义上把握这一概念。个人信息和隐私之间不是对立关系，具有私密性的健康信息、行踪信息明显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功能，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刑法不宜在前置法之外另行提出独特的个人信息概念，否则，既可能冲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也与《民法典》第1034条第2款的规定相抵触。刑法上关于个人信息的分类可以与前置法不一致，但分类过于细碎可能带来罪刑关系失衡。对于获取企业注册信息、征信信息等公开信息，然后出售、提供、交换给他人的，信息数量成为定罪根据，这样的评价标准过于简单化。对于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获取或提供，在与该信息公开的目的基本一致时，无论处理信息多少都不宜定罪;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但违背该信息公开的目的或者明显改变其用途的，或者该信息被进一步利用后危及个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的，对该信息的处理侵害了被害人的法益处分自由（对信息的最终决定权），可以成立本罪。  

5.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民事责任

  被引频次：10次

  年/期：2021/03

【作者】姚佳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要】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个人—个人信息处理者"形成了法定的两造主体关系。"欧洲标准"的数据隐私立法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数据隐私法的标准，欧盟立法呈现出"信息自决"的法观念历史脉络，其应有之意是个体能够决定对自身信息的使用，即产生一种"控制"。与GDPR规定的主体不同，中国法仅创设和保留了"个人信息处理者"这一主体，其在实质意义上吸收了信息控制者这一主体概念。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规定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但仍有完善空间，诸如是否根据不同主体、不同行为与不同信息类型而区分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以知情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包括知情权在内的个人权利的侵害，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律应予明确。  

6.补论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不享有追偿权

  被引频次：9次

  年/期：2021/01

【作者】崔建远

【机构】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92条承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6条的规定，仍未规定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享有追偿权。批评者称这会使某个或某几个混合共同担保人与债权人或执行法官恶意串通，通过受让债权或达成执行其他担保人的财产的途径，避免自己实际承担担保责任，将清偿债权的负担由其他担保人承受，这不公平。但其实，依批评者设计的方案，也难免同样的结果，两种方案是"五十步笑百步"，规避法律者应对的套路甚至都相差无几。至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8条、第518条、第524条和第700条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混合共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赋权实际承担担保责任者向其他担保人追偿，要么因不具备类似性而类推不当，要么错位了法律关系，误读了法律规定。可取的路径及方法是在现行法的架构下努力采取降低乃至避免负面结果的救济措施。 

7.类案检索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同案同判?

  被引频次：9次

  年/期：2021/01

【作者】孙海波

【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摘要】 类似案件应类似处理，是形式正义原则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根本要求。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案例指导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要解决裁判不统一的问题。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类案检索机制是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的新举措。它有助于法官发现可能的类案，然而真正具有实质相似性的类案依然取决于实践者的理性证成，类案检索并不能直接取代类案判断。类案参考性价值的发挥依赖于能否精准地提炼裁判规则，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受形式权威性和实质权威性的双重保证，其它普通类案裁判规则的规范性主要源自判决的实质正确性和合理性。对于检索到的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其它案例所蕴含的裁判规则出现冲突时，宜交由法官综合考量加以定夺。类案检索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有助于同案同判，过分夸大这一机制的价值乃至将其神化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8.宪法至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石

  被引频次：8次

  年/期：2021/02

【作者】秦前红

【机构】武汉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确保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维护宪法权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宪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以此为根本遵循，形成六个关于宪法至上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命题。其一，宪法至上是当前和未来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其二，宪法至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其三，宪法至上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支柱。其四，宪法至上是人民中心地位的有力保障。其五，宪法至上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在要求。其六，通过宪法实施落实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以上六个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关键，蕴含了诸多子课题和具体任务。总之，宪法至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石，坚持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突出特色。

9.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

  被引频次：7次

  年/期：2021/02

【作者】王贵松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要】安全是一种重要而又不确定的价值。在法治国家之下，安全要作为法律概念，就应以客观安全为标准，以实践理性下的相对安全为目标，以个体性安全为依归。安全首先作为国家目的为国家的成立提供正当性，在国家成立之后指引着国家履行其保护安全的义务。在私人受到具体危险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防御措施介入，这时安全与自由处于一体两面的关系。但随着国家任务的扩张、风险社会的出现，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要充分保障个人安全，就需要实施有计划的预防。由此，私人的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安全与自由的关系日益紧张。在现代社会保障安全，国家固然要突破原有警察法上的界限，但仍不可放弃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应当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体自由的价值，并将空泛的安全或自由转换为具体的权利来逐一论证为了保障安全而限制自由的具体措施的正当性。   

10.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

  被引频次：6次

  年/期：2021/01

【作者】张明楷

【机构】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一个行为只有符合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才可能因为具备加重情节进而成立对应的加重犯。在某些情形下，加重情节可能变更评价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加重情节能够表明基本犯的保护法益受到更严重侵犯，是将该加重情节评价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的实质根据。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有当加重情节符合基本犯的具体构成要件时，才能将加重情节评价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在基本犯的构成要件对暴力、胁迫等手段及其程度存在要求，或者要求发生具体的构成要件结果的场合，只有将表现为特别手段或者结果的加重情节作为判断资料才符合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要求时，加重情节只能变更评价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在基本犯以情节严重（恶劣）为要件时，只要是能够表明不法加重的情节，都可能评价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止的猥亵行为的，宜将该加重情节评价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从而认定基本犯的成立。只要行为人着手实施某个构成要件行为，即使对该行为通常并不处罚未遂犯，但如若该行为造成了加重结果，就应当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而不能将加重结果作为基本犯的构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