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4期主要论文摘要

  《中国比较文学》  

2023 年 第 4 期

（ 总第133期 ）

作为世界文学的科幻文学

❖王  宁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严肃文学日渐式微的,是一种新的文体的异军突起,并且迅速进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科幻小说。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有着悠久传统的西方世界,近十多年来它也凸显在中国的语境中,成为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线。它向人们昭示:文学并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态获得了新生。我们过去经常说,科学无国界,现在看来文学也无国界,只是文学的传播需要翻译的中介。在这方面,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一经出现在中文语境中,很快就经过国外译者的主动译介而走向世界。如果按照美国学者达姆罗什的“解构式”世界文学定义,科幻文学也应被视为世界文学。它不仅用富于幻想的科学想象力和优美的文学笔触使当代读者通过阅读科幻文学而了解世界,而且也通过文学的描写建构了一个可能的虚拟世界。我们从科幻文学的世界性特征和世界性传播及影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地球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完全可能的。科幻文学也应该是一种世界文学形态,它以科学与文学联姻所显示出的力量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科幻如何塑造后人类

❖王 峰   

   后人类文化内部含混复杂,既有技术一面,又有科幻想象一面,科幻想象既是技术的伴生物,也对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后人类从其乌托邦起源处就具有科幻成分,科幻影像尤其起到了启示和激励作用。“看见”对事实性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未来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影像形象更是如此,人形具有传递人性的文化力量。科幻近未来与社会学意义的未来学也具有同构性,这造成一定的事实混淆,同时也起到提前预演未来社会状况的作用。后人类文化形态复杂,内部含义复杂多变,但毕竟显示出一个清晰可辨的整体文化轮廓,科幻因素对后人类文化的塑造功能是其中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

蓝图未来主义科幻小说: 滥觞、发展和性质

❖吴 岩

   蓝图未来主义是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出现的第一个跨界文学形式。这种形式是通过建构一个发展蓝图去促发未来科幻景观,让整个故事获得内在关系结构与动力基础。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完整版图中,蓝图未来主义作品不多,《新中国未来记》是这类作品的肇始。本文分析了包括“渤海巨龙”、“山山水水”、《战神的后裔》、“流浪地球”、《AI未来进行式》等在内的若干小说,指出蓝图未来主义具有独特的结构性、乌托邦性和跨界性。这种文学亚类型跟科幻现实主义具有部分重叠,但跟运演未来主义和体验未来主义等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创作相互区隔，是一种独特的科幻小说亚类型。

科幻赛博格叙事的三个面向

❖江玉琴

   科幻赛博格叙事既是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构建,更是基于赛博格身体而呈现的跨越身心边界、颠覆中心概念、产生观念融合以及推动杂糅新生的科幻表达形式与观念重构。科幻赛博格叙事具体呈现在三个方面,即赛博格身体叙事、赛博格世界叙事、赛博格文化叙事。赛博格身体叙事是科幻赛博格叙事的基础,主要表达了赛博格身体革新导致的感官新知觉、赛博格身体产生的情感-记忆重构以及由此身体间性走向主体间性的发展。赛博格世界叙事既是对虚拟-现实的赛博世界的描摹,更是对居于这一交互世界的观念的重构,即出现现实-虚拟世界本体论。赛博格文化叙事表现在赛博格社会的资本主义质询、女性主义建构和后人类主义反思。科幻赛博格叙事打开了理解智能时代人类变革文明的新大门。

世界文学的科幻想象:以“狩猎愉快”的混杂性书写为例

❖吴维忆

   全球各地不断涌现的科幻新浪潮,正在以其对“世界性”的思想实验改变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可能的形态。在细读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狩猎愉快”( Good Hunting)的基础上,本文借鉴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后殖民理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文本的多重混杂性,揭示了科幻书写对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重构世界文学理论框架的意义。文章剖析了后现代和后人类境况下文学想象与理论想象的张力关系,强调科幻作为有情的思想实验在激活乌托邦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作者呼吁中国人文学者聚焦科幻文学史与当代科幻研究,为世界文学创作和批评贡献更多富有理论创见的学术成果。

面对“未知恐惧”

——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

❖张晓玲

   洛夫克拉夫特以“宇宙恐惧”为核心,将传统恐怖融入科幻故事,创造出一种混合型的神话故事“克苏鲁神话”。他将“恐惧”转向人类尚未涉足的无限外部空间,以“未知恐惧”暗示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在信仰退潮、宗教世界废弃而科学世界尚未成形的时代,这位前后无依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回溯到“神话”这一“人们为理解世界而做出的最初尝试”,通过创造“伪神”和“伪神话”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并作为反抗手段来呼应他所处的时代。

■ 中外文学关系

错位的问与答

——透过显克微支《炭画》看鲁迅“祝福”

❖郜元宝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炭画》对鲁迅“祝福”有深刻影响,但“祝福”与《炭画》的核心细节存在着明显错位。祥林嫂之问关乎死后,但她只能求助于并不关心死后的年轻读书人“我”。《炭画》女主人公玛利萨之问重在目前,但她求助的乃是只能许诺她死后如何的年轻神父。同样答非所问,显克微支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现实权益,鲁迅则更在乎同一人群灵魂深处的痛苦。以《炭画》为参照,可以更清楚地显明鲁迅如何反省他本人在终极关怀上的矛盾心理以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精神隔膜。

论鲁迅著译中的菊池宽渊源

❖薛晨鸣

   日本作家菊池宽在鲁迅著译实践中是一个重要的域外资源,鲁迅对他的阅读、选译、接受与消化是相当理性而自觉的。本文基于鲁迅在 1921-1922年选译菊池宽的“三浦右门卫的最后”“复仇的话”等文学史实,整体考察作为翻译者与创作者的鲁迅与菊池宽之间的内在关联。结合鲁迅的菊池宽阅读史,本文认为鲁迅与菊池宽在人生际遇、受挫心理、文学思想上存在共鸣,鲁迅肯定菊池宽对于“人间性”的发掘,通过武士道与名教的文化传统对比,深化国民性认知,并强化这一时期以憎代替爱的批判情绪。在“铸剑”的创作中,鲁迅接续了菊池宽勇猛批判的文学观念,并将其融入复仇叙事的结构之中。

重探鲁迅日文作品之“意”

——以“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中心

❖李 炜

   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由最初发表于日本杂志《改造》的日文作品“現代支那に於ける孔子様”翻译而成。对于前者,国内学界已有了多维度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日语原文及其生成语境,却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将研究视角集中于“現代支那に於ける孔子様”,在撮述鲁迅如何获得日本媒体“话语权”的基础上,揭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剖析了日文语境下的深层内涵及具体所指。此作品的原日文与中译文内容虽完全相同,但由于承载语言的转换,两者在预设读者、批判对象及理解接受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差异,进而具有在日中间进行“双重阅读”的特性,故不应被等同对待,特别是原日文中暗含的批判及否定日本伪尊孔行为的“对抗/对话”意义,更不应被中译文所遮蔽。

儒家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互鉴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与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

❖胡翠娥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英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于1835年在美国出版,收录在《凤凰:古书珍宝录》中。孔子思想与美国本土思想第一次发生自觉而系统的交流和融合,当属超验主义者对“孔子的道德”及马士曼和柯大卫的孔子译作所做的系统阅读、使用和传播。爱默生发表在《日晷》上的21条“孔子名言录”中有4条摘自“孔子的道德”,呼应了爱默生对“雄辩” “沉默”和“天道”的思考。梭罗摘录自“孔子的道德”的名言印证了其对深思熟虑的生活的关注,而“齐人失盾”所体现的儒家大同理想则成为爱默生、梭罗和康威世界主义思想的一贯主题。超验主义者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之间的关系,既是“儒家注我”,也是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在美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化。

“气韵生动”概念的英译及在西方形式美学中的意义衍生

❖杨莉馨

  谢赫“六法”之首法“气韵生动”,自19世纪后期传入西方后形成了翻译、阐发、化用的意义链条,与汉学中的艺术学研究同步发展,参与了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美学的建构。本文分析了“气韵生动”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法则进入西方的历史背景、英译变迁,及其经由翟理斯、冈仓天心、宾庸、弗莱等汉学家与美学家的阐释进入西方形式美学后在运用范畴与意义衍生等方面产生的微妙改变,由此以一个中学西传的典型实例,揭示了中华艺术美学对 20 世纪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及其与时俱进的跨文化阐释力。同时也指出:形式美学家们抽空了这一概念生成的文化特殊性,将其转化为纯粹形式审美的观念,无疑也会损失很多东西而导致误读与遮蔽。

西方诗学中的“制作”观念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陈江月

   “制作” 是中西诗学语境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古希腊的“制作”与“诗”同源,因而诗人被视作“制作者”。由于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现实来自对真理的模仿,故而柏拉图警惕诗歌制作对真理的远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经由制作而形成的诗歌,对人的心灵成长不可或缺。中国传统语境中也有基于“制作”的丰富思想资源和诗学讨论,但由于早期译介过程中,“制作”和“创作”概念的混淆,加上言说中西之异以确立自身主体性的需要,中国诗学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物”之研究转向,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诗学语境中的“制作”问题,指出“制作”的相关语汇、思维方式对传统诗学具有深刻影响。同时,由于“制作”关联到一种原初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向也回应了时代语境的深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现代诗乐关系的演变及诗学意义

——基于“乐”的三重内涵

❖卓 睿

  诗乐关系的现代重构关涉着中国新诗的发展。纵观20世纪之前的中西诗学理论,诗乐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已涉及艺术间、语言与诗意三个维度。依此三重维度去分析中国新诗诗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在“破坏时期”,“诗合乐”与“诗脱乐”两种诗学观念看似悖立,实则是维度上的错位,“合乐”意指合诗歌之外的乐曲,而“脱乐”则是脱诗体内蕴的“音乐性”,两者是社会变革时代两种诗体革命策略。而在“建设时期”,诗人学者力求在“诗外脱乐”而在“诗内合乐”,并在“诗内合乐”的重构中,呈现出从单纯的格律雕琢到诗意统领语言的转变,体现了中国新诗诗学的现代化与哲学化思维转向。

互文与张力: 中朝文人题画诗文的跨文本价值

——以黄云鹄所辑《完贞伏虎图集》为中心

❖金柄珉

   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书画家黄云鹄所辑《完贞伏虎图集》是19世纪中朝文人的题画诗文专集。本论文以互文性理论和比较文学方法论,通过分析孺人的形象内涵和虎之形象的象征意蕴以及寻根家族的孝文化意识,揭示了中朝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共同认知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时,通过分析中朝题画诗文对黄云鹄之原文本的改写与转化过程,指出在互文性关系中的文本指向性和跨文本的创新性价值。

“中国来源”伪译《僧侣》与18 世纪英国国教拯救观

❖张执遥

   出版于1769年的《僧侣》是一部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英译本为中国知识来源的伪译。小说以灵魂转世为叙事框架,重申行善获救的英国国教拯救观。小说一面借重剑桥柏拉图主义的“灵魂先在论”,认为人类的苦难植根于灵魂在先在境界所犯罪恶,解释了“恶的起源”问题;另一面吸纳《中国近事报道》所载佛教“灵魂转世论”,指明灵魂获救的途径在于行善。小说表明,英国国教在与中国佛教的对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区分于其他新教传统的独特教义,其伪译形式亦展现了18 世纪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手稿钩沉: 加里·斯奈德英译寒山诗底本之再考证

❖李 婷

  从斯奈德译寒山诗手稿所直接记载的底本信息,结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图书馆的馆藏、斯奈德本人在不同场合的相关表述以及手稿中誊写的封面、《寒山传记》和寒山诗原文与其他版本相对照,本文确定1905年东京民友社出版的竹添井井序、俞曲园跋、岛田翰校的《宋大字本寒山诗集 永和本萨天锡逸诗》是斯奈德译寒山诗的底本。手稿中的修改痕迹也证明斯奈德虽以此为底本,但非一成不变。这一考证纠正了现有研究的某些结论,可解部分翻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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