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赵勇：批评的处境与困境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赵勇（拍摄时间：2006年）

1963年生，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审美阅读与批评》《透视大众文化》《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抵抗遗忘》，合著有《反思文艺学》等，主编有《大众文化理论新编》等，合译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批评的处境与困境

赵 勇

批评活动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容易又异常艰难。我们的许多作家，那些以码字为业的文学生产人员，都在急不可耐地制造着文字商品，以满足那个虽然已经萎缩却依然庞大的文学市场。在这些文字商品中，也许就有80％是假冒伪劣产品，批评家因此显得幸福无比——他们不再发愁没有批评对象。只要他能横下心、拉下脸、置人系于不顾，他就可以启动批评的战车。文学批评岂不是变得容易起来了吗？

与文学批评相比，文化批评更是易如反掌。一般来说，娱乐界人士都是制造文化垃圾的高手，他们引导着无名者在“娱乐至死”的道路上狂奔迅跑，结果是更多的垃圾应运而生。如今，文化批评家已变成“拾垃圾者”（只是他们大都失去了波德莱尔或本雅明的自信与从容），他们整日与垃圾为伍，自然心情郁闷，有话可说，但是谁又会在乎“拾垃圾者”的胡言乱语呢？有时候，“拾垃圾者”又会与垃圾萌生恋情，他们也就不得不琢磨“化腐朽为神奇”的修辞技巧。于是，文化批评不仅变得容易起来，而且变得可爱起来。

但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之外，无疑还有许多值得批评家要做的事情，这时候，批评就显得困难重重。不光是困难，简直就没有批评的空间。没有批评空间，人们就必须在这里沉默；这里沉默了，那里就会变得众声喧哗；众声喧哗的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幻觉——我们每天都在喋喋不休，似乎我们享有言说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实际上，我们却一天天变得言不由衷起来，我们甚至习惯了这种言不由衷，而且把它看成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许，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就是这样变得容易起来的。只是，为了这容易，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萨义德说：“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作为修饰语，而是作为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而对抗，首先意味着道义上的反抗：“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对人的生活的改善，其本质是反抗各种形式的暴政、统治和滥用权力。它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人类自由而生产非强制的知识。”——这是我心仪的批评，但是，今天的批评却只能“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或者像吴亮所说的那样，“享受着没有对手的小小乐趣”。

于是，批评有了两副面孔：在专业内部，它不乏敏感和犀利，甚至也不缺少批判精神；而一旦延伸于社会，它要么失语，要么失踪，顶多成为犬儒主义的同路人。在这样的批评处境里，批评家没有理由沾沾自喜。他应该明白，厮守着这样的批评过日子是艰难而又窘迫的。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赵勇印象记

聂 尔

赵勇既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时常引起我思考的一个人、一个学者。对于我来说，他意味着一条具体的道路：一位农家子弟走向一个真正学者的道路。而且， 这条道路还正在延伸之中，我远未看到它的尽头，我也并不完全了解它的曲折和艰难，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因此，由我来写这篇文章，我真的感到有点为难。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将尽我所能地在有限的篇幅中说出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

赵勇出生于山西晋城一个贫困农民之家，这个家庭至今仍然是贫困的，而且， 它的贫困程度肯定超出很多认识赵勇的人的想象。这个家庭及其所在的乡村就是赵勇的出发之地，也是构成他现在生存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他本人现已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里任教，他的三口之家也终于安顿在了北京——这个中国最豪华的、竖立着最多权力大厦的世界性都市里。

1980 年，我和赵勇相识于山西省晋城一中的文科补习班里。所谓相识， 就是我知道那个个子不高的、黑瘦的、在众人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名叫赵勇。因为数学成绩差，他只考入了山西大学中文系。他在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就在当时的著名批评刊物《当代文坛》上发表了研究张承志的一篇论文。这是他在成为一个学者的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毕业分配时他本来可以留在省城，但他被一位省级高官的亲戚挤出去了，于是他来到我的母校山西省长治市晋东南师专任教。1987 年他考取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三年后回到晋东南师专， 1999 年他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的博士生。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目前最大的学术成果，即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及《透视大众文化》和论文集《审美阅读与批评》， 还有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上的大量论文。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他的道路的一个大致的轮廓。

我知道的还有，他从张承志研究起步之后，作为一名文艺学的学者，他还不停地关注和研究着当代文学和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化现象，他的涉猎范围相当广泛，他既重点关注和研究过莫言、贾平凹、赵树理和崔健等人，也对流行音乐、影视、体育文化、电子文化以及散文理论有过深入的探讨。他所研究的众多对象对于他来说具有一种显见的统一性，那就是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民间性”和“大众性”。这与他的大众文化研究一起，构成了他的“学术整体”。

赵勇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是基于他直接的人生体验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之上的。在从乡下“进城”的过程中，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学者的道路上， 他始终遵守一个原则：“先思想者，然后学问家。”（这是他一篇论文的标题） 现在的他，走在都市的街道上，站立在大学讲堂上，仍然胸襟上沾染着泥土， 目光凝视着飘溢在众人头上的“文化”。他选择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我以为是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而并非仅仅是兴趣所致， 因为他一直站立在人群中，而不只是学院里。他关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研究《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引我走进巴赫金之门， 并使我认识到他始终在寻求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沟通路径。顺便说一下， 我个人认为，此文所表达出的观点，可以成为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又一把入门之钥（如果已经有很多的话），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他把“意象形态”（《意象形态与90 年代中国文学》）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不仅给出了一个关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关键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

本来，他可以教给我更多，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在笑声中开始，进行，并最后结束。我们喝酒，聊天（真正的聊天，丝毫不涉及学术），谈一谈现实生活中的趣事和困难。即使在谈到最为严重的困难时，赵勇的脸上也是带着笑容的。但是，无论他谈笑还是沉默，我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当年的赵勇—— 一位农家子弟的本色，从晋城一中高考补习班走到现在始终不变的那个赵勇的“本质”。因为“存在先于本质”，他当然也有了很大的“本质性” 的变化。但对我来说，要说清楚这一点，既一言难尽又无能为力，还是让他自己说一说吧。

他在《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

“自由在笑”是巴赫金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的一个命题，广场上的开怀大笑则是作者在中世纪的民间文化和拉伯雷的文本中发掘来的一种生活，“它的特性在于‘与自由不可分离的和本质的联系’。它显示了人们从道德律令和本能欲望的紧张对峙中所获得的自由”。毫无疑问，这两者都显示了巴赫金在他所处的那个专制的年代里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因此。巴赫金的思考是渗透着自己现实经验与生命体验的思考，他对狂欢话语的挖掘、呵护与高扬又是对哑巴时代的有力控诉。

赵勇的笑同样也是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尽管现在从表面上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在一步步地走出专制，甚至仿佛已经是众声喧哗，仿佛我们已经获得比巴赫金时代多一点的自由，但是，有谁不清楚，我们的笑除了对于自由的渴望之外，还包含着一些无奈，一些荒唐，一些辛酸，一些幻觉，一些软弱， 以及一些空洞和虚妄。依我的看法，如果不能说我们的笑是一种比巴赫金时代更加荒诞的笑，至少是比巴赫金时代更加“复杂”的笑。

具体到赵勇个人，情况可能还要更复杂一些。他不久前才在北京买了一间房子，并刚刚入住，他和他的家人由此掉进了一笔永久的巨大的债务里。他的父母兄弟在山西农村经受着掠夺和贫困，他对此丝毫也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他的书的前言或后记里时常提到他的父亲）。我还注意到他以前比我大得多的酒量突然减小了，那可能意味着身体（巴赫金所谓的民间与官方对抗的本质性工具）是不是已经有了点问题？但他一般不谈论这些问题，偶尔谈起也是“笑谈”。我本来也是一个爱笑的人，于是我们一起笑着（在我家，斜着对坐在沙发上），如果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来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在家，光从笑声来听，那简直显得像一场狂欢。

但是，我们都明白那根本不是，那充其量只是友谊而已，是“民众曾经欢笑的一点残迹”，是所谓个性化写作的客厅表演，因为赵勇说过： 

就是这样一种打过折扣的狂欢精神如今也已经不复存在。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不断渗透下，广场已经萎缩或位移，笑声已经弱化或流于虚假，民间与官方的二元对立已经瓦解……而我们面对自己这个时代的话语却只剩下了反讽、调侃和深深的无奈。因为我们既没有能力守护狂欢实际上也已经不会狂欢，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尴尬语境。

赵勇对法兰克福学派艰难而耐心的研究，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富有创见的批评，以及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工作，正如他所论述的巴赫金一样，是“渗透着自己现实经验与生命体验的思考”。他对阿多诺和本雅明等人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他人的进入不如说是一次自我生命的穿越和突破。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实际上开始于90 年代中期他在山西任教时期，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大众文化兴起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日益严重的困扰，而他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只是对这个现实的长期的问题的理论化“解决”而已。他所获得的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阅读这本书时，那种理性的力量对于心灵的摇撼有多么巨大，它与目前中国现实的关联有多么重要。它“整合”了我许多的不自觉的观念，仿佛使我又一次重新回到明晰而坚定的存在之中。我看到，他从阿多诺那里增强了批判的力量，但这并未使他停留在辩证法的云端，而是使他更加踏实地走在大地上；他所行走的北京如同当年本雅明眼前的巴黎，充斥着原子化的冷漠的大众，但他却怀揣着温暖走在其中；他以一种特定的主体的坚定性走在人群里，人群却并未阻挡住他的视线，反而使他的方向明确，视野高瞻，因此形成他开阔而绵密、清新而刚健、自由而不孤傲、锋芒藏于耐心的独特的文风。

他的人也像他的文字一样有着土地一般的稳健和清新，他的行走亦透出一种田野之风似的自由。每一次，当他从北京回来走进我的家门时，我看不出他到底是从哪里走来的，他的身上沾染着灰尘，他的衣着朴素到让外人看不出一点“教授”的气象，他进门就笑，仿佛他昨天刚刚来过一样。他与他很多的老同学和老朋友都保持着联系，哪怕对方是一个警察。他以前的朋友中有的现在成了手握“公权力”的人，他与他们有时见面，但他却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他的这些表现曾一度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就连我这么一个远离学院，什么也不会研究的人都大部分时间坐在书斋里了，难道这是他的大众文化研究的路径之一？后来我觉得我稍稍明白一点了。有一回我们喝酒时他谈起了他的童年。因为他父亲是公社的临时工，他时常去公社大院玩耍，在那里他认识了四个人，一个是右派，一个是“老三届”，另外两个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看这四个人玩乐器，背诗词，他挤在大人的腿中间听这四人的有趣的言谈。这四个人的名字他全记得，碰巧的是，我也认识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我还听说过其中的另一人，于是我打听到他们现在的情况后，用电子邮件告诉了赵勇。我完成了他委托我的这件小小的任务，同时也稍微解开了我的那一点困惑。答案就是，赵勇是行走在大地上和人群里的学者（都市里的人群有着大地的含义）， 他始终没有被学院的高墙所围困，所以，大众文化研究成为他最重大的课题和成果，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成为他学术的土壤。

我曾在某处说过：“理论性文字也可以成为我们从现实突围的手段之一。” 这是当然并且是无须说的，但我却记得我写下这一句话时的心情，我以为这是自己的一个新发现。我当时就是针对赵勇的文章发出这样的感慨的，现在把它作为这篇印象记的结尾吧。

（聂尔，《太行文学》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