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挫折与危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与智慧——在中以建交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全文）
独角兽导读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从挫折与危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与智慧
——在中以建交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全文）
张平按：
本文是我为2022年5月召开的中以建交三十周年纪念会而准备的演说辞，原文为英文。由于会上将每个人的发言事件限制为十分钟，因此只扼要讲了一部分。在此特将全文译出，与读者分享。
三十年前，一批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两个民族之间密切联系的重要性。这批人，包括政治家、外交家、学者、企业家、军人、宗教人士，等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建立了中国与犹太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而开创了我们两个古老民族间交往的新纪元。
我是1993年到达以色列的。可以说在我居以的这二十九年间，我有幸同步观察并亲身参与了两个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并为这种发展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回首这二十九年的历程，我想我们这两个民族有理由祝贺自己，有理由为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的长足进步而庆祝。最近几年我也做了几次有关中犹关系的演讲，我通常用来收尾的话都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收获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识超过了此前两千年间所有收获的总和。”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当我考虑在本次会议上说些什么时，却发现自己几乎无法不反思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挫折。我这里所说的是那些具有历史意义却又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的挫折。我以为在我们庆祝已经取得的成就、雄心勃勃地展望灿烂的未来之际，反思这些挫折，从中吸取教训，获得前进的动力与智慧，则是一件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我所经历的第一个挫折是2000年的预警机事件。作为这一事件中某些片段的参与者，中以双方所表现出的对发展密切联系的渴望与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层会见中，气氛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在交易完成之前，就有了一种庆典的意味。当然，美国方面随后开始的干预也同样令人难忘。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曾打电话给我进行采访，我告诉她：不应该采访我，而是应该去采访华盛顿的一个什么人。因为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不在北京，不在耶路撒冷，而在华盛顿。事情随后的发展也正是这样，由于美国坚持反对，以色列终止了协议的执行。不过，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中以关系由此进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危机状态，遭遇了建交以来的第一个重大挫折。虽然危机后来得以解决，但由此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却始终未能完全消失。
我所经历的第二个挫折便与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2004年，犹太政治活动家Shalom Wald博士向犹太民族政策研究所提交了发展中犹关系的战略报告——《中国与犹太人——新时代里的古老文明》，主张将发展对华关系列为犹太民族的重要政策，加大对中犹关系的投入力度。这份报告的背景是犹太民族的“东方战略”的确立——在确认东方商业文明（日本、四小龙、中国、印度）已经崛起的情况下，试图在传统的西方战略伙伴之外，寻找东方战略伙伴。而第一个被认定有合作潜力的国家便是中国。这份报告是犹太民族政策研究所委托Wald博士调研撰写的。很多相关的中国和犹太学者，包括我自己，包括今天与会的多位同仁，都参与了相关调研。因此，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当时中犹双方对双边关系持积极态度的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双方的共识。
不过，这份报告在后来的犹太民族政策研究所的战略审议会议上被否决了，没能被采纳为犹太民族政策。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为这份报告进行了辩论。反对者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中美关系的潜在危险。在他们看来，过度发展中犹关系会导致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处于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既惹恼了美国，又会招致中国的愤怒——在这一点上，预警机事件后的外交危机被反复提出，以支持其论点，并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可，可见“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除中美关系外，反对者们的理由还包括中国整体实力的欠缺（主要讨论了中国专利发明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有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长期持续的担忧。当时我认为这些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特别是中美关系，虽然一度因炸馆和撞机事件出现困难，但到了05年，已经是一片向好的形势。今天回头再看那场辩论，不能不说这些犹太学者们的担忧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意见在那次会议上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这份报告也就因此被否决了。会上有人提出犹太“东方战略”的方向不应该是中国，而应该是印度，这大概也是后来Wald博士受委托撰写犹太印度关系战略报告的起源。那份报告是否被采纳为犹太民族政策，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近年来以色列与印度间关系的发展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应该说被犹太民族政策研究所的否决并非这份中以关系战略报告的终结。尽管没有被列为民族政策，以色列政府却显然受到了这份报告的影响。后来中以关系的快速发展，中以创新伙伴关系的建立，就以色列方面而言，这份报告应该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的。但对我个人而言，报告被否决依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挫折，那场辩论也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反思这两次挫折，我以为对中以关系的未来可以做出三个判断：
首先，中以关系的发展不完全取决于中以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努力，美国在此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哪怕是对中美之间潜在危机的担忧，也会极大影响中以、中犹关系方面的决策，特别是犹太/以色列方面的决策。因此，任何一个真心要发展中以/中犹关系的人，不可能不期望中美之间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反过来说，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指望中以/中犹关系有大幅度、突破性的发展，恐怕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适度降低对这一关系的期望值应该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考量。降低期望值是在低潮情况下保护关系的有效手段，我们可以以此减少挫折所带来的失望和刺激，从而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预警机事件之后的那种危机状态的情况。
其次，中以两国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对两国、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从现实利益角度来看，中以两国之间的长短互补，利益交织给两国间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中国需要以色列的技术与创新能力，而犹太“东方战略”的目的是寻找一位新的强大可靠的伙伴与盟友。中犹关系报告之所以能在被智库否决之后仍然在政府层面发挥作用，与2005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甚至还偏向中国一些。但如果印度在未来的十年中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以色列与印度进一步靠拢，最终确立印度为犹太人的“东方伙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中犹民族间的“精神联系”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与经济、政治等“现实联系”不同，“精神联系”主要是通过文明间、传统间的对话而建立起来，依靠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而变得强大。“精神联系”不会立刻变现为现实联系上的突破，但它可以为“现实联系”提供强大的基础，并为时机成熟时“现实联系”上的突破做好准备。在“现实联系”期望值降低的情况下，加强中以/中犹文化上的对话关系、增进精神上的相互理解是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在这方面，我的导师欧永福教授和当代犹太教圣人拉比阿丁·施坦泽兹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当欧永福教授70年代将《道德经》翻译为希伯来语的时候，当施坦泽兹1994年委托我将《阿伯特——犹太智慧书》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他们都处于一个中以/中犹之间没有多少现实联系的时代，但他们深深理解“精神联系”的重要性，也为建立这种“精神联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为一位从事跨传统对话多年的学者，我对世界告别三十年的对话与合作，进入对抗与冲突的时代的现实感到沮丧和伤心。过去的几年间我们所领会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便是历史不仅会前进，也会倒退，文明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相应地，我对中以/中犹之间关系的预判也远没有两三年前乐观，一些不祥的迹象也让我深感焦虑。尽管如此，我对跨文明对话的价值及其最终解决冲突的能力仍然充满信念与信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种成功的跨文明对话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如果我们能在下一个三十年里继续深化和扩展这种对话，我们将为中犹两个古老民族间的联系与友谊打下更加坚固的基础。我希望未来的学者们总结中以关系的第二个“三十年”时也能说：“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收获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识超过了此前两千年间所有收获的总和。”
张平 2022年5月10日写于特拉维夫，5月24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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