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个世界停止运转了吗？

引言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特穆特• 罗萨（Hartmut Rosa）教授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加速社会（accelerating society）自我关闭了:商店关门了，航空和汽车交通大幅减少，公司和服务供应商停工了，而且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周内。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们将何去何从?

Q

罗萨先生，您是否曾设想过，我们会有一天严肃地讨论社会的急剧减速，而不是加速? 

罗萨：老实说,没有。我几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两百多年来，轮子一直在转得越来越快，我们也一直在让事物越来越飞速地运转起来。看一眼这些数据吧：世界各地的街道上汽车的数量,货车的数量,路上行驶的公交数量,甚至是列车乘客,骑自行车的人,地铁和船舶——集装箱船以及游轮的数量:事实上,他们都惯于只指向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召开多少次气候会议，不管我们对经济增长提出多少批评，它们每年都在增加，即使是战争也没能阻止世界的这种动员（mobilisation of the world）。现在，在没有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我们仅仅在几天或几周内，就使这个疯狂而庞大的机器陷于停顿（standstill）了。至少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Q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罗萨：说“它让我们关闭”已经是个很好的描述，这就像给加速社会来了一个大刹车（gigantic brakes）。但我发现，关键在于这种紧急制动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并不是病毒本身会导致飞机落下、工厂关闭和足球比赛取消，是我们自己的政治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说，我们目前体会到我们是完全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动，并控制世界和我们的社会。面对气候危机时，我们发现自己简直无能为力:不管投谁的票，无论怎么想，资源消耗和排放每年都在增加。但现在我们意识到:你完全可以阻止它!

然而，把新冠危机简单地解释为一次重大的降速（a major slowdown）肯定是错误的。首先，在许多方面，它伴随着生存性的恐惧和痛苦，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包括了明显的加速（acceleration）。对于那些担心自己的性命或经济生存的人来说，这些事件并不是一种减速（deceleration），而是一种主要威胁。举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位要上班的单亲父母，家里还有三个不能上幼儿园的小孩——你并未减速，而是加速了。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与世界的接触已经从根本上减少:我们现在的地理视界止步于我们的公寓门口,或是邻居的篱笆上,可以不再计划超过一个或两个星期之后的事,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我们的心态与这种“停滞”并不相符，我们仍处于通常的激烈竞争（rat race）的活动模式中，处于一种对于世界的“进击模式（aggression mode）”中，不同以往的是，这种态度现在往往缺乏目标。因此，我们惊慌失措地逃向数字世界，在那里，这种匆忙和竞争仍在继续:我们点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中国时报》(China Times)或《卫报》(Guardian);我们在这里发送一个搞笑视频，在那里单击一个链接，迅速刷新这个那个的WhatsApp群聊。作为一种逃避行为，这是我们模拟保持激烈竞争的方式。

Q

商店关门，空中交通受限，公司和服务提供商停工——所有这些都在几周内发生。这是真正的减速，还是一段短暂的“紧急停止”（emergency stop）?

罗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并非我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所说的那种减速——尽管我想再次指出，减速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中心概念——我从来没有热衷于仅仅是减速。我对加速的批评是针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跑得一年比一年快，只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东西——工作，还有养老金制度、医疗体系、教育、科学和文化机构。

这被我称为动态稳定系统（a system of dynamic stabilisation）:就像自行车只有在前进时才能保持直立，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只有在不断增长和加速时才能保持稳定。自行车一旦停下来，便会跌倒在地。这正是目前的形势:我们正在阻止一个只有通过加速才能维持自身稳定的系统。这将导致大规模的系统危机和一系列功能失调的后果:市场崩溃、公司倒闭、人们失业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有三个选择:1)我们什么都做，结果导致系统崩溃，这是最坏的设想。2)我们试图尽快回到正轨，重新恢复之前的增长和加速进程。这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偏爱的选择，但问题在于，这个增长型社会已经变得不稳定和岌岌可危——首先，由于生态和气候危机；其次，由于经济危机，中央储备银行通过无息资金刺激增长的所有尝试大多无效;第三，也是心理上，由于许多人感到接近精疲力竭，甚至已然崩溃。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支持这样一种设想:我们将这场危机视为一个历史的分岔点:一个改变方向的机会。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被迫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在政治行动和文化设计方面重新整合市场。

Q

许多事情我们原本认为理所当然，此刻却无法得到，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罗萨：比如说，这意味着我们在囤积卫生纸。事实上，囤积无非是试图确保我们在不确定时期仍能得到所囤之物——时间越久越好。而且目前我们再次体验到，生活本身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合法要求和金钱都不能真正给予保证。或许订了去南方的机票并付了钱，但现在仍然不能起飞；也不能去看足球比赛、音乐会或电影；连毕业舞会都取消了。

对我们来说，整个世界在很多方面变得无用了:人们可用的空间已经压缩到自己公寓的大小。事实上，我认为新冠危机只是现代社会必然造成的可用性危机（availability crisis）的凝结和象征。在我那本关于《无用性》（unavailability）的小书中，有个很短的章节，即最后一章，叫做“无用性作为怪物的回归”。其论点是，我们试图让世界在技术、科学、经济和政治上为我们所用，却不可避免地导致绝对无用、不能控制的“怪物”之产生。核能便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使物质的最深处在技术上为我们所用，然而制造出原子弹和核电站爆炸这种形式的致命怪物，而且其辐射对我们来说完全“无用”。

新冠病毒也是如此:突然间，一个人类尚未科学研究过的全球性怪物出现了，我们在医学上不能控制，在政治也无法管理它；现行法律被搁置了，还造成了巨大经济后果。更糟糕的是:它对个体来说也是“无用的”，因为人们看不见、听不到、闻不到、尝不到。就像电影里的怪物一样，它可以潜伏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它漂浮在空气中，潜伏在门把手上，而且有可能那边的男人，或是朝我们走来的孩子，已经感染了这种可以传染给我们的致命危险。这种“无用的”怪物，正是我们所有恐怖电影的素材。

Q

除了有望减轻和结束大流行之外，目前的关闭（shutdown）对我们有多大用处?

罗萨：世界范围在地理和时间层面上缩小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停滞可以帮助我们个人和集体获得非常重要的经验。就个人而言，我们目前正体验到，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不同于激烈竞争模式的可能。迄今为止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总是处于一种拼命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通过待办事项清单和时间表来工作，生活总是和把事情做好，优化和改进一些东西有关。

现在，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我们的预约簿不再被填满，而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清空了:这取消了，那取消了，另一个也没有发生。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不需要去追求任何人。我们有机会转变成另一种模式：不以结果为导向、不考虑后果的倾听和回答。例如，你可以拿起一本书，走到窗前，写一封信，放一张旧唱片[因为在数字戒断(digital abstinence)的时刻只有它好用]，给朋友或阿姨打电话——在倾听和应答的模式中，这是开放式，无目的的。这就是共鸣模式（the resonance mode）:只有在此模式下，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才会出现。

政治方面，从历史观点上看正经历着自力更生。人们能够采取政治行动，谁能想到甚至可以迫使通用汽车生产呼吸设备。我们有机会去理解目前形势，它作为历史性的共鸣时刻，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角度来看，正经历着人类生成性（generativity）或创生性（natality）的奇迹: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东西，携手重新设计世界——没有一起制定一个计划，没有陈旧的轨道，而不必遵循行动和反应的永恒游戏！

Q

你认为这些后果中哪一个是可持续的?你对后疫情时代有何期待?

罗萨：再说一遍:我认为，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开放的:前面提到的三种预测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发生，没有不成文法迫使我们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发展。当然，可以假设，当一个社会走出危机时，它希望尽快回到危机前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危机前的状态已经岌岌可危:它在生态上不可持续，在经济上危机四伏，在政治上不尽人意，在心理上也摇摇欲坠，新冠只是加剧了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尝试改变方向，这条新道路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科学方法可以预测。

Q

现在，社交疏远是当务之急。但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难道不需要社会凝聚力吗?

罗萨：在此我认为新冠也助长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一种趋势：我们变得怀疑他人，怀疑陌生人，甚至怀疑邻居。街上的这个人——他会被感染吗?那边刚刚咳嗽的孩子，她有生命危险吗?社交疏远使人们将对方视为明显的人身危险，本能的感觉是：“不要太靠近我，别碰我”，不仅仅是对人，还有门把手、钞票......，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病毒激起了人们对社会和实体环境的不信任，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疏离感:我们不仅不信任他人，连自己的感知也不相信，因为我们无法从官能上感知危险。最后甚至觉得与自己的身体格格不入:喉咙抓痒——这是最初症状吗?我不觉得有点发烧发热吗?那奇怪的咳嗽是怎么回事?

然而，另一方面，集体危机和集体威胁也产生了新的团体精神形式——一种社群主义火花（a communitarian spark）由此产生。一旦早已确立的常规和固定的官方渠道失效，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就不得不再次随机应变。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设计出新的解决办案，这就是目前正在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团结一致和共同体得以重新建立。并且在此情况下，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是开放的。它的走向并未预先决定:现在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取决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共同行动！

Q

你个人对这次关闭有什么感受?

罗萨：我想我正经历着这种矛盾的处境:作为一名公务员和大学职员，我处于非常优越的处境:不必为生存担忧，甚至有机会享受这种被迫减速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在昨天，我给某人发短信说，若由我决定，封禁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很享受不用到处奔波，不用脚不沾地地赴约。

然而，与此同时，我当然感到了威胁——来自病毒和经济上的——我担心因此举步维艰的人们和家庭。更重要的是，我注意到，一方面我逃进了数字世界，而这场竞赛还在继续：这场危机导致了媒体对我的大量问询；另一方面，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在模拟世界中我也未取得多少进展，在共鸣模式下完成所有认为现在可做之事。想要进入另一种生存方式并不容易，事实上，我觉得阿多诺（Adorno）的这句话“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亦适用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