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 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下）

蓝江密涅瓦Minerva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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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下）

——数字时代对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的超-解读

文 / 蓝江

原文刊于《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

三、控制社会的来临

显然，德勒兹对福柯规训社会的研究主要是引出他自己的控制社会，他关于控制社会的所有描述，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四个向度来做对比的，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德勒兹的控制社会与福柯的规训社会的区别，我们还是回到四个向度来进行比较。

首先是空间向度。在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中，福柯的规训社会在空间拓扑学上被描述为彼此隔离的封闭空间组成的集合。这些封闭空间包括监狱、病院、学校和工厂。当然，德勒兹主要分析的对象就是工厂。为了与封闭的工厂空间做对比，在空间向度上，德勒兹提出了控制社会的空间是公司（entreprise），用他的原话来说：“ 但在控制社会中，公司取代了工厂，公司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气态。当然，工厂也会采用奖金系统，但公司会更深入地在恒定的不稳定状态下调节每一个人的工资，而这种状态就是通过挑战、竞争和漫画式的团组会议来进行的。”如何来理解德勒兹强调的规训的工厂和控制的公司的区别？在表面上，德勒兹用了两种状态来形容工厂和公司的差别，如工厂是固态的，而公司是气态的。工厂之所以是固态的，是因为工人被锁定在机器的固定位置上，在工作时间，几乎不能离开工厂和车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机械式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合作立足于规范的身体运动。然而，公司具有完全不同的景象。按照大卫·萨瓦特（Divid Savat）的解读，他认为，德勒兹“将公司描述为气态的，即公司是流动状态的。这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一旦认为公司的性质是流动状态的，那么其中的行为也是流动状态的”。或许，德勒兹试图表达的是，每一个人在公司体制下更为灵活，可以在不同空间和场所之间进行流动的工作。不过，萨瓦特认为，德勒兹更重要的观点是，在公司体制下，不需要个体与个体之间具有太多的规范性认同，“换句话说，当规训通过强制个体采取某种特殊形式或模式进行活动适合，这里的每个个体都必须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新的控制形式只预测人们的活动，通常将行为作为一个团组集合的艺术”。这样，在公司体制之下，并不需要像规训社会下的工厂那样通过统一的规训形式，来压抑人的创造力，而在公司体制下，人们的创造力通过流动和变化，通过多样性的团组激活不同的项目，从而让公司不再是稳定地生产固定的产品，而是更为灵活，风格多样地确定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目标。

其次，由于空间向度从工厂变成了公司，那么在主体向度上，作为规训的产物的个体也发生了分化，为此，德勒兹发明了一个新词：分体（dividuel）。德勒兹强调说：“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群体/个体的配对。个体成了分体，而群众变成了样本、数据、市场或‘ 银行’。或许，货币能最好地表达两种社会的区别，因为规训社会通常要回溯到铸币，即将黄金作为计量的标准，而控制所关心的是浮动汇率，按照一套标准货币确定的汇率进行调节。旧的金属铸币好似鼹鼠，是封闭空间的动物，而蛇则是控制社会的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体系之下，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变成蛇。规训的人是不连贯的能源生产者，而控制的人是在轨道上，在连贯的网络中跌宕起伏。无处不在的漫游已经取代了古老的运动。”实际上，德勒兹并没有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对分体下定义，他关于分体的描述是相对于个体提出的。如果我们将规训社会下的个体理解为按照理性自律的人的模式规训出来的身体，那么分体显然不具有这种规训的特征。对于德勒兹来说，分体更为灵活，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场域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分体是一种解域化和逃逸的运动形式，它可以在原先各个封闭空间中来回穿梭运动。例如原先在工厂里，车工和铣工由于规训的作用，他们在职能上很难互相更换工种。相反，在分体的形式下，它能够横贯各个分开的空间领域，按照杰拉德·劳尼格（Gerald Raunig）的说法：“分体与其说意味着单个事物的无限可分性，不如说它是一种延伸，一种分配，它通过不同的单一事物运动着、撒播着、分散着、蔓延着。”这仿佛202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无依之地》中的女主角弗恩一样，她的身体流动到哪里，她就在哪里打工生活，她一路上当过酒吧服务员、亚马逊的仓库管理员，这是一种流动的生活，没有专一的身份，也没有规训的身体，只有无限流动的分体。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用了两种比喻来形容个体和分体：个体是鼹鼠，它巢居在稳定的洞穴里；而分体是蛇，它四处游走，居无定所。所以，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德勒兹强调从规训的个体到控制的分体的转变，就是“ 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变成蛇”。

在控制社会的技术向度上，由于分体取代了个体，蛇取代了鼹鼠，那么，社会治理的技术就不再是规训，而是调节（modulation）。如何理解这个调节模式？在规训的工厂模式中，车工、钳工、铣工之间有着严格的规训分工，他们都是鼹鼠，彼此合作，且相互不可替代。一旦一个铣工离职或生病，只能用另一个铣工替代，而车工和钳工则需要经过长期的规训的培训，才能在铣工的位置上上岗。这就和足球场上的前锋的位置很难由一位后卫或守门员来取代一样。而在控制社会中，调节的作用在于，一旦在真实情形中出现了缺员，任意的个体都可以顶上担任该工作，因为所有的公司员工都是一个分体，是一条可以随意漫游的蛇，他随时可以从设计的岗位上转到营销的岗位上，一位负责亚洲区的代理，也能很轻易地转向非洲的业务。这样，在公司的分体之间，形成了不同于规训社会工厂的工人关系。德勒兹看到，在工人被规训并隶属于机器的同时，一方面诞生了对个体不利的负面，即他们不得不接受老板的规训和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容易联合起来。用奈格里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等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话来说，他们在物质劳动的同时，也通过非物质劳动形成了一般智力，可以与老板来对抗。即规训社会在缔造了资本家对工厂的治理技术的同时，也缔造了自己的反面——工会和工人联合的一般智力，从而为工人联合斗争，与资本家进行抗争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控制社会的公司模式下，由于分体是流动和蔓延的，他们随时可以彼此取代，而分体与分体之间便成了竞争关系。在规训模式下，工人能够形成彼此间的协作，而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这样公司变成了“内卷”（involvement）的场所，在公司之中，只有那条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蛇为代价的。这就是控制社会的调节，在公司的管理层面上，只有绩效，他们只能看到哪些分体更能够在市场的竞争中蔓延，也能看到这种蔓延直接决定了分体在公司中的竞争地位。公司的调节控制，实际上就是淘汰了弱小的分体，而让这些巨大的分体能够一步步地蚕食其他分体的空间。这是一个连续的解域化的过程，而新的分体的加入，增强的不是合力，而是分体与分体之间的竞争力，公司则在这种调节性竞争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最后，在德勒兹看来，公司化、分体的出现以及调节技术的实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控制社会。封闭式的监狱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数码手环或脚环，监狱的看守不需要再待在闷热的监控高塔里，他们今天完全可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监控摄像头和数码定位来监控每一个分体的行迹。德勒兹说，菲利斯·加塔利在临终之前曾设想过一个未来社会的场景，在一个未来城市里，“人们可以离开自己的公寓，自己的街道，自己的邻里，因为它们（分体）的电子卡已经提供了一个障碍，但这张卡某一天或几小时内会很轻易地遭到拒绝，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障碍，而是计算机追踪了每一个人的位置——合法或非法——从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调制”。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基于20世纪80年代技术的预言，加塔利基本上精准地预言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即我们到处流动，但无时无刻不被某些权力所监控和调节。相对于规训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它不再把人封闭在一个禁闭的空间中，相反，它的空间拓扑学是流动的和多样的，它四处蔓延，不断地解域化，并再结域化。但是，从治理层面来说，所有分体的行为都被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database）之中，在德勒兹的时代，这个数据库尚处在科幻小说的幻想里，但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分体的数据，依赖于我们在使用微信、微博、Facebook 或Twitter 中那蔓延开来的分体痕迹，而这些痕迹无一例外地被收纳进巨大的数据库中。正如威廉·博加德（William Bogard）指出：“一旦数据库采集了我们购物习惯、休闲习惯、阅读习惯、交流习惯等信息，那么你就成了分体。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转化为信息、数据、样本：这就是控制社会。”

四、控制社会之后，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算法社会？

尽管我们惊叹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对我们今天的算法社会的精准预测，他所提到的分体和数字定位的问题的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作为一篇三十年前完成的文本，仍然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许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返回去重读德勒兹这位20 世纪的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与启迪，我们也需要在他的思想轨迹上，对他的“ 控制社会”做一个超-解读，一种既忠实于他的文本、同时也对他的文本进行解构的解读。即我们今天的社会并非完全是他所描述的控制社会，尽管不可否认，控制社会的概念的确概述了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样态的诸多特征，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与其说是一种控制，不如说是一种算法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空间、主体、技术、未来四个向度来澄清今天社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利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经常登录的APP、浏览的网站是否还是公司模式。在法律含义上，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Twitter 等当然还是公司，但是这种公司除了保持他们的基本业务（如人事、市场、技术开发、维护等部分）的雇员之外，我们这些在网络中的使用者实际上与这些公司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因此，我们既不是他们的工人，也不是他们的员工，我们不构成他们的个体，也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分体。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这些应用和平台，我们天天使用各种APP 进行交往、购物、打车、刷剧，等等。同时，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网络平台上的活动中，如在bilibili、抖音和YouTube 上，用户们通过自己上传视频的方式，促进了这些平台的繁荣，而各个应用和平台也并不纯粹是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员工来创造利润，相反，对于Facebook、抖音、bilibili 这样的平台来说，他们的盈利更多是源自诸多用户和玩家。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着完全不同的空间向度——平台。相对于将规训个体固定在机器旁边，公司允许员工如蛇一样流动，但这种流动依然是有限的，因为一旦超越了公司的管辖范围，它的流动便失去了效用。相反，平台是真正脱域化的逃逸，我们身在中国，可以与法国人用同一个平台同时观看2021 年的欧洲杯比赛，也可以同时看到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消息。在平台上，地域的限制似乎彻底丧失了作用，平台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空间，它将所有个体和分体融合在自己的范围中，成为巨大的矩阵。这就是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概念，他指出：“平台比互联网公司或科技公司要优越许多，因为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无论数字传播发生在哪里。数字平台产生并依赖于‘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社会面对的空间向度不再是工厂和公司，而是平台。平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新空间，在这个基本上脱离了物理空间限制的抽象空间中，平台正以全新的方式与我们发生关联，并创造巨大的利润。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

所以，在主体向度上，我们既不是个体，也不是分体，而是以用户的名义参与到平台空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物理空间的肉身并不直接与我们在平台空间中的用户身份产生关联，我们可以将平台空间的主体称为“ 虚体”。值得注意的是，平台与虚体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工厂与工人或是公司与员工。因为无论在工厂中还是在公司中，资本家所面对的被管理的个体或分体都是带有身体的生命，他们是肉眼可以见到的身体，而工厂和公司的治理的目标也是有序地管理着这些具体的身体。然而，平台涉及的虚体并不是身体的，毋宁说，这些虚体是一些用户名或账号。这样会出现一种情况：虚体并不一定与具体的身体相对应，如可能出现一个身体拥有多个用户名和账号的情况，也可以几个身体同时共有一个账号，甚至在一些人死亡之后，他的用户名和账号仍然可以在平台上延续。还有，我们不能排斥在许多平台上存在着利用虚拟账号和用户名存在的智能体，它们完全是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产品存在，它们不会像科幻片一样用机器人式的身体出场，但是完全可以凭借平台上的用户名和账号与真实的人类进行交往。这样，身体和虚体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指出：“虚体并不是自然个体那种生命体，而是一串数字或者被运算出来的结果。虚体的存在本质就是数据，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毋宁说是一种数据交换关系，这种数据交换本身又生产出新的数据。”于是，平台所需要治理的对象或主体，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存在物，即超越了个体和分体，而是由数据交换构成的虚体。

这样，在虚体构成的平台上，所面对的技术向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平台并不是像工厂和公司那样去雇佣工人或员工，甚至不需要为那些用户名和账号发工资，给奖金，这样，平台的技术向度也不再是规训和控制，而是依赖于算法的精准图绘（targeted profiling）技术来培养虚体与平台之间的依赖性关系。比如，当我们使用淘宝或抖音时，我们面对的图像和界面是否是我们自己的主体选择出来的结果？当然不是，后台的算法在结合我们浏览页面和观看视频的习惯之后，对某个用户的虚体给出了精准图绘。例如著名的剑桥分析公司就曾经提出，只需要得到Facebook上的5个点赞消息，就能精准地判断一个用户所具有的政治倾向。今天的平台的算法，基本上都具有了类似的功能。例如用户在抖音上连续刷了五六个视频之后，下一个自动弹出的视频，在算法上判定一定是该用户大致喜欢看的视频。这就形成了在算法社会之前从未存在过的状况——有一种精准的算法，基于对我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形成了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的精准图绘，当我在网上浏览一个商品的时候，当我们刷到某个视频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个推送点赞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判断，这个商品、这个视频、这个推送真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吗？但是，这种算法上的精准图绘产生的效应是，作为虚体的我们，都十分沉浸在这种快乐之中，我们在快乐中高度依附于平台，并为平台创造了大量的注意力和分析数据，让平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数字资本。这样，一旦平台处于绝对领导和统治的地位，那么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的诞生，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而数字资本主义诞生，意味着原来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逐渐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让位于数字平台，这一点从世界大公司的排行榜上就可以轻松得知，当亚马逊、Facebook、Alphabet（Google 母公司）、Twitter、苹果、微软成为世界大公司的领头羊的时候，我们便知道，这些公司并非产生了什么不可取代的实体产品，而是他们掌握了巨大的数据库，能够进行详尽的数据分析，并形成了一般公司不可比拟的数字资本。

贝尔纳·斯蒂格勒

所以，在面对当下社会的未来向度时，我们已经超越了德勒兹的控制社会阶段。正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强调说：“当德勒兹指认他所谓的‘ 控制社会’时，他就已经预告了超级工业时代的到来。……德勒兹没有意识到自动社会（automated society），但他和加塔利预言了它（特别是当他们指认了分体的时候）。在自动社会中，控制就是对洞察力的机械性算法。”斯蒂格勒认同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努力，认为他们已经窥探到了未来社会的门径，但是他们看得还不够远，因为未来社会并不是基于公司主体的控制社会，而是在算法控制下的自动化社会。斯蒂格勒看得的确更远，他知道，无论是福柯的规训社会，还是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其本质仍然是有机的（organic）社会，即规训和控制仍然是服务于人的，无论这个人是国王、资本家、当权者，还是独裁者等，在一定意义上，人仍然主导着有机社会的技术运行。但是斯蒂格勒强调的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从有机的社会变成了器官学（organoligical）的社会，即由于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凌驾于具体的人之上，形成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掌控的自动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算法控制不再服务于单纯的人的目的，而是让人变成了巨大的自动化社会的一部分。当然，斯蒂格勒的器官学的自动化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算法社会，即任何人没有真正处在治理和控制的位置上，在那个被视为绝对主体的王座上，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算法，它就如同《黑客帝国》中的母体一样，看不见，但永恒地操纵着世界中的一切。在神话中的诸神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作为理性的人登上了王座，但技术的进步为这个世界创造了新的神祇，这就是算法，一种甚至不会向人敞开的算法。在那里，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嚎叫：“只要机器竟然有主见，不听使唤，它就对一切成果构成威胁。它凿岩更粗犷，致力更果敢的建设，荣耀的手，别再炫耀更美丽的延宕。它从不松懈，我们难以解脱一次，譬如加油时，它在沉寂的工厂属于自己。它就是生活。自信活得最好，以同样的决心统治、创造、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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