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丨如何理解元宇宙中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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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间性与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如何理解元宇宙中的“ 物 ”
文 /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2期
当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的主角韦德·沃兹化身游戏角色帕西法尔进入“绿洲”的元宇宙世界中时，他就牢记着一个使命，即找到“绿洲”的设计者詹姆斯·哈利迪在“绿洲”的各个世界里留下的三把钥匙，而这三把钥匙是掌控“绿洲”世界的关键。在经过一场激烈的赛车游戏之后，帕西法尔率先抵达了终点。哈利迪的游戏化身阿诺克出现在终点的喷水池面前。从阿诺克的棕色长袍的宽大袖口里，飞出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并没有因为重力掉落在地上，而是漂浮在半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无论是反重力的设定，还是钥匙所闪烁的光芒，都意味着帕西法尔眼前的这个“物”不是一般的物品，它是一种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帕西法尔获得了在“绿洲”世界的荣耀。不过，哲学思想者并不会像大部分观众一样，随着此时此刻被激发出来的激情，去思考情节的下一步发展。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眼前这把“钥匙”的属性。首先，它是否是一种物？显然，它不具有现实世界中的物的实在性（Wirklichkeit），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实中存在的物的状态来描述它的存在。但这并非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模拟物与拟像》（Simulacres et Simulation）中划归的“虚无”，仿佛它们的存在如同不存在一般。但是，在《头号玩家》中，这三把钥匙让真实世界的韦德获得了“绿洲”的控制权，产生了非比寻常的效果。也就是说，在“绿洲”中出现的“物”绝对不是仅仅存在于虚拟世界中那么简单，这种“物”的存在方式是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于是，类似于“绿洲”世界的元宇宙，对形而上学上的“物”的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研究中，往往有一种比较投机取巧的做法，即简单地套用现实世界的物质理论，来理解元宇宙的“物”的概念。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比如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将现实世界的“物”对象化（objectifatcion），即将“物”的存在作为某个主体的反映的对象，这种对象进一步作用于主体，从而形成经典的主体二元关系。在这个二元关系中，主体是主动的，而对象和客体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它没有真正的活力，只能被主动的主体所使用、认识或占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认识和占有？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了路边的一块石头，可以将它捡起来，端详它，研究它，将它扔出去，改变它的存在样态。但是，在元宇宙世界中，路边看到的一块石头，是无法捡起来的，因为它只是一张三维贴图，它无法与背景的贴图分离开来，只有那些在设定上与背景图片分离的东西，才能作为“物”存在于元宇宙空间中。比如，在《失控玩家》中，当非玩家角色（NPC）盖伊戴上了只有玩家才拥有的眼镜时，面前突然多出来很多“物”，这些“物”是作为 NPC 的盖伊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 NPC只能看到与背景画面重合在一起的对象，而唯有玩家才能看到被游戏设计分离出来的“物”（例如加血量的急救包、加金钱储备的金币、增加攻击力的武器等）。于是，如何理解这些“物”的存在，成了元宇宙时代形而上学思考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元宇宙中的“物”还是“物”吗？倘若是，它何以成为今天的物的理论的基础？我们又如何去思考这种新的物的形态？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必须用一种新的物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新唯物主义。
一、从上手状态到流溢的映射游戏
物是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它并不能用直接的方式来回答，无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元宇宙中，这一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度的追问。要回答元宇宙中“物是什么？”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回溯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从他关于物的讨论开始。海德格尔 1935—1936 年在弗赖堡大学开设的冬季课程的标题，就是“物的追问”。其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尽管这本书后来正式出版时使用的副标题是“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但在当时的课程中，使用的标题却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将“物是什么？”这一问题与形而上学的基础联系起来。因此，海德格尔一开始讨论的就不是这种或那种物，不是这个粉笔或那个笔记本，而是物之为物的物性（Dingheit），海德格尔说：
“物是什么？”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追问，我们所探寻的是那种使物成为物，而不是成为石头或木头的那种东西，探寻那种形成物的东西，我们追问的不是随便什么种类的某物，而是追问物之物性。这种使物成为物的物性，本身不再可能是一个物，即不再是一个有条件的东西，物性必然是某种非 - 有条件的东西。借助“物是什么？”我们追问无条件的东西。我们追问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明确的东西，而同时还使自己远离最切近的诸物，离得比那个泰勒斯还要远得多，他只不过是看到了众星而已。我们甚至还想要超越这些东西，超越那种物而达到非 - 有条件的东西，到达不再是物的东西那里，它形成某种根据或基础。
海德格尔认为，对“物是什么？”的追问，最重要的是追问那种无条件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思考的物，不仅仅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因为倘若物只是现实世界中的物，那么这个物就是有条件的东西（Bedingtes），故而我们不能从实在的材料方面，即可以触摸的物质材料上来界定物，因为在元宇宙中的“物”并不具有这种属性，这让从材料界定现实世界的物变成了有条件的。在这个意 义上，元宇宙的“物”不可能是物质材料组成的，为了达到“非 - 有条件”（Un-bedingtes），就需要 从更为基础的角度来理解物。
相对于从物质材料上来界定物的方式，海德格尔选择了从此在与物的关系，即上手状态（Zuhandenkeit）来界定物的存在方式。例如，海德格尔指出：“在操劳活动中，可能会碰到一些切近上手的用具，它们对自己的确定用途来说是不合用的或不合适的。工具坏了，材料不适合。无论如何，在这里用具是上手了。然而，靠什么揭示出‘不合用’？不是通过观看某些属性来确定，而是靠使用交往的寻视。在对不合用性质的揭示活动中，用具触目了。触目在某种不上手状态中给出上手的用具。这里面却有这样的情况，不能用的东西不过是摆在这里罢了，它显现为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用具物；而在它的上手状态中，它作为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用具物也曾始终是现成在手的。” 相对于科学实在性角度的定义，在海德格尔看来，物在存在论上呈现为一种上手关系。我们总是以某种操持活动，与用具或物形成了一定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用具形成了默契，相反，如果换成了新的用具，我们就会感到不好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与用具或物的熟悉的关联状态，就呈现为“上手状态”。与之相反，即便两个物或用具是类似的，由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与之形成相应的操持活动的关系，因此，另一个用具也是“不合用”的，它无法像前一个用具一样，在存在论中赋予此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让其处于上手状态，从而让我们进入熟悉的关系之中，而是与我们形成了“现成在手的”（Vorhandenkeit）关联。
对于元宇宙之中的“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上手状态？试想一下，对于一个长期征战的游戏玩家，他们一般都有一套容易上手的装备。例如，在游戏《王者荣耀》中，每一个玩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选择，若有人选择当肉盾性的玩家，那么，他在装备上，会有其习惯性的选择，如暗影战斧。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暗影战斧之类的装备与玩家之间就具有一种上手性，成为元宇宙之中操持活动的合用性，虽然有人给这个玩家推荐其他武器，但长期使用暗影战斧的玩家很难再去使用其他的武器，因为暗影战斧与玩家呈现出一种直接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主客体式的反思关系，而是像海德格尔描述的农民与犁地的用具之间的熟悉的操持关系。当然，元宇宙的“物”不具有现实世界中的物体的物质性，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元宇宙中的“物”，无论其外表多么奢华，战斗力多么厉害，无外乎都是在后台的服务器上的一串 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海德格尔的物的追问改变了这种从纯粹的对象性关系角度来思考物的方式，用一种人与物的存在论关系，即在操持活动中的上手状态重新界定了物，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元宇宙中，物首先表现为此在与物之间的上手状态，这是一种在操持活动中形成的熟悉的关系，是让物之存在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一种表象。
在海德格尔看来，那种纯粹从构成的物质材料界定物的方式，恰如现代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对物的错误解读。海德格尔指出：“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原子弹的爆炸，只不过是对早已发生的物之消灭过程的所有粗暴证实中最粗暴的证实：它证实了这样一回事情，即物之为物始终是虚无的。物之物性始终被遮蔽、被遗忘了。物之本质从未达乎显露，也即从未得到表达。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对物之为物的消灭过程的意思。”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或者说一种作为反映论的认识论，实际上割裂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联系，也割裂了作为此在的人与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即在操持活动中的上手状态。以陶壶为例，在反映论的认识论基础上，壶仅仅被当成了制作它的材料，如陶壶的陶土，但是海德格尔指出，我们真正使用的是作为壶壁的陶土吗？不是，在具体的操持活动中，我们使用的是陶土中间构筑起来的空间，无论我们怎么使用壶，无论是用壶来装酒还是装谷物，我们使用的都是那个空间。这很容易让人们想到，《道德经》中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就是说，尽管构成壶的物质材料是陶土，但是我们在操持关系中使用的是中间的作为“无”的空间，中间的“当其无”才是真正的上手状态，也正是这个状态，才能让壶成为壶，让壶具有了与此在之间的使用关系。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晚期的海德格尔那里，上手状态只是部分地揭示出物之为物的状态，如果进一步在形而上学对物之物性追问，需要一个更根本的前提，即物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而是本有之事件（Ereignis），本有之事件是一种流溢不定的状态，它只在某个具体的决断之下才呈现为“物”，正如海德格尔对壶的分析，他似乎承袭了阿那克西曼德的不定性，将在这个世界之中呈现出来的物视为一种不定性的表象。所以，在 1950 年的一次讲座中，海德格尔提出：“壶之壶性在倾注之馈品中成其本质。连空虚的壶也从这种赠品而来保持其本质，尽管这个空虚的壶并不允许斟出。”海德格尔看到了在上手状态背后，存在着真正的物之为物的根源，即从本质中的流溢，就像酒水从壶中流溢出来。那么这种更为本质的不定性，或者壶之为壶的本源在于何处？海德格尔给出了一种秘教式回答，即在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Geviert）中。海德格尔说：“这个古老的词语叫做：Thing［物］。壶的本质是那种使纯一的四重整体入于一种逗留的有所馈赠的纯粹聚集。壶成其本质为一物。壶乃是作为一物的壶。”这样看来，物只是一种暂时的在此世间的居留状态，它根源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换言之，海德格尔取消了物在此世之中的实在性，物之物性在于外在于世界的天、地、神、人的四重关系，“每一个物都居留四重整体，使之入于世界之纯一性的某个向来逗留之物（ein je Weiliges）中” 。
通过海德格尔从此在与用具的上手状态，到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的暂时性和流溢性居留，物之为物的物性恰恰否定了之前纯粹反映论式的物的理解。由于消解了物的材料和物质性外观，元宇宙中的物和现实世界的物具有了一种无条件的共同属性，即它们都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流溢出来的居留。简单来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所谓的世界上看到的物、使用的物、认识的物，或者占有的物，都不是真正的本相，仿佛是外在的四重整体投映在这个世界的映射游戏（Spiegle-Spiel）。海德格尔说：“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Welt）。世界通过世界化而成其本质。这就是说：世界之世界化（das Welten von Welt）既不能通过某个它者来说明，也不能根据某个它者来论证。”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物之为物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的映射游戏，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了映射游戏，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之世界化”，已经将世界看成了投映，换言之，尽管海德格尔并没有接触到元宇宙的实际概念，但他的四重整体的映射游戏已经将物和世界元宇宙化了。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物，还是元宇宙中的物，它们的共同特征不仅来自作为此在的人与物之间的上手状态，更在于这个物是四重关系在此世间的逗留，一个流溢的事件。这样，一旦存在着一种可以将现实世界和元宇宙综合起来的物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一种基于本有事件的映射游戏的理论。
二、物体系的虚无主义
沃卓斯基的电影《黑客帝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
基努·里维斯主演的救世主尼奥吞下了从孟菲斯手中挑选出来的红色药丸，他已经看到了化为一片废墟的真实世界，也明白了在人工智能母体下人类反抗的使命。为此，尼奥不得不回到那个被称为“母体”（Matrix）的世界。不过，与上次在母体世界中的经历不同，他懂得了，自己曾经以为是现实世界的地方实际上都是母体投射出来的影像，一切都是虚拟出来的，包括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以及街头巷尾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切都是拟像（simulation）。这次进入母体之中，通过了现实世界的黑客为他们设定的一个安全屋。在这个安全屋里，尼奥拿到了一些在母体世界中存活的设备。这些设备被藏在一本书中，这是一本绿色的硬皮精装书，封面上有几个醒目的烫金的字：“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模拟物与拟像），而下面的作者的名字也赫然在目：让·鲍德里亚。尼奥翻到书中的一页，书的右半边已经被掏空了，里面放着黑客为他提供的各种必要的物品：一沓可以在母体世界中使用的钞票、一把手枪、几张光碟，或许里面存储着尼奥必要的数据，以及其他一些看不清楚的东西。尼奥将这些东西揣入自己的口袋。但细心的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书的左边对应的是鲍德里亚《模拟物与拟像》中的“论虚无主义”。而在这一章的开头，鲍德里亚是这样写的：
虚无主义不再具有世纪末那种黑暗的、瓦格纳式的、斯宾格勒式的、富丽的色彩。它不再来自颓废的世界观，也不再来自因上帝的死亡和必须从这种死亡中获得的所有后果而产生的形而上的激进性。今天的虚无主义是一种透明的虚无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比以前和历史上的形式更激进、更关键的是，因为这种透明性，这种无法化解的特征必然是系统的透明性，也必然是所有仍然装作在分析系统的各种理论的透明性。当上帝死后，还有尼采这样说，伟大的虚无主义者在永恒者和永恒者的尸体前。但在万物拟像的透明性面前，在超现实的唯物主义或理想主义实现世界的拟像面前（上帝并没有死，他已经变成了超现实），不再有一个理论的或批判的上帝来承认自己。
可以相信，这一组镜头，是经过导演沃卓斯基精心设计的。鲍德里亚的原文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拟像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没有原型，一切都是在代码和数字的运算中生成的，“宇宙和我们所有人都活生生地进入了拟像，进入了恶性的，甚至不是恶性的、冷漠的、威慑的循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虚无主义已经完全不再通过破坏来实现，而是通过拟像和威慑来实现” 。倘若一切都是拟像，那么沃卓斯基岂不是正在告诉我们，在书的右侧空洞中出现的钞票、枪支和光碟都是拟像？这些物品看起来很有用，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透明性的拟像。一切都是虚无，万物都成了透明性的拟像，包括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鲍德里亚的《模拟物与拟像》这本书也是如此，因为在真实的英文版中，“论虚无主义”的页面出现在书的右边，而不是在左边，这也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本书也是一个拟像，也是一个虚无的符号。
海德格尔的《物的追问》成功地打破了所谓的“科学认识论”对物的理解。物不是物质材质，甚至不是那个客观实在性，物是在我们的上手状态中形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物的形态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实质，物之为物的本性，并不在于构筑物的形式和材料，而在于一种映射游戏，即：将不定性的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映射到此时此刻的人与物的关系中。这样，通过海德格尔的解析，我们可以将现实世界的由物质材料构成的物和元宇宙中由数字代码构成的“物”联系起来，它们都被称为“物”不在于构成它们的材料是物质还是代码，而在于它映射了何种关系。海德格尔十分成功地将现实世界和元宇宙中的物看成“映射游戏”，但是，他的追问却进一步将这种在此世间暂时逗留的映射游戏推向了一个玄学层面，即他真正要追问的不是显现出来的物的形态，而是追问让物成为物的那个根基，而且他十分明确地将这个根基定义为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也由此将物的追问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定义在四方说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说，在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上，的确有着天、地、神、人的观照，但是，在元宇宙中，尤其是配置 VR 和 AR 可视设备的虚拟世界中，除了人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感受到海德格尔感受到的天、地、神的存在。当海德格尔试图超越现实世界的物的映射游戏时，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一旦他将超越的方向指向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海德格尔再次变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家，甚至将自己的思想淹没在前苏格拉底的玄学之中。
让·鲍德里亚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鲍德里亚不会相信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甚至在“论虚无主义”这一章的开篇，也宣告了尼采的永久轮回的死亡，在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唯一永恒的是那些转瞬即逝的没有原本的拟像，永恒者坍塌了，一切让位于无穷无尽的虚无。在尼奥翻开《模拟物与拟像》一书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扎厚厚的钞票，尼奥看到钞票，作为曾经在母体世界里生活的个体，他懂得这个东西的魔力。正如鲍德里亚在《论诱惑》（Dela séduction）中曾写道：“在游戏中获得的奇迹般的诱惑并不是金钱的诱惑：而是在等值法则之外，在交换的契约法则之外，与另一种象征回路（circuit symbolique）建立的某种关系，这是一种即时和过度竞价的回路，是事物范畴的诱惑的象征回路。说到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抗这一点，即事物和生灵一样都可以被诱惑——找到游戏规则即可。”尽管在这里，鲍德里亚谈到的是游戏里的金钱，但是这种金钱是现实世界中交易权力的符号，拥有这种符号，意味着拥有在拟像世界或元宇宙之中的无上的权力。然而，尼奥将这一沓钞票拿出来之后，并没有直接放入自己的口袋，而是径直将它放在鲍德里亚的“论虚无主义”的页面上。透过这个镜头，导演沃卓斯基或许要告诉我们，金钱是一种符号的拟像，更是一种虚无，只有摆脱了它的诱惑，才能真正打破萦绕在金钱周围的拜物教的魅影，将它真正幻化成一个虚无主义的命题。
这也是鲍德里亚的处理方式。从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开始，他就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在现实世界中物体系是一种符号体系，譬如说，当我们搬进一个新房子的时候，需要为这个房子添置家具。为什么要添置家具，添置什么样的家具，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搬进新家，需要买沙发、买餐桌、买电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买沙发、买餐桌、买电视？是因为大家搬新家都要买这些东西，还是因为一个新家，有了沙发、餐桌、电视这些物品才是健全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出于使用物品的目的去购买物品，还是为了保持在一个新家里的物体系的健全性？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家里摆置的沙发长年累月都没有人坐上去，也没人打开电视，人们现在更多地坐在电脑桌前，用鼠标摆弄一切，客厅里的沙发和电视或许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家里仍然需要有沙发和电视。鲍德里亚称之为“组合价值”，我们之所以购买和摆置很少使用的物，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物体系之中，我们按照物体系本身的符号法则来运作着，表面上看起来是实体的家具和家用电器，事实上是为了保障家庭之中物的完整性而摆置的物体系符号的一部分。因此，鲍德里亚写道：“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体（substance signifiante）；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totalité virtuelle），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从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activité de manipulation systématique des signes）。”
不过，这种符号化的物体系，为鲍德里亚带来的不是一种后技术时代的欣喜，而是一种后现代式绝望。和海德格尔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已经不相信在所有拟像物背后，在符号化的物体系背后，有一个作为根源的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整体。在那个符号系统背后，只有深刻的虚无、彻底的虚无，一种让主体逐渐消亡的虚无主义。为此，鲍德里亚毫不讳言：“我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他看来，符号化的物体系已经彻底杀死了人类，仿佛人类已经成为《黑客帝国》中滋养在现实世界营养舱里面的空洞的人的躯壳。鲍德里亚以十分悲凉的口吻说道：“辩证的舞台，批判的舞台是空的。再也没有什么舞台了。不会再有意义的治疗或通过意义进行的治疗：治疗本身就是这种普遍冷漠化构成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当鲍德里亚说辩证的舞台和批判的舞台是空的时候，并不是指舞台上什么都没有，而是指充满了具有“丰富”意义的“物”，就是元宇宙的感觉。而鲍德里亚的悲观的虚无主义恰恰在这里，当物体系极大丰富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人类的批判和辩证的消失，那里不再有充满灵韵的灵魂，只有一个个被嵌入到物的崇拜之中的躯壳。
三、物的模仿律与新唯物主义的崛起
在海德格尔映射游戏的神秘主义玄学和鲍德里亚物体系的虚无主义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探索元宇宙的物的理论的第三条道路？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将此在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与物的触摸，让物成为与此在共在的上手状态，而这种上手状态源自四重整体的流溢；而鲍德里亚虽然克服了物之为物的玄学化的外在性，但他将物体系的关系看成一种无意义的虚无主义。两种理论代表着思考物的理论的两个不同方向：一种将此在的触摸变成一种天、地、神、人的玄妙力量的魔法，只有在人的操劳活动的上手状态中，物才能被激活为物；另一种则相反，由于物被还原为抽象化和透明化的符号象征，因此在物体系之中的人的存在价值就被湮没在无穷无尽的符号能指链之中，从而将人的生命变成物体系中的虚无。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理论，可以在元宇宙中思考物之为物的存在，一方面不会让此在变成更高阶的神秘四重整体的魔法，另一方面也不会让人的意义陷于虚无，而是在元宇宙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
法国社会理论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与著名古典社会理论家涂尔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当涂尔干提出著名的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理论的时候，塔尔德并不倾向于将社会看成具有一种神秘的总体性，但也不会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设定一种理性自律的经济个体，并在所谓的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以立法的形式签订契约，来维持整体社会的运转。相对于这些宏观的社会理论，塔尔德更喜欢从微观的社会角度，探讨个体和个体的关系是如何在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塔尔德的社会理论就是模仿律，他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给社会下定义：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同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副本。”其实，塔尔德的模仿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邯郸学步，而是一种“泛模仿”，塔尔德对模仿的解释是：“我赋予它的意义始终是非常精确、非常典型的：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我所谓的‘模仿’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事实上，如果真的仔细推敲塔尔德的模仿概念，不难发现，塔尔德的“模仿律”强调的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作用。一个个体的行为和活动，会在邻近的个体的大脑中留下相对应的效果，这就是塔尔德用照相机的感光性来譬喻模仿的原因。在塔尔德看来，社会就是在这种彼此间的互动作用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认为，塔尔德的模仿律是后来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社会理论的雏形。于是，社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模仿关系，不断地延伸和扩大，直接蔓延到整个文明和社会的层次。所以，所谓的文明和社会的总体性，从来不是什么神性光辉的恩泽，也不是虚无主义的浪漫，而是一种基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模仿关系的不断传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可以说，塔尔德的模仿律直接启发了 20 世纪的法国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又译布鲁诺·拉图），他在阐释自己的社会行动者网络（ANT）时，直接引述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在他（塔尔德）眼中，社会科学的基础其实是某一类的传染过程，总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从某个个体走向另一个个体，而从不停止。” 显然，拉图尔自己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也是这样的个体与个体在某种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巨型网络，这种巨型网络并不是由某种玄妙莫测的外在的四重整体决定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虚无，它在我们现实的活动中形成，并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巨型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不过，在塔尔德的模仿律中，只考虑人与人之间的模仿。我们如果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不妨追问一下：在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模仿律？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是否也可以建构出某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尤其是在元宇宙之中，我们并不能像在现实世界中那样，很明确地区分个体与个体，因为在元宇宙中还有着大量的非人存在物，如游戏中的敌人或 NPC 角色，电影《失控玩家》事实上就给出了一个 NPC 角色和真实玩家互动的例子。也就是说，塔尔德分析的个人与个人的模仿律，在元宇宙之中，很有可能也发生在非人存在物与人之间，甚至物与物之间。新一代的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美国思辨实在论的理论家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就曾经对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的上手状态给予了批评：“有些读者，可能包括海德格尔自己，认为世界自身是一个空的停车场，里面充斥着无动于衷的在手物质，这些物质必须在与人类的接触中才能具有生机（或被激活）。宇宙得是一块中立的物质，只有人类现实能够为这无聊的、没有色彩的原子场域增添生机。”哈曼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的上手性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忽视了在人之外的物的活动性。在以往的物的理论中，物被视为消极的和不动的，甚至等待着人去激活，忽略了物本身在自然变化中的自主状态。在元宇宙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作为参与元宇宙的主体之外，用数字代码设定的物，相对于自然界的物，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我们如果将元宇宙世界的后台看成由巨量的数据和代码构成的世界，就像在电影《黑客帝国》开始的那一幕里，从屏幕上方垂直降落下来的绿色代码一样，这些代码并不直接向主体开放，但它们具有相对的主动性，那么，在元宇宙的世界里，物的存在就不再是等待着人去激活的消极的死寂的物，而是本身就参与不断变化的物与物的关联体，在主体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之前，物就在不断形成着属于自己的上手状态。这样，在元宇宙之中的物体系绝对不是鲍德里亚笔下被抽空了意义的虚无的象征和符号，它们自己也生产着世界的意义。
在元宇宙之中的“物”并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元宇宙主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律必然会扩展为物与物之间的模仿律。这样，游戏就被颠倒了过来，物不再是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在此世或元宇宙中的映射游戏，而是一种模仿游戏（gameof immitation），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着，物与物之间也相互模仿着，不仅个体和个体之间形成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物与物之间也形成了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正如新唯物主义理论家提摩太·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物面前的深渊是物体间性的。它在物体之间漂浮，在它们‘之间’浮动，这个之间并不在时空中——它本身就是时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主体间性——一种人类意义得到调谐的共享空间——要比更巨大的物体间性的构造空间小得多。而超物（hyperobjects）揭示了这种物体间性。相对于一个更广阔的现象，即所谓的物体间性，我们所谓的主体间性现象不过是一个局部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片段。”的确，在人与人之间模仿律构成的主体间性关系，只是巨大的宇宙之中的很小一部分。同样，在元宇宙中，我们所能触及的界面和代码，我们在各种元宇宙的互动中形成的关联，也是元宇宙空间的极小一部分。我们所面对的元宇宙和现实世界，都处于大量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模仿和塑造之中，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看，这就是物的模仿律，因为物的模仿律涵括了塔尔德的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律。
从物的模仿律之中，一种可以贯穿现实世界和元宇宙的新唯物主义理论正在崛起，正如格拉汉姆·哈曼所强调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实在物和非实在的物共同构成世界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新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哈曼提出：“即使在场景中没有人类的出现，哲学也必须解释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让科学来计算这种关系的结果。”在元宇宙之中，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消极的死寂的存在，物不是有待于主体去激活的死灰，也不是虚无的符号，而是在元宇宙的空间中根据物的模仿律形成关联的物体间性世界，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不过是这个物体间性世界中的一部分。这样，新唯物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在现实世界和元宇宙之中排斥人的存在，而是将人纳入物的模仿律之中，与物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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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系
[法]让·鲍德里亚 著
林志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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