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精粹丨李 韵，李 皎丨“算法革命”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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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革命”背景下

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李  韵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李  皎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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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为了适应以“算法革命”为标志的新的技术进步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进一步向数字帝国主义演变。数字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而是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得到新的发展。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生产垄断引起数字劳动异化，扩大了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利用国际平台垄断的数字霸权，造成全球交换的更加不平等；借助算法规则的控制权重新分割全球财富，形成了数字分配鸿沟，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性；采用数字消费依赖机制放大数字消费歧视，加强对全球消费性的掠夺。

一、引  言

算法是一种数字技术，在整个数字技术群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算法就像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一样，引发了经济社会深刻的“革命”，进而被喻为“算法革命”，为此，人类社会也步入了“算法经济时代”。那么“算法革命”作为一种生产力的革命，是否会改变现有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之发生革命性变化呢？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逻辑，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总会与新的生产力发生矛盾，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一矛盾可能暂时得到缓解，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限度内，这一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基于垄断视域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字垄断已经成为垄断的最新形式，列宁所阐释的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为数字帝国主义，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算法革命”背景下的数字帝国主义，尤其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此，本文在对“算法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的基础上，着重厘清“算法革命”与数字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矛盾，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结合全球化背景，对“算法革命”与数字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冲突进行批判性阐释。

二、“算法革命”与数字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矛盾

（一）“算法革命”既是生产力革命，也是生产关系革命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量子信息技术等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而这些技术发明的基础都是计算机二进制算法的数字技术。尽管数字技术一如摩尔定律所预言呈指数级增长，并衍生出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的分支，但其核心内容总离不开人工智能的三核心：算法、算力与数据。而算法又处于三核心的中心位置，它向上通过算力的增长来改变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向下以数据为对象挖掘、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来减少不确定性。

随着算法在数字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人们将算法视为一种革命，认为“算法革命”就像工业革命中制造业的革命一样，在数字经济中发挥着奠基石的作用，贯穿数字经济的各个要素和全部流程。为此，算法就处于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其革命意义就如同工业经济形态的“瓦特蒸汽机”的发明。

“算法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革命，同时也会带来生产关系的革命，由此形成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形态。研究数字经济必须要研究“算法革命”这一核心内容，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所要求的。不过，与以往的生产力变革不同，由于“算法革命”所依托的数字技术特征，使得生产力革命和生产关系革命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首先，“算法革命”通过生产力诸要素的数字化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一是劳动主体的数字化。“算法革命”背景下，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算法技术研发或应用的能力，传统劳动者转向数字劳动者，劳动技能要求、劳动组织方式、劳动复杂程度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二是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从一定意义讲，算法就是数字劳动工具，它是一种具有抽象逻辑的运算模型，能够将输入的东西转化输出为人们想要的结果，更加具有通用性和目的性，从而使得与物质资料的融合程度、生产过程的控制效率以及生产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三是劳动对象的数字化。“算法革命”下，数据不仅商品化，还作为劳动对象这种生产要素形式进入生产过程，这在促进规模数据资源化、催生新产业形态以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生产力的数字化。在“算法革命”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断数字化，由此形成与以往生产力不同的数字生产力。

其次，“算法革命”通过“数字生产社会化”推动生产关系革命。算法的本质是代码，算法工程师在开源社区中将代码公布出来，其他社区成员能够免费获得，还能够跨时空对算法代码进行完善与拓展，同时，算法强调用户规模的正向影响，这种梅特卡夫法则正是“数字生产社会化”的体现，由此可见，算法技术至少具有开源性、共享性、跨时空性、去中心性等特性。算法技术的这些特性，要求数字生产往社会化方向发展，由此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一方面，算法技术的开源性和共享性意味着数据、算法等数字生产资料实行开放共享，从而要求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算法技术跨时空性和去中心性，影响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变革了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推动劳动关系的多元化。算法技术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劳动关系，而且会进一步推动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变革，要求与作为生产力的算法技术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具有开放性、公平性、超越性和社会性等特性。

（二）“算法革命”引起帝国主义向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转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成为这一时期垄断的关键要素。在“算法革命”的作用下，当代资本主义又呈现出许多新变化，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形成数字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控制全球资本运行的关键要素，金融垄断转向数字垄断，从而推动帝国主义向数字帝国主义阶段转化。

第一，由一般垄断转变为数字垄断。即数字帝国主义凭借“算法革命”带来的数字技术先发优势，迅速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服务的提供者，通过构建起包含“软件+硬件+网络连接”的数字生态，垄断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并无偿占有全球的数字资源。

第二，由金融寡头发展成为数字金融寡头。在“算法革命”下，数字资本凭借数据、算法、平台等可以极为便捷高效地向其他领域延伸或者与其他类型的资本进行融合，而传统的金融寡头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停地变换着存在形式，通过与数字资本相结合演变为“数字—金融”复合体，形成新式寡头。在数字垄断与金融垄断的相互巩固下，享有特权的数字金融寡头“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

第三，由资本输出发展为数字资本输出。“算法革命”下的数字空间打破了原有资本要素流动的时空界限，使得一般资本具有了数字化的特征，这不仅加速了资本流通与循环速度，同时也使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更加畅通无阻。

第四，由国际垄断同盟发展为数字垄断同盟。国际垄断同盟利用“算法革命”的数字化力量结成了数字国际垄断同盟，旨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获取更高的垄断利润。数字垄断同盟既存在于数字巨头之间，也存在于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间。

第五，在坚持殖民策略的基础上发展出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将“算法革命”带来的数字空间作为新殖民空间，利用数字技术和算法规则占领与瓜分数字空间，实现对全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控制。

（三）算法革命”会导致数字帝国主义生成新的冲突和矛盾

1.“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内在的对抗性矛盾。数字帝国主义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但数字生产力巨大发展与帝国主义经济制度自身狭隘性又必然发生冲突。如马克思曾分析这些主要矛盾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长期演进过程一直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是只能暂时缓解而无法根除。

2.“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无法克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是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另一方面源于数字帝国主义无法克服自身所产生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具有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又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即商品本来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应该是劳动者自己支配，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制造出来的生产物却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控制劳动者。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看似平等，实质上却是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关系，是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

3.“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无法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列宁曾经针对考茨基等人掩饰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并声称国际联合“能够给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进行强烈批判，因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而不是自由的倾向”，只会使矛盾尖锐化并加剧世界的不平衡。尽管数字寡头之间实现了垄断同盟，但是他们内部不是坚不可摧，在利益出现分歧时会展开激烈较量。

三、数字帝国主义对全球生产关系的冲击与挑战

（一）数字帝国主义引起数字劳动异化，加深了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

1.通过数字劳动起点异化，扩大对劳动者的剥削范围。“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不需要直接到世界各地投资建厂，就可以将剥削的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利用算法技术垄断控制国际分工体系，通过互联网平台和外包等模式，就能够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数字劳动者纳入到帝国主义的剥削范围内，从而可以更加快速地凭借全球工资的南北差异，实现“全球劳工套利”。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平台作为劳动力市场，利用算法匹配将全球范围内分散在各国的数字零工整合到一个平台上，使剥削的范围由全球的雇佣群体扩大到非正式雇佣群体。

2.通过数字劳动的过程异化，加深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将算法作为劳动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通过数字远程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代工厂，为了在狭小的利润空间内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不仅将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并且通过所谓数字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来榨取全球劳动者的数字血汗工资。

3.通过数字劳动的结果异化，隐蔽对劳动者的剥削界限。“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创造算法奖励机制，通过等级管理制度和末尾淘汰制，巧妙地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与劳动者个人价值的实现结合到一起，使劳动者由“被动赶工”到“主动赶工”，甚至出现了“主动受迫性劳动”、“数字超额游戏”等新异化形式。结果是强化了全球劳动者的内部竞争，掩盖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

（二）数字帝国主义造成数字平台垄断的国际霸权，加深了全球交换的不平等性

1.“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将国家力量与企业力量相结合，使数字平台垄断由一国垄断扩散至国际垄断，推进了数字霸权向全球的延伸。数字平台本身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组织优势等特性，能够快速实现资本集中以致形成垄断。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在数字平台发展前期对其垄断行为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在行动上则极力扶持大规模的跨国扩张，打压他国有竞争力的数字企业，其结果助推了数字垄断平台逐渐发展为国际数字垄断平台，从而展开对他国深层次控制，实现数字霸权的不平等统治。

2.数字垄断资本将算法作为实施垄断协议的工具，形成新式算法共谋，造成了国际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的失灵，以致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智能算法克服了传统垄断合谋不稳定、不持久、易被监管部门发现的缺陷。同时，算法共谋能够操纵国际市场的交换价格，并根据算法预测消费者需求的方式进行定价，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加之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数字企业由于不具备先进的算法与价格信息搜集能力，只能处于竞争劣势地位，要么被动接受价格调整，要么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被排挤出国际市场。

3.“算法革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国际数字垄断平台，加速了剩余价值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国际垄断平台可以加大对全球交换领域的控制力，强化“技术-市场”的依赖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数字垄断平台才能实现产业资本正常循环，由于发达国家对于平台的数字技术掌控和规则的话语权，使得本国产业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顶端，而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端，在平台的品牌营销上其价格的高低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数字帝国主义导致数字分配鸿沟，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不平衡。我们认为从分配的角度来研究数字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性，可以采用“数字分配鸿沟”这一经济范畴，特指由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造成的分配不平等性。

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数字分配鸿沟形成的制度前提。数字帝国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制度，反而通过“算法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加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使得数字资本财富不断增加，数字劳动者收入相对缩小。如从全球视角来看，垄断资本家不仅凭借对数字劳动者的强控制权，在全球以低薪雇佣数字劳动者或者以世界工厂的方式压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劳动者，而且随着数字技术扩散，算法工程师等复杂的数字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会越来越低，成为全球数字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盘剥对象。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利用算法优势，形成“本国优先”的分配规则，也是造成数字分配鸿沟的重要条件。算法作为一种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在数字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谁掌握了算法技术，谁就拥有了制定国际分配规则的话语权和决定权。目前，算法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数字垄断资本手中，他们可以凭借算法技术垄断制定分配规则，以有利于发达国家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其结果将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分配不平等性。

3.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殖民和算法输出，形成分配秩序的不平等，也是数字分配鸿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算法革命”下，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如各种社交媒体软件、网络传输体系、硬件系统等，将落后国家变成数字殖民地。通过数字殖民地，他们一方面会无偿地占有这些国家各种经济活动产生的有用数据，另一方面再经过加工形成数字产品后以有偿付费的方式输出到数字殖民地国家，获得高额利润。这就如同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高价与垄断低价的逻辑一样，使得数字殖民地宗主国与数字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数字分配鸿沟越来越大。

（四）数字帝国主义形成数字消费歧视，加强了对全球消费性的掠夺

数字消费歧视是数字帝国主义利用算法价格歧视，将剥削扩展到全球消费领域的结果。

1.数字帝国主义通过算法采集与算法推荐，形成消费的数字依赖，助推数字消费主义在全球蔓延。国际垄断资本在数字平台上利用算法跟踪，采集全球消费者的日常数据，刻画出符合消费者偏好与需求的“用户画像”后，对消费者进行算法推荐与精准投放。消费者仿佛收到了量身定做的消费方案，日常需求好像得到了满足。然而，随着算法不断地渗透于日常生活，人们的消费方式也逐渐异化，即由消费的主体变成依赖算法的消费客体。如他们更多愿意相信算法的结果，并让算法替代自己做出选择。这不仅产生了数字依赖消费主义，也为数字消费的帝国主义霸权控制提供了条件。

2.数字帝国主义通过算法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攫取消费者的剩余，使财富集中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帝国主义利用算法模型获取的消费者相关信息，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消费需求之后，将进一步预测不同层面的消费者愿意为购买某种商品所支付的最高价格。在此基础上，对全球不同的消费者进行差别定价、杀熟定价和垄断定价，通过这种价格歧视将消费者的财富和储蓄转移成为发达国家的垄断利润。

3.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消费过程生产化，拓展了垄断资本积累的新渠道，使得劳动者消费从属于生产的程度更强。在数字帝国主义的条件下，通过国际垄断的数字平台更加模糊了消费与生产的界桩，强化了消费对于生产的从属性。理论界提出的“玩劳动”，就是认为玩劳动既是消费过程，也是数据的生产过程。一方面数字垄断平台通过娱乐性、快捷性、刺激性使得消费者自愿延长消费时间的现象看似是消费过程，但同时也是通过“玩劳动”产生了大量数据的过程，而这些数据往往被平台垄断所有者无偿占有。另一方面，免费提供的数据可能变成数据产品，有价地卖给消费者。这样，消费者既无偿地“生产”数据，同时又要为自己“生产”的数据产品买单，其结果是数字帝国主义采用这种隐蔽的方式侵占了“玩劳动”的利益。

编 者 注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2期【政治经济学前沿】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内容为全文精粹，注释略，如需网络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后台申请授权。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全文”，可免费下载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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