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郭沫若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4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斩钉截铁地宣称：“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刚刚还在新文坛以浪漫派诗人的激情，高歌“毁坏”与“创造”的郭沫若，突然之间宣布了《女神》式诗人使命的终结，宣称来到人生旅程一个新的起点，这将是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新的人生行旅。何以至此呢？

还是在留学时期的1918年前后，郭沫若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从阅读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开始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知道了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近世社会主义》还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史的著作。当然，这应该是郭沫若在广泛涉猎西方思想文化时的一种阅读和了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派别中的一种为他所认知。按郭沫若所说，也只是停留在他“意识的边沿”。他那时所倾心的是泛神论思想、生命哲学，所渴望的是一种纯文艺的写作，想用诗歌“以鸣我的存在”。

新诗创作让郭沫若在五四文坛声名大噪，他聚合了一群作家组织创造社，把新文学活动搞得风生水起。但很快，郭沫若便发现倾注了满腔热情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与创造社作家的热情呼唤“应者寥寥，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他们创办的几个刊物难以为继，创造社内部人员也出现了分歧矛盾。这让郭沫若感觉着进退维谷的苦闷。他意识到：“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凭着一股热情在文章中吼过一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到兵间去”，“到工厂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反思几年以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困惑，郭沫若发现在思想上面临新的选择，必须有新的动力来突破意识上已有的藩篱。因此，需要深入全面地去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现实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藉此走出自我的精神困顿。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认真阅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并且翻译了该书。他在对该书的研读中，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比较“系统的本质的认识”，获得了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必然会有的历史“蝉变”的认识。他对朋友说道：“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研究者大多即以此作为郭沫若完成了思想转换的一个历史节点。

然而，郭沫若以读到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自己思想的转换划出一个界限，其实只是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指南应该有一个不断学习、认知、积累的过程。

与阅读并翻译河上肇的经济学著作相关的一个思想文化背景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介绍、传播。郭沫若密切关注着日本社会的这一思想文化动向，关注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践，尤其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动态，藉此汲取自己需要的思想动力，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对于郭沫若所发生的影响。

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郭沫若对于此前自己的文学活动采取了清算的态度。他把几篇小说和戏剧作品辑录为《塔》，作为“青春时期的残骸”，收束在那个“小小的‘塔’里”，寓意过往的终结。他把曾经撰写的文艺论著编成集子，在序言中称：“这部小小的论文集，严格地说时，可以说是我的坟墓吧。”

而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郭沫若针对新文学的文学主张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他声称：“我们现在对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不得不中断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活动。面对这样的现实，他选择了进入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做学术研究工作。这给了他一个能在理性的沉静中去进一步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郭沫若即怀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同时“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他认识到，要使辩证唯物论“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郭沫若据此开始着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系列研究论文。

郭沫若认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的记载，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没有写到中国的历史。因此，“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将自己的研究定性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郭沫若广泛阅读、查考了各种古代典籍、甲骨文、金文文献资料，并且密切关注着安阳殷墟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援用最新出土的甲骨卜辞。在充分阅读、掌握了各种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他陆续撰写了《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等一组论文及“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郭沫若从甲骨刻辞研究了殷商已经发展到农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研究了殷商的社会组织以及阶级制度的产生。从古代典籍研究了周代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精神生产、上层建筑，以及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的社会变革。亦从金文研究阐释了周代的社会史观。在“导论”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阐述了中国社会所经历过的四种社会形态。

郭沫若的研究不是仅仅阅读历史，止步于旧史学整理国故的“知其然”，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批判地“知其所以然”。“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的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用意。

1929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书稿。在篇末他记下“11月7日夜”这个日子，并写下一句话：“一个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其寓意十分清楚，所以他在“自序”中说：“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郭沫若的这部学术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激起巨大反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在这之后，郭沫若于学术研究的同时，还陆续翻译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论述了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差异而出现五种社会所有制形式。

如果说参加北伐的革命实践，是郭沫若参与了一次对于旧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那么，他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是在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关系的思考中所进行的一次思想的批判。这一番学术研究活动对于郭沫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由此运用和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批判的武器。他已经不是被动地、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在“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过程中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品格。这是郭沫若思想发展路程上一个真正的飞越。他后来回忆、总结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时写道：“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经过这样一番历练，郭沫若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郭沫若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实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有着比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更为丰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经历，而且走过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这应该也能带给我们以有益的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