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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 ——夏书章教授学术访谈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学术志向
01 求学经历
朱正威:您曾用“上医医国”来表明您的人生志向,可否向我们回顾一下您的求学经历?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命运相联系,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夏书章:任何人的成长成才,首先是个志气的问题。中国人的文字很有意思,志,就是士的内心,凡人都要有个志气,有个目标,不能稀里糊涂混饭吃,浪费生命。所以,看一个人要看两点:其一,有无志气?其二,有什么样的志气?正如我们现在倡导的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最初所立的志向。人而无志,不知其可。三心二意、意乱神迷、见异思迁、胡思乱想等等,都不符合坚定志向的要求。我出生于旧社会的一个平常家庭,所处的时代环境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儿时对天下事、国家大事并无深刻认知。加之生活在江苏高邮县(现已改市)送驾桥(今送桥)镇,媒体和通讯都不发达,几乎未接触电视、报纸,对外部世界的信息知之甚少。但我却亲历了“过兵”事件,目睹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败兵过境祸害乡里的恶行。后来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外国侵略势力扶植不同的军阀,中国大地充满了战火硝烟。以致于这样的顺口溜得以流行:去年两个打一个,今年两个互相打,不打不得烂,打给外人看。国际上甚至已有“中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地理名词”的说法。所以准确地讲,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国将不国,而是国已不国了。由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我的求学过程也遭遇了一些波折。初中学习两年后,家里再无力支持我求学,到南京之后我又遭遇了失业,进退两难之际考上了高中。期间,在师友帮助下,有幸被减免了学费,还获得了在民众夜校兼职的机会。后来,经历了第一次到上海考大学、到重庆读大学、到哈佛大学念公共管理、回国任教等等,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从江苏徐州转往广州的中山大学。这些经历拓展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促使我对人生的道路做出选择。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我从小十分欣赏“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观点。当时想的不是什么前途、工资、将来担任什么职务,想的是国家和社会怎么样变革、提升。我觉得国家“患了病”需要医治,最好的医生是要把国家“医治”好。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兴旺,就需要医治国家的医生。所以,我们个人的前途,必须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我们作为个人的奋斗初心,也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志向。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有人会难以理解,我既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受的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教育,为什么会追寻中国共产党?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我出生在五四前夕,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被称为“东方的睡狮”“东亚病夫”。为了解决军阀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以国共合作为主的进步力量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可后来国民党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道路,加重了国难。9·18事变中,日本人莫名其妙就把东三省拿掉了,一个日本就打败了我们泱泱中华。因为一穷二白、积贫积弱,谁都欺负我们。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老百姓都很着急,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致抗日。1937年后,国共联合抗战,但实际上国民党还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亲历这些历史事件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些现象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当时已经明确感知到国共两支军队确实存在差异,应有所取舍。民主人士一到延安,就作出了鲜明对比,新中国的建立,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我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必定胜利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这为我希望终身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打下了思想感情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在1956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2 困境中的求索
朱正威:我们知道,您的学术生命和近现代中国命运深刻联系在一起,您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探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课程改革、院系调整、十年文革等时代背景,给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造成了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如何在曲折中不忘初心,坚守学术理想的?
03 公共管理的学术精神
朱正威:您的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说,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您的学术史密不可分。结合您的学术经历,您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知识分子,重要的学术精神有哪些?
致力于“治国理政”的学问
01 推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重建
朱正威:我们知道,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行政)学科的发展曾经中断过,而您在学科恢复重建的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2年的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您的文章《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同年3月15日,您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机构改革与行政法》。您接着在《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通讯》《政治与法律丛刊》等杂志上陆续讨论宪法修订、机构改革等议题,对行政学的恢复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可否请您谈谈当时发表这些论著的背景和初衷?
02 培育中国公共管理学的
教学队伍与学术共同体
朱正威:当前,国内公共管理学院的发展势头迅猛,教师队伍日益壮大,较好地满足了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但在学科重建之初,国内公共管理学科面临专业师资不足的局面,您当时是如何组织学界同仁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知道,您曾积极呼吁并参与组建了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法学会等众多学术团体。可否讲述一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筹建历程?
03 创建中国MPA教育
朱正威:我们知道,您是中国第一个取得哈佛大学MPA学位的学子,也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引进MPA学位制的学者。在您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设置方案》,决定设立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曾专题介绍您与中国MPA教育的发展情况,您也曾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推广“关于加入WTO与引进MPA”专题知识。此后,我国MPA教育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的MPA教育已相当普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可否讲述一下中国MPA创办的背景和历史?
“善政天下、良治中国”的展望和寄托
01 “善政天下,良治中国”的寄望
朱正威:您曾用“善政天下,良治中国”八个字深切表达了对未来国家和学科发展的寄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如何定位这个学科的性质和使命,意义重大。您如何理解公共管理学科与治国理政、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
02 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展望
夏书章教授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期照片
03 对新一代公共管理人的嘱托
朱正威:您一直关心和扶助年轻后学的成长和发展,国内不少有影响的学者都是在您的感召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以您的名字设立的“夏书章公共管理优秀博士论文奖”已经开始第二届的推荐和评选了。这个奖项的设立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确立和青年学人的成长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对于后学,您有什么期待?
夏书章:第一,有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术成长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最要紧的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做一流的公共管理学术,为治国理政培养一流的人才。第二,固本。德智体美劳,要兼备。要全面发展,打牢根基,德智体美劳一样都不能落下。第三,有恒。要坚持,要有恒心。中大的校训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学就无术,我们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学习。要问,才能学有所获。思,就是动脑筋。辩,是要分清是非,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对于行,我们中国人很讲行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实干兴邦。行政管理,就是要行,但是也要有一定理论,真正的埋头苦干不是不看路。第四,创新。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一套不行,要创新,青年学人要善于汲取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为治国理政的新问题提出新思路。第五,自信。中央说我们要坚持四个自信。做公共管理研究,尤其是这样。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很值得自信。我们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体系,很多事情都有制度可以遵循。对于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应该自信。要真正有信念,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年轻学人,一定要树立起这个志向,做到身体力行。
我还要强调的是,年轻一代的公共管理学者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第一大党,我们是拥有九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会有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二是技术创新助力社会进步,三是中国发展仍将超出预期。我们公共管理学者,绝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在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中,尤其要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读书。我们要做到从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创造性地发现和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总体影响,它推动和发展现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机理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它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如何形成了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来自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回答。我们这个学科就是要在不断回答新时代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进步与升华。抚今追昔,我坚信中华崛起、“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将圆满实现。作为公共管理的学者,我们要正视这一伟大历史过程,研究其中的公共管理学原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走向强起来的这个过程中,党的建设、国家治理故事和经验等,都是我们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巨大宝藏。希望年轻学人好好挖掘,为人类公共管理智慧提炼出更多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