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庞双子：翻译触发的语言变化实证研究

摘    要：   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变化问题在翻译研究版图中形成新的研究领域。翻译触发语言变化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从历时的角度更为确凿地解读翻译的本质和功能;另一方面继承和革新了历史语言学传统量化研究的方法。本文通过国际上两个代表性案例,对该领域的语料库创建及其应用与国内该领域研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与国际该领域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在语料库的创建、规模和内在统一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还需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推进:1)历时多语种、多文本类型、多语言接触情境语料库的创建和应用;2)融合历史和认知、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笔语和口语的多方验证方法的使用;3)跨学科理论视角的深度动因阐释。    

关键词：翻译;目标语;变化;实证;语料库;    

作者简介：庞双子,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料库研究和翻译研究。;    

基金：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五四以来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与现代汉语语体发展的历时语料库研究”(项目编号:20BYY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本文：庞双子.翻译触发的语言变化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2022(6):100-106.

20多年前,Kenney(2001:前言)在《翻译中的词汇和创新: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一书中曾写道,万花筒让观者看到图案,并可以随意旋转、变换图案。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电子文本中的字字句句就像一片片彩色的玻璃和图纸,不断地组成新奇的图案,继之又有其他的形状取而代之1。近年来,随着翻译实证研究的不断开展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翻译研究领域,多种研究课题得以深入展开,色彩纷呈。其中,语言接触问题逐渐突出。翻译和接触语言学相互结合的研究涌现出来,形成新的研究领域(Kolehmainenet al.2016),产出了新的研究成果。    

引起语言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语言接触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因。有学者称其为“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contact-inducedlanguage change),并将有关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的研究称为“接触语言学”(contactlinguistics)。在众多语言接触因素中,翻译对于目标语语言变化的影响潜移默化,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在其他多种文本类型中也有所呈现,甚至对某种特定文本类型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关于一种语言变化的考察,多是集中在单语语言演变的考察。随着双语语料库的创建和应用以及语料库翻译学的展开,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变化的实证研究逐渐兴起,翻译和语言发展变化研究的实证考察模式也在不断被挖掘和探索,涌现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Kranichet al.2011;Malamatidou2018;王克非、秦洪武2017;庞双子、王克非2018)。    

在我国,翻译触发的汉语语言发展变化历时逾千年,无论是佛经翻译、明清科技翻译,还是近代西学翻译、现代全方位翻译,每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会对我国的语言、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学界关于欧化的讨论从五四时期伊始,至今未停。历史上“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功效、被编入教材的翻译文学以及现代翻译规范的草创等等,这些历史的闪光和奇遇,在当今大数据时代以及技术赋能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20世纪末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以及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兴起,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变化实证化研究初现端倪。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研究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又有新的跨越和新的视野,如多重复合型语料库的创建、历史维度和心理维度的结合、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的结合、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论证、多语种多文本类型的考察等。本文主要评述国际上该领域的两个特色案例研究,并对其代表性语料库的创建和应用与我国代表性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该领域的发展。    

翻译触发的语言变化研究主要探讨翻译在目标语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语料库的建设和考察使我们在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层面对翻译文本、非翻译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状态进行实证统计,衡量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为翻译文本中的语言特征如何渗透至目标语提供较为确凿的证据。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无论在文学和非文学类别中均有涉及。非文学类的研究主要以House(2016)团队的“隐性翻译”(coverttranslation)项目为代表,Kranichet al.(2011)、Malamatidou(2018)等对此都做了研究。文学类的部分研究集中在翻译是否与其他语言接触情形具备共同之处。如果具备,则表明翻译同样会触发目标语语言发生变化,如Kolehmainenet al.(2016)在“文学翻译的语言接触形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项研究从接触语言学的视角,将翻译看成语言接触的现象,考察芬兰语的被动结构。长期以来,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变化的研究很少将文本类型考虑其中。文学翻译的接触情境不同于其他语言接触情境之处在于前者多为接受过翻译训练的职业译者,而不是其他情境中的多语者。该研究结论认为文学翻译这种语言接触现象,同口语接触的语言情境类似,同样会引起目标语语言发生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该领域也开始探究翻译文本特征对目标语语言发展的影响。这主要是考察翻译语言特点或者行为是否对原创语言的变化造成影响,涉及源语透过性、规范性、显化特征、语言特征呈现不足、交际规范等方面。此外,当前,在欧洲出现了对比语言学的“历史转向”,即多个围绕英语和日耳曼语族的历史双语语料库的创建,较具代表性的如圣经多语种平行语料库群(EDGES),涉及英语、荷兰语、德语、瑞典语等语种的圣经翻译。这些历史平行语料库的时间横跨几个世纪,为历史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变化的实证研究,推动了翻译和语言发展史两个领域的研究。一方面,在翻译研究领域,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变化的实证研究可以从历时的角度更为确凿地解读翻译的本质和功能,另一方面继承和革新了历史语言学传统量化研究的方法。   

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Campbell(1998/2013:464)认为历史语言学中的这些方法具备一些共性:1)客观性和可复制性;2)处理大规模数据的速度和能力;3)可以计量语言传播的规律;4)与其他学科量化统计方法具备一致性;5)提供不同的方法来检测语言间的关系,等等。以上种种均与语料库翻译学学科的特点契合。二者都是以用法为基础的学科。历史语言学考察语言现象主要建立在对于语言特征用法的基础上,语料库翻译研究也是以实际应用中的语言为基础。语言接触的考察使得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考察从共时到历时,揭示语言变化发展的动态特征,推进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历史语言学领域的翻译视角可以为语言的发展变化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解读。下面我们对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案例作一评述性分析。    

3.1 研究案例(1)    

案例(1)主要呈现Hansen-Schirraet al.(2011)关于翻译文本规范性和透过性对于目标语语言的影响。该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历史维度与认知维度相结合,对于翻译文本中的规范性和透过性对目标语语言的影响进行验证,主要集中在内容主导型(content-oriented)(如科普读物)和受话者主导型(addressee-oriented)(如通讯文本)两类文本的比较。    

3.1.1 英德克罗科(CroCo)语料库的构成    

德国萨尔大学SilviaHansen-Schirra,Stella Neumann,EricSteiner三位学者领衔德国研究基金(GermanResearchFunding)资助的研究项目克罗科语料库CroCo(Cross-linguisticCorpora),旨在从英德语言视角考察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这项研究将翻译文本视作一种接触语言变体,对语言对比和语言接触领域起到了助推作用。   

CroCo语料库包括英语源语文本、德语翻译文本以及德语原创文本三种类型(如图1所示),既包括类比语料库,也包括平行语料库。翻译方向为双向,包括八种语体,每种语体包含至少十个文本,每个子语料库约31250词,年代跨越从1990年到2005年。这八种语体分别为政治文献、小说文本、说明文本、科普文本、企业传讯、演讲稿、旅游手册和网站文本。此外,还包括1920—1940年间德语科普类文本约10万词。目前,该语料库已进行了多个语言层次的标注,包括句法、词性、短语结构、语法功能和语义关系层面,并且实现了词汇级、短语级、语法功能、小句以及句子层面的对齐。这也是当前历时语料库领域较为前沿的语料库设计。基于该语料库已涌现出多项研究成果。    

图1.CroCo语料库设计图(引自Hansen-Schirra等2 0 1 2:33)      

在语料库的设计上,该项研究使用了包含英语翻译和英语原创在内的类比语料库,英语翻译文本的语料取自曼彻斯特大学创建的TEC语料库中的小说部分,英语的原创文本的语料取自英语国家语料库BNC中的小说部分,翻译语料库和原创语料库各包括500万词。    

在语言检索项的选取上,根据Biber(1995)的指标检测结果,小说类型的语料库文本具有叙述性、情境依赖、非抽象性以及可编辑的特点。作者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认为如果翻译类小说文本呈现出典型性特征的过多使用,或者非典型性特征的呈现不足,那么Baker所提出的翻译文本的规范化假说成立。研究分为四个步骤:1)通过类比语料库量化考察翻译文本的特征:2)通过平行语料库考察源语的作用:3)探讨语言变化和翻译文本特征的关系;4)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翻译文本特征如何被目标语文本读者接受的过程。    

3.1.2 历史维度的考察

研究首先对科普类文本做了历时考察。语料主要选自德语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均出自CroCo语料库,出版时间从1990至2005年,库容约为100万词。部分历时语料来自DWDS(德语电子词典)中的Juilland-D语料库。这个语料库包括1920至1940年间德语语料库10万词,可以在网络直接检索。    

历史维度的研究表明:1)早期的科普文本较之现今的文本少用名词,更多使用动词,这是该文本类型中标志语言变化的强指标;2)在所考察的部分语言特征上,当代德语翻译文本呈现出与原生文本数量相当的使用频次,这可以作为整体呈现规范化的证据。其中,在名物化的使用上,历时德语原创文本使用频次增多。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属于世界物化的一种表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语法隐喻的体现。  

研究进一步得出结论:1)英语在科技语篇中正在成为世界通用语,深深地影响了德语语篇的发展。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便是德语的科普读物语篇发展更加以听者为导向,比如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次的增加;2)这种代词频次的增加有可能是受到英德翻译的影响。因为英语源语对于翻译文本具备透过性效应,会对翻译文本的词项使用造成一定影响。但与此同时,研究问题也凸显出来,即英汉语言接触和翻译这两种因素,哪种因素影响了目标语语言的发展还无法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3.1.3 心理语言学的考察    

在这个环节,研究主要考察翻译文本特征如何被目标语语言读者接受,以及译者如何判断这种翻译过程。在读者接受程度的实验上,研究主要使用眼动追踪的方法分两个实验对20个被试进行检测,分别考察读者接受度和译者接受度。    

在读者接受度的实验环节,文本选择主要是来自通讯文本,复杂度的考察主要来自三个参数:句子复杂度、短语复杂度和名物化。文本分为三类:低等难度、中等难度、高等难度。该研究使用眼动设备对这20个被试进行检测,使用注视点停留、眼睛运动和回视等方法测量不同难度篇章的可读性和认知负荷。这个环节的统计结果表明,中等难度的文本在首次阅读次数和回归路径持续时间上被青睐,也就是说,在句子、名词短语和名物化的使用上,德语语言的最优可读性建立在中等难度的基础之上。中等程度的阅读难度往往会使得阅读次数最低。以上也对于规范化有所启示,即文本中的规范化特征过高或者过低都会提升认知负荷。另一方面,因干扰效应而导致低等难度的文本同样会提升认知负荷,使得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下降。    

在译者接受度的实验环节,为了检测译者的接受程度与读者是否相同,研究采用了与前者类似的实验方式。该项研究选取300名译者或者达到高等水平的翻译专业学生(均为德国本土人)作为被试。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译者的接受程度不同于目标语读者。难度最低的文本接受程度最高,难度最高的接受度最低。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译者的阅读行为与读者不同,由于译者在首次阅读的时候往往会浏览全文,发现翻译问题。这些文本分析也同样反应在译者在有关接受程度的评价上。总体来看,译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尽量简化:1)名词前的复杂定语;2)名物化;3)复杂的后置定语;4)有小句嵌套的长句。    

总之,该项研究阐述了翻译和语言变化的关系。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的结合不仅可以对不同语体的“翻译固有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而且通过比较翻译语料库和历时文本,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可以得以考证。历时的平行和类比语料库辅以心理语言学的实验研究,这种多方验证的方式有利于阐述翻译和语言变化的关系。   

3.2 研究案例(2)  

案例(2)中,Malamatidou(2018)通过多方验证的方法考察翻译对于希腊语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的影响。本研究案例出自Malamatidou(2018)出版的专著《语料库多方验证:语料库翻译研究中数据和方法的结合》(CorpusTriangulation:Combining Data and Method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的第八章。   

本项研究考察的对象为从英语到希腊语译文中的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以此考察翻译和语言变化之间的关系,文本类型为科普文献。本研究有三个研究问题:1)20年间,希腊语科普读物中非翻译文本中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呈现怎样的变化?2)这些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归因于英语的影响?3)这些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与希腊语翻译文本有关?    

在语料库的创建上,本研究使用了平行和类比结合的复合考察模式。语料库创建模型如图2所示。英语和希腊语非翻译文本涉及三个时间段:1990—1991,2003—2004,2009—2010年。由英语翻译而来的希腊语翻译文本由于查找时间受限,主要选取了后两个时间段的文本作比较。语料库的库容共80万词左右。本研究使用的多方论证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语料库类型的多方验证,即平行、类比和参考库的结合使用;二是在时间上的多方验证,包括共时和历时。此外,这种多方验证还体现在文本种类,即翻译文本和非翻译文本中的语言参数的结合,或非翻译文本中包括英语和希腊语等。语料库建库模型如图2所示。   

图2.英语—希腊语多方验证语料库模型(图片取自Malamatidou2018:140)      

分裂动词的选取主要以be动词为考察对象,假拟分裂结主要选取以wh开头和th等开头的词汇。选取检索词汇时主要以左边10个单词,右边4个单词为检索标准。统计环节分为两步,首先是描述性环节,其次是推理性环节。在描述性环节中,主要使用绝对频率和标准化频率的统计方法。在句法考察的阶段,研究选取1000个句对进行比较分析。在推理性描述中,主要使用对数似然率的方式检查不同的文本之间是否具备显著性差异。对数似然率效应量(ELL)和贝叶斯因子(BIC)统计方法也应用其中。研究分为三个步骤:1)考察希腊语科普类非翻译文本中在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频次上呈现出何种程度的差异;2)这种历时的变化是否是源于英语的影响;3)考察翻译是否影响了这种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历时考察表明希腊语在这三个阶段的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频次上略有增加。具体而言,1990—1991时期,每1000个句子使用频次为5,2003—2004年使用频次为7,2009—2010年使用频次为10,即这20年间使用频次双倍增加。然而通过显著性分析,这个涨幅并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不排除随机性。同样,在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上,1990—1991年间使用频次为24,2003—2004年间为37,2009—2010年间为46,显著性差异检测表明,这种涨幅仍然不具备显著性差异。   

尽管如此,通过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在分裂句的句法特征上,这几个时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如1990年的分裂结构通常与指示代词连用,系动词与被凸显的信息通常会倒置;但在后期的质性考察中,研究发现,指示代词的使用四例中只有两例,系动词和凸显的信息倒置的情形减半,这也说明分裂结构的句式可以较好地融入到句式之内。这种语序的正常使用也表明有可能受到了英文的影响。此外,对于假拟分裂结构的考察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接下来,研究对于英语源语和德语源语两种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在分裂结构的使用上,英语虽然在这三个时期有所增长,但是并不具备显著性差异。共时研究中发现英语较之希腊语更多使用分裂结构。三个时期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区别下降了55.6%,但是鉴于德语语言在这三个时期并未具备显著性差异,因此很难判断其是否与希腊语更加接近。在对其某项特定结构的考察中,英文的分裂结构较少使用倒装的语序,希腊语中频繁使用规定性语序的时间,也恰正是在英语作品在希腊广泛流通的时期。在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上,量化研究表明英语和希腊语之间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在1990—1991年间。英语相对于希腊语显示出较为多样的假拟分裂结构。   

第三步则是考察翻译在语言历时变化中的作用。总的来看,在分裂结构和假性分裂结构的使用频次上,希腊语翻译文本和非翻译文本在这三个时期的使用频次较为接近。其中希腊语翻译文本中的频次略低于英语源语。总的来看,2003—2004年间,希腊语翻译文本较之非翻译文本使用更多的分裂结构。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两种文本类型的差异逐渐减弱,下降了46.8%,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具备显著性差异。在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上,翻译文本三个时期逐渐增多,但是同样并不具备显著性差异。在质性分析的环节,如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上,研究认为这些结构的使用大多是源于英语。   

在讨论环节,作者对以上量化统计结果和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就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而言,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希腊语非翻译文本中的增加是由于受到英语的影响,亦没有证据表明英语和希腊语在该结构的使用上有明显不同。最后,统计显示,希腊语翻译文本与英语源语文本,以及希腊语原创文本都未呈现出显著性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异显著性还可能是源于语料库中这种分裂结构有限,这也表明有必要使用大型的语料库。  

尽管希腊语科普原创文本中的使用频次似乎没有受到英语的影响,但质性研究表明,其似乎受到了句法多样性的影响,而且希腊语在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的使用上呈现出多样性的变化趋势。这些多样化的表达结构在英语和希腊语译文中同样可以观测到,因此可以视作英语通过翻译影响了希腊语的发展。接下来,研究以假拟分裂结构为例,1990—1991年间非翻译希腊语中常用的句法形式为wh引导的分裂结构;自2003—2004开始,th分裂结构也同样被使用,规范的形式更加频繁使用。如此相同的变化在英语源语中和希腊语翻译文本中同样可以观测到。总的来看,在2003—2004和2009—2010年间,希腊语原创文本中呈现的语言特征均可以在翻译文本中发现;同样,这两个时期翻译文本中出现的特征也可以在英语源语文本中发现。据此,研究认为希腊语的分裂结构和假拟分裂结构历时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的影响。   

  在这一小节,我们对国际上相关研究在语料库创建、研究方法、研究动因三个层面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国内翻译触发的语言变化研究还需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推进:1)历时多语种、多文本类型、多语言接触情境语料库的创建;2)融合历史和认知、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笔语和口语的多方验证方法的使用;3)跨学科理论视角的深度动因阐述和诠释。    

首先,通过对比国际和国内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语料库创建上,我国的语料库建设在语料的内部建构和规模上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目前国际上的研究,大多是不同语料库之间的拼接,缺乏内在一致性,使得复制研究和验证较为困难。研究案例(1)在语料库的建设上将CroCo语料库和DWDC语料库拼接组合,无论是在文本类型还是语料库体例上均不能完全对应。例如,在测量型次比或者词汇密度时需要得出每一个语料库的量值,但后者无法获得。此外,短语词块的查询功能也受到限制。研究案例(2)中的多方验证语料库虽然在内部购置上较为一致,但是只涉及约20年的文本选材,时代跨度较小。   

就我国国内的代表性研究而言,如通过构建20世纪三个时间段的语料库,将平行、类比和参照库三者结合,建构内在连续统一的语料库模型,并对其进行统一模式的检索和查询(庞双子、王克非2018),是对我国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的推进,在国际上尚处于前沿地位。但尽管如此,与当前国际上业已开展的研究相比,如英语和德语、英语和希腊语等所建设的Corco语料库和Troy(Translationovertheyears)语料库等,在多语种、多文本类型的考察、双向的探索和拓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推进。除却以上,语料库构建的模型中还应将笔语与口语语料库进行比较,从而可以得出语言接触领域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以此判断翻译这种独特的语言接触现象是否可以推动语言的发展变化。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基于多语种的翻译和语言接触考察尚待实证研究的参与和推动,这是我国目前实证翻译研究领域尚待建构的考察方式。以汉语为轴心的多个语种的考察可以为翻译与语言接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能将英汉语言接触扩至其他多个语种进行探索,有助于推动翻译与语言接触理论的理论建构,并对其研究范式和视野进行拓宽。一方面量化的实证考察可以使我们判断翻译文本对于目标语文本的渗透;另一方面,多语文本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对于翻译文本特征和语言接触因素进行参数分离,对这二者长期界限不清空白状况作一填补。   

除此之外,从语言接触情境的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部分涉及法律文本类型领域,主要考察语言对为英语和汉语的语言接触情境。研究主要进路为笔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多种语言情境语料库的创建和应用将对本领域研究有所推进。将多种语言情境的翻译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进行比较,并结合历时分期和文本类型的差异,观察和探析翻译为发生区域的目标语语言发展变化的共性和个性,探究翻译作用于语言、文化发展的机理,有助于认清翻译本质,推进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这是当前翻译和与语言接触领域的全新研究,也是对语言发展史的贡献。   

其次,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我国与国际上的研究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如在语料库的使用上将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相结合,这是对语料库研究范式的推进。如研究案例(2)同时使用历时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二者复合的语料库考察模式,集中于分裂结构的考察。这项研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使用了多方验证的考察方法,不但有语料库类型的交叉论证,也包括共时和历时的交叉论证,以及研究数据的交叉论证。该项研究的历时语料库涉及三个时间段,使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于英语通过翻译影响希腊语言发展进行了较之以往更为充分的论证。但由于语料库库容较小,约80万词左右,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我国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文本研究领域,目前还需其他文本类型和其他多个语种的检测。与国际研究相比,我国该领域研究方法还需更加多元化,包括研究考察点的选择、对于翻译过程的考察以及语料库与其他考察方式,诸如访谈、问卷调查、眼动研究、键盘记录等多重研究方法的交叉验证。标注层面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语言的多个层面,如语义、语用等。   

具体而言,研究案例(1)的新颖之处在于研究切入点的选择、研究方法的设计以及语料库使用的创新。从研究切入点来看,将翻译文本特征中的规范化和源语透过性特征作为考察对象,并考察其对于目标语语言的影响程度,这种将翻译文本特征和语言变化结合起来的研究,无论对于语料库翻译研究,还是语言发展研究都是新的贡献。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研究案例(1)和研究案例(2)都有效通过多方验证的考察方法对于翻译现象进行交叉验证。研究案例(1)将翻译产品、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的评论相结合,将语料库翻译的研究方法与心理语言学的方法相互结合,也是我们值得借鉴的考察方式。不过在心理语言学验证的环节,该项研究也存在些许不足,如读者被试数量与译者被试数量较为悬殊;实验设计还有待完善,如译者的性别因素、非专业译者的检测、其他文本类型的验证阙如。   

最后,就翻译触发的目标语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诠释而言,我国的该领域研究注重与多学科结合,如与历史语言学、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等交叉推进。纵观当前国际上的研究,翻译触发的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阐述,分别为语言层面、社会层面、认知层面和翻译层面。语言因素主要涉及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等。语言接触影响语言变化背后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多语制、不同语言的优先权、接触区域、语言接触时间长度、接触强度、外语教育、语言政策等。翻译因素主要体现在直译因素的探讨,还有部分学者拓展到语码复制现象,近年来还关注翻译中的创新、改编等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认知因素主要包括省力原则、新奇度、流畅度、凸显、认知加工等因素。我国的研究在以上四个维度均有涉及,如对于汉语语言在不同时期的标准化程度、语言内部的经济性和严密性、直译的影响、省力原则等,但是相对于国际研究而言,还应增加理论分析的力度。   

此外,目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翻译文本对于目标语语言的影响是来源于与英语文本的直接接触还是和翻译文本的间接接触?翻译因素和语言接触因素二者分别对语言发展发生何种影响?翻译和一般场景的语言接触存在哪些异同?是否都会同样引起语言的变化?其内在机制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当前的研究解释较为模糊,往往将二者视为一体,缺乏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