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覃江华：翁贝托·艾柯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摘  要：艾柯翻译思想深深扎根于其实践经验及阐释符号学沃土之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聚焦于其合作翻译行为及其对忠实、等值、文本意图、模范读者、阐释与过度阐释等问题的探讨方面，但书评性文章居多，专题性研究偏少，对其多样化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考察还不够深入，对其翻译符号观、翻译阐释观和翻译协商论之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反思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翁贝托•艾柯；符号学；阐释学；协商论；翻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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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被誉为博学大师、百科全书式学者和当代达•芬奇。作为学者，他在符号学、阐释学、美学、语言哲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作为译者，他曾翻译《风格练习》（Exercices de style）《西尔薇》（Sylvie）等经典作品，受到读者好评（Petrilli 2018）；作为编辑，他长期从事译文审校工作，熟悉翻译出版行业的操作规范；作为作家，其《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1980）《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1988）等小说畅销全球，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艾柯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理论家。在其思想体系臻于成熟之际，他意识到翻译是重估其学术立场、维护其核心信念的上佳视角（Crisafulli 2017），于是对其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10年间推出了10余种译学论著（Nergaard 2017），如《翻译经验谈》（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2001）、《老鼠还是耗子：作为协商的翻译》（Mouse or Rat? 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2003a）、《说差不多一样的东西：翻译经验》（Dire quasi la stessa cosa: Esperienze di traduzione，2003b）等。此外，其译论还散见于《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1979）《寻找完美语言》（La ricerca della lingua perfetta nella cultura europea，1993）等论著当中，深刻影响了众多当代翻译学者（许钧 2003；Venuti 2019）。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和分析，并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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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柯翻译实践（观）的研究

       艾柯拥有丰富的翻译、被翻译和审校翻译的经验。在他看来，翻译学者必须考察过大量翻译案例，并至少具备这三种经验中的一种，才适合进行翻译理论思考（Eco 2003a：1）。目前，有关艾柯翻译实践（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Petrilli 2018）。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他与译者的合作关系。作为一位以中世纪研究闻名的博学型作家，艾柯常常引经据典，构建起复杂的叙事迷宫，给翻译理解和表达带来不少挑战。为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多译者会主动与作者沟通，希望能找到突破语言文化障碍，再现原作声音和节奏，在目标读者身上取得同等效果的最佳解决方案（Dixon 2015：85）。

       在艾柯作品的所有译者当中，威廉•韦弗（William Weaver）或许是最受关注的一位。他因翻译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艾柯而闻名，是首位入选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的翻译家。韦弗译风严谨、善于总结，曾出版《傅科摆日志》（Pendulum Diary）记录其翻译过程，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据韦弗透露，艾柯非常重视自己作品的翻译问题。他会给译者提供各种参考意见，有时甚至是长达31页的说明（Weaver 1990：152）。通过提供引文出处、校对翻译稿件和给出翻译建议，作者实际上参与了译者的决策过程，这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节约时间成本、减少翻译错误，也便于读者了解作者意图、风格与精神（Vanderschelden 1998：23）。通过考察艾柯与译者的互动，可以管窥翻译的对话与协商过程。

       发生学批评是考察艾柯翻译实践的重要途径。该方法常被用来分析作品正式出版前的笔记、手稿、校对稿、日记、书信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作者/译者的创作/翻译决策过程。通过分析艾柯译作的“前文本”（avant-texte），可以揭示翻译过程的复杂性，深化对作者与译者互动关系的认识。研究表明，艾柯鼓励译者自由发挥，也会亲自介入翻译过程。因此，译作实际上是译者与作者、目标语文化规范协商的产物。译者变成了共同作者，作者则成为共同译者。在此过程中，作者可能会对原文做出重新解读、阐释，甚至改写（Bollettieri & Zanotti 2017），原文与译文的线性关系被打破。可见，发生学批评向静态文本对等观提出了挑战，对未来微观翻译史研究颇有启发。

       互文性和情感性因素是考察艾柯翻译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维度。首先，互文性理据与翻译研究存在根本的契合，能给后者带来诸多启示（祝朝伟 2004：71）。祖萨（Tapodi Zsuzsa）从互文性出发，指出《玫瑰的名字》中交织着《圣经》和彼得•阿伯拉（Petrus Abelardus）、圣伯纳德（St. Bernard）、彼特拉克（Petrarch）、柯南•道尔（Conan Doyle）、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尼采（Nietzsche）等经典作家作品的成分，认为该文本是多种翻译的结果，一种真正的跨文化冒险（Zsuzsa 2014：45）。其次，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译者必然受到主体性因素的影响。翻译是译者能动地理解、阐释、体验的过程。韦斯特（West 2010）从翻译情欲观（erotics of translation）出发，探讨了艾柯作品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以及译者与作者的身心交流活动，拓展了艾柯翻译思想研究的视野。

       上述研究视角新颖、方法独特，为艾柯翻译实践（观）研究指明了方向，拓展了空间。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局限于文学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也有待加强。作为融会贯通不同学术传统的阐释符号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艾柯堪称一位出色的“理论翻译家”。其论著涉及不同学派思想的迁移与转化，并包含大量多语案例分析，构成艾柯翻译思想研究一座有待开发的富矿。翻译具有社会性，社会也具有翻译性（傅敬民、张开植 2022）。因此，未来还可以从翻译社会学出发，对艾柯丰富多彩的翻译出版活动进行考察，进而全方位把握其翻译思想的内容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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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艾柯翻译符号观的研究

       诚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所言，“翻译虽然主要是一种语言活动，但它最应该归属于符号学”（Bassnett 2002：22）。作为普通符号学奠基者之一，艾柯继承和发扬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与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两大符号学传统，并提出了自己的阐释符号学理论。《翻译经验谈》正是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但学界最初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艾柯此书突破了语言学途径的局限，把翻译放在更宽广的视域下进行考察，使人认识到翻译不仅关乎两种语言文化，而且离不开互文、心理和叙事等因素，被认为是对当代翻译理论的一大贡献（Bland 2000；Van den Bossche 2003；Bubrin 2007；Lauth 2012）。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艾柯吸收借鉴了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翻译三分法，但缺少实质性推进（Schulte 2001：235）。其分类虽然全面但不够完善，如他将转写排除在外，也没有涉及无形符号和有形符号之间的翻译（Jia 2017：34–35）。

       艾柯热衷于谈论忠实和等值，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在巴托洛尼（Paolo Bartoloni）看来，这有助于读者了解翻译活动本身，把握艾柯的文学与想象世界。然而，受二元对立式思维影响，艾柯将原本与摹本并置，体现出一种静态的原文观和原创观，难以解释跨文化交流中的诸多现象（Bartoloni 2002：547–550）。在很多后现代翻译话语中，对忠实和等值的探讨已十分少见（Freitas，2004：155），但艾柯始终强调深层意义上的忠实，并从符号学层面为其寻找科学依据。其理论能解释复杂的文学叙事，可为译者提供有益指导，但不足之处是过于偏重深层意义的普遍性，忽略了塑造原文独特性的具体文化指涉。这种重一般、轻特殊的特点在艾柯的案例分析中随处可见，凸显了其作为符号学家的科学进路，而非小说家的艺术进路（Conti 2001：74–75）。

       皮姆（Anthony Pym）对艾柯的批评较为尖锐。他直言，艾柯提倡的文本意图、与原作等效和文本主导精神等，体现的是传统忠实翻译观，彰显的是作者的权威性，与当下主流翻译观念背道而驰，无法解决跨文化交流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艾柯的翻译经验谈使符号学的解释力捉襟见肘，导致一种“体制性失败”（Pym 2003：254–255）。皮姆把握住了艾柯思想与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雅各布森、皮尔斯等人的关联，却没有将其与艾柯阐释符号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而认识出现一定偏差。马莱斯（Kobus Marais）指出，学界对艾柯的翻译观存在争议，并不意味着整个符号学的“体制性失败”。在批评艾柯的狭义翻译观时，皮姆自己却陷入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偏见之中（Marais 2018：73）。

       随着符际翻译研究的兴起，艾柯翻译符号观的学术价值逐渐凸显。2015年，国际著名符号学期刊《符号学》（Semiotica）推出了一期艾柯专栏，其中收录了杜思（Nicola Dusi）的《符际翻译：理论、问题与分析》（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Theory, Problems and Analysis）一文（Dusi 2015）。在叶姆斯列夫和艾柯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提出，符际翻译是在一个或多个具有不同混沌体和表达实质的符号系统中，在一个或多个相关性层面上再现原文内容形式的过程。作为一种易位，符际翻译只可能是部分翻译，因而相关性问题就突显出来。相关的原文叙事场景会被转换到细节更加丰富的新话语结构之中，或扩展到与潜在选择一致的具象通道（figurative/iconic path）之上。而那些不相关的原文话语或叙事结构就会被压缩甚至删除。杜思的论文旁征博引，涉及可译性、相关性、近似性、未定性、象似性等诸多方面，深化了对艾柯翻译符号观的认识。

       国内较早的专题研究论文是阮宏芳的《艾柯翻译思想研究》。该文从“翻译是解释吗”“解释、翻译、改写观”“翻译本体研究的界定”三个方面入手，介绍了艾柯翻译思想的核心观点，并结合当下议题进行了一些反思。作者认为，艾柯思想启发人们重新界定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本质、对象和范围。从符号学视角看，翻译是实体有显著变化的语际解释，改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只是部分与翻译重叠。从本体上来看，翻译仍然需要尊重原文，强调忠实和等值。不过，忠实的对象是风格和效果，而非字句（阮宏芳 2007：80–84）。

       此外，邓志辉的研究性书评也将艾柯译论与其符号学关联起来，破除了几种典型的误解和偏见：一是书名与内容间的悖论；二是作为“居学界领先地位之思想者”，艾柯的理论主张与学术主流思想之间的悖论；三是艾柯之为学者与艾柯之为作者间的悖论。邓志辉指出，《翻译经验谈》是艾柯阐释符号学思想这一“大文本”背景下的产物，所谓的悖论其实是经验读者忽视艾柯作品的文本间性所造成的误读。唯有从模范读者的视角出发，对艾柯阐释理论进行整体性考察后，才能对该书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邓志辉 2008：61）。

       综上，国内外有关艾柯翻译符号观的介绍已有不少，但以书评为主，且褒贬不一。这体现出艾柯论著的文本开放性，但并非所有解读都是合理的。研究者应该分析其文本意图，厘清其内在逻辑，方能避免过度阐释。艾柯的翻译符号观从结构主义出发，又对其有所突破；与解构主义有一些相通之处，又对极端怀疑论保持警惕（Quinney 2006；Crisafulli 2017）；既赋予译者一定的创造自由，又提出了忠实、尊重等道德责任要求。这些思想充满辩证性，对当下翻译研究启发良多，亟待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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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柯翻译阐释观的研究

       翻译是一种阐释，但阐释并不都是翻译。这一提法本身并无太多新意，但对艾柯而言却有独特意义，因为其符号学就是一种阐释理论。“在其符号学世界中，翻译是阐释属下的一种，因而也是一般逻辑系统的一部分，与我们如何通过不断的符号过程与世界产生联系是密不可分的。”（Nergaard 2017：385–386）作为艾柯的学生，乐佳德（Siri Nergaard）对艾柯翻译思想的理解非常深入，对其内在矛盾的揭露也一针见血。她认为，艾柯的某些思想与当下主流翻译话语存在脱节现象，略显保守和过时。例如，过于关注真空环境下的语言转换，尤其是单个词汇的翻译问题。

       与乐佳德不同，克里萨夫里（Edoardo Crisafulli）是艾柯的坚定支持者。克氏指出，艾柯翻译思想是在其作品被广泛译介、学术思想最成熟时提出的。通过翻译而思，艾柯可以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但与其他哲学家不同，艾柯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程度，及其对翻译学者观点的熟悉程度似乎都要更多一些。他是要真正解决翻译实践难题，与为思考哲学问题而空谈翻译者有所不同。其主张可概括为三点：其一，翻译是一种实践活动，只能通过直接经验进行理解；其二，翻译追求近似而非等同；其三，翻译通过公平交换和相互妥协来实现。翻译研究必须考虑主流价值观念，回应普遍的心理期待。因此，艾柯尊重常识，坚持做价值判断。此外，他对知识的清晰性、秩序性的追求，似乎与其对阐释的感受性和主体性的重视相矛盾，但实际上并不冲突。这是其思想的折衷性和创造性模糊的体现（Crisafulli 2017：421–456）。

       比较法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艾柯翻译思想的价值与特色得到彰显。能兹格（Wilhelm Neunzig）指出，艾柯与博尔赫斯一样，主张不要翻译作者说了什么而是他/她想说什么。其翻译阐释观超越了字面对等，质疑了“对比中间项”（tertium comparationis），反驳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支持者的不可译论（Neunzig 2002：145–146）。邦多（George Bondor）比较了利科（Paul Ricœur）和艾柯在对待指称问题上的异同。两人各有一套文本阐释理论，并且都非常关心翻译问题。利科是从现象学出发，吸收了一些符号学观点。而艾柯纯粹是从符号学出发，明确拒绝任何现象学分析。艾柯秉持实用主义翻译立场，认为译者不能改变原文指称方式，但有时为了传达文本意图或某些特殊含义又不得不守经达权（Bondor 2016：29）。此外，乐佳德、皮姆等人还曾比较艾柯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哲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格雷（Dinda L. Gorlée）等符号学家，以及根茨勒（Edwin Gentzler）、提莫志科（Maria Tymoczko）等翻译学者思想的异同，非常有启发。

       国内学者当中，较早将艾柯阐释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的是许钧。2001年，他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再现原作的风格应成为翻译家的自觉追求》，就曾引用艾柯反对过度阐释的观点。2002年，在《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文本再创造的个案批评》一文中，许钧运用艾柯阐释理论探讨了文学翻译问题。接着，在其著作《翻译论》（2003）和论文《简论理解和阐释的空间与限度》（2004）中，许钧又结合艾柯的“开放的作品”“文本意图”“阐释的限度”等概念术语对翻译中权利与责任、自由与限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指出，“理解的创造性与阐释的客观性看似矛盾，却能在对文本的阅读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并从根本上规定了翻译的空间与限度”（许钧 2004：57）。

       此后，国内学界对艾柯翻译阐释观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其中，张广奎的《从艾柯诠释学看翻译的特性》（2007）和《论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翻译诠释的读者化》（2008）就颇具代表性。在前者当中，作者分析了艾柯提出的文本意图、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指出阐释有其局限性，很多时候表现为过度阐释。张广奎还注意到艾柯所强调的文本阐释的历史之维和哲学调查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翻译阐释受译者主客观因素，甚至人类认知局限性的影响。科学的方法是用艾柯所倡导的历史和哲学的调查方法来考察、阐释和翻译文本。在后者当中，作者指出，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与艾柯阐释学中所主张的所有阐释皆为过度阐释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赋予读者（阐释者）合法地位。这种对比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艾柯翻译阐释论的内容与特色，但是作者认为，艾柯的阐释观缺乏辩证性，而且默认过度阐释的合法性，对于这些观点学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近年来，艾柯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如模范读者、文本意图和过度阐释等，被嫁接到玛格瑞特·阿曼（Margret Ammann）的翻译批评模式之上，以增加翻译批评的系统性和跨学科性（姚振军、冯志伟 2020：93）。这是艾柯翻译阐释思想实际应用的一次有益探索。这类跨学科研究开拓了艾柯研究的视野，深化了翻译研究的内涵，值得鼓励和提倡。总体而言，学界对艾柯阐释理论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深入，但对其翻译阐释观的探讨还相对较少。在这当中，跟风之作较多，独具创见的较少，因而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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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艾柯翻译协商论的研究

       协商这一概念源自贸易和外交领域，后来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被用来指代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意义的彼此修正（Wilson 2005：119–123）。艾柯将其翻译思想归结于协商之上，与他的性格有一定关系。诚如其学生所言，“艾柯喜爱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喜欢跟他们讨论，试图寻找共同立场、桥梁、关联或联系机制，使信息能够跨越两个极端……即便在批评、表明立场、亮明观点的时候，艾柯也总是倾向于让步给对手，首先试着与其协商。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他赋予‘协商’这一概念以极端重要性：看一下他的翻译理论（就知道了）。”（Violi & Paolucci 2017：8）可见，艾柯的为人与为学是统一的，都具有高度的协商精神。

       这种协商精神从《艾柯哲学》一书中亦可见一斑。针对每位作者的商榷意见，艾柯都尽可能进行回应。这种对话与协商是哲学家博大胸怀的体现，也是翻译家开放精神的象征。艾柯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调和折衷特征。理论上，相比于传统源语导向与目标语导向的两阵对垒，艾柯所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在他看来，二者要相互配合，有所取舍，进而实现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协商。但实际上，在提倡等效翻译的时候，艾柯最终还是偏向了目标语导向（Malcolm 2003；Wilson 2005）。这可能导致某种负面效果，因为一味迁就读者的反应，实则有破坏原作主体性、独特性，降低其文学价值的潜在风险。

       艾柯的中间路线使其跳出了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窠臼。所谓协商就是妥协和折衷，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其基础不在文本内部，而在于文本语言之外的其他因素。艾柯强调忠实，认为文学翻译必须通过再创造来实现等效。因此，忠实是其翻译协商论的核心（Wilson 2005：122–123）。威尔森（Rita Wilson）的这一认识较为准确。此外，她还将艾柯的翻译思想与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思想进行比较，发现了其相通之处。略有遗憾的是，她未能指出其差异所在，也没有看到艾柯翻译观与其阐释符号学和语言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和统一性，因而未能全面呈现艾柯翻译思想的理论贡献。

       可见，要深入研究艾柯翻译思想，进行一定的学术史梳理必不可少。萝丝（Marilyn Gaddis Rose）认为，艾柯通过结构符号学调和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展示了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叶姆斯列夫与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可以融会贯通之处。她指出，“从A语到B语全面精确翻译的逻辑不可能性、语言结构的不可通约性、自然语言世界观的独特性等，均没有严重影响翻译。历史常识证明，虽然需要经过协商，但翻译进行得出乎意料地好”（Rose 2005：65）。维斯伯特（Daniel Weissbort）将艾柯译论与历史上的代表性译论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相比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翻译泛化论，艾柯对翻译的定义更狭窄，其翻译观更保守。艾柯翻译协商论所走的是一条“归化派偏左”路线，也就是圣哲罗姆（St. Jerome）等人文主义者所采取的“传统西塞罗路径”，强调“意义对意义”而非“词对词”的翻译（Weissbort 2004：68–69）。

       另外一位重要艾柯研究者瓦萨洛（Clare Vassallo）曾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她认为，艾柯翻译思想与其合作阅读理论、对词典与百科全书的区分、对阐释及其限度的讨论、对完美语言的追寻、对意义问题的探讨、对皮尔斯试推法（abduction）和阐释理论的运用一脉相承（Vassallo 2015：161–162），是其阐释学、符号学思想及其翻译与被翻译经验“合乎逻辑的进展”（Vassallo 2017：294）。通过比较艾柯译论与传统和当代多种流行译论的异同，瓦萨洛指出，艾柯一方面强调忠实于原文经验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又重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要在这两个方面保持平衡，就需要发挥协商作用，实现原文和译文效果相同，而非字面对等。译者或改写者在阐释文本意图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文本世界与其百科全书世界之间的动态关联。这种将艾柯翻译思想置于其整个哲学体系，乃至整个西方学术思想史中进行考察的做法，对于梳理艾柯译论的学术渊源、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启示。

       艾柯的翻译协商论受到文化翻译研究者的重视（Wolf 2014）。例如，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协商。译者是协商者、文化摆渡人和阐释者。艾柯倡导通过翻译促进文化交流与对话，增加对他者的理解（Bassnett 2005）。这一翻译观超越了纯粹的语言对等，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基本一致的。巴斯奈特对艾柯翻译协商论的重视，体现了文化翻译学派对艾柯的肯定和认可。实际上，文化翻译学派的另外一位旗手韦努蒂对艾柯也大体持肯定态度，虽然其“阻抗式翻译”与等效翻译有些龃龉，但其翻译忠实观和翻译阐释观受到艾柯一定程度的影响（Venuti 2019：2）。可见，艾柯翻译思想的时代价值还有待深入开掘。

       除理论探讨外，艾柯翻译思想的应用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例如，土耳其学者坎恩（Alize Can）的博士论文《从模范读者到胜任译者：文学翻译教育新模式》（From the Model Reader to Competent Translator: A New Model in the Educ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率先将艾柯翻译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翻译教学之中（Öztürk & Can 2017：280–289），具有独特的学术史意义。此外，艾柯翻译协商论的影响已经跨出翻译学边界，辐射到其他学科或行业，如文化研究、全球化、国际化与本地化等领域。由此可见，艾柯翻译思想在国外学界受到多方关注，这对中国翻译理论话语的综合创新也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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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艾柯是自斯坦纳之后，在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之一。其翻译思想是折衷诸学后的综合创新，既具深厚哲学根柢，又有现实指导意义，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取得诸多成绩，但在系统性和深入性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就翻译实践而言，学界注意到了其合作翻译行为，但对于其独译和学术论著中的翻译现象依然缺少关注。就理论研究而言，主要聚焦于其三本译学论著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但对《符号学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读者的角色》《阐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1990）《寻找完美语言》《艾柯哲学》（The Philosophy of Umberto Eco，2017）等其他文本中的论述有所忽视。有些研究未能厘清艾柯译学论著的思想渊源和文本意图，没有将其放回到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也未将其与艾柯的符号学、阐释学、美学和文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整体分析，因而极易出现误读或过度阐释。此外，前期研究较少探讨艾柯翻译思想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如对翻译的重新定义与定位、文学翻译批评的原则与方法、翻译理论话语建构的启示等，而这正是未来可以重点突破的方向。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58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662022WGYJ004）。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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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覃江华，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重庆大学艾柯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