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秦思、曹培会 ：多元化译者身份与翻译的跨场域建构——以赤松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为例（节选）
| 摘要：赤松是当下美国主要的中国古典诗歌与典籍译者之一，他的译诗活动独立于汉学研究与诗歌创作界，具有不同于汉学家译者与诗人译者的独特性。同时，他作为隐逸居士、典籍译者以及文旅作家的多元身份也对其译诗活动产生影响，并在其译诗选目、译诗阐释，以及译诗副文本中有所体现。本文认为，赤松翻译作品获得市场的顺利接受与积极评价，正是得益于他通过其多种文化身份搭建了译诗与其他翻译及文学作品间的联系，创造了跨语言、跨文本、跨文体、跨时空的多维对话空间，或可启发建构新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模式。 关键词：赤松；译者身份；古诗英译 |
自20世纪初期，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介传播尤为瞩目，主要得益于以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诗的大量译入。自此，为汲取创作灵感而译的美国诗人构成了美国汉诗英译的主要译者群体之一，如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等。因创作中鲜明的中诗影响，这些诗人的译作及翻译行为也备受关注。20世纪中后期，许多汉学家也参与到中国诗歌译介当中，如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大卫·欣顿（David Hinton）等，他们因深厚的汉学知识背景而在译诗阐释方面有一定权威，构成了中国古诗译介另一个主要译者群体。然而除这两类译者，美国当下还存在一些译者，既不从事诗歌创作，亦非学院派汉学研究出身，全因个人兴趣走上诗歌翻译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赤松（Red Pine）。
赤松为美国译者比尔·波特（Bill Porter）的笔名，他所翻译的《寒山诗歌集》（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1983）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寒山诗歌全译本，参与编译的《云已知我心：中国佛教诗僧选集》（The Clouds Should Know Me By Now: Buddhist Poet Monks of China，1998）是迄今影响最为广泛的英译佛禅诗歌选集之一。除此之外，赤松的译诗屡屡获得各类翻译文学奖项与基金资助，如美国笔会翻译基金、卢西恩·斯特里克亚洲翻译奖、古根海姆文学奖等，部分译诗收入《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等重要世界文学选集，充分说明他在美国当下中诗英译活动中的重要译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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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逸居士，以译修行
赤松于20世纪60年代接触禅宗，随着禅宗兴趣日渐浓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不久后便辍学赴中国台湾习禅。除哥大就读期间必修的中文课程，赤松未曾接受任何汉学研究相关的系统学术训练；此外，赤松也从未进行过诗歌创作，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完全发自个人兴趣。
辍学后赤松先后在高雄佛光山寺与台北海明寺以居士身份修行，后又至阳明山下的竹子湖隐居。在海明寺时，赤松接触到华兹生翻译的《寒山诗百首》（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1962），随即产生译诗学禅的想法，开始尝试翻译汉诗。精进中文、以诗参禅是赤松的译诗初衷，因此语言浅白而深蕴禅机的寒山诗成为其译诗首选。多年研读、翻译寒山诗使赤松逐渐对中国隐士文化萌生浓厚兴趣，不但影响了他作为居士的修行方式，也使其译诗呈现出强烈的以隐逸诗人为主的个人译诗特色。
赤松尊崇中国隐士文化，视其为中国文化精髓，因为“隐士是圣贤……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波特，2006：37）。赤松认为隐居是修行得道的必经之路，“入山似乎是所有修行者的第一选择。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是必不可少的”（波特，2010：68）。他将隐士传统比作修习佛法的研究院，如果从未独处，那就无法对佛法有精深的理解，也无法掌握修行，“大师都有一段隐居的经历”（Hamric，2010）。为此赤松亲身践行离群索居的修行方式，在竹子湖长居十四年。正是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尊崇，与走入这种文化的切身体验，造就了赤松以隐逸诗人，特别是隐逸禅僧为主要译介对象的译诗特征。其选目倾向由其译诗与编译选集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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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Bill Porter）
二、佛经译者，以典释译
作为修行居士，研读经书典籍是赤松每日的必修功课，翻译是他的学习方式之一，赤松的译介活动由开始的译诗逐渐延申至佛经典籍翻译，迄今已译著包括《道德经》《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等重要典籍共九部，是中国典籍英译在美国的主要译者之一。2012年，赤松的英文版《心经》（The Heart Sutra）与《坛经》（The Platform Sutra: The Zen Teaching of Hui-neng）两部译著曾被回译为中文，由南海出版公司发行，中译本题为《心经解读》与《六祖坛经解读》。除《道德经》，赤松译介的经书典籍均为禅宗佛教修行的必读经典。随着中文与禅学的不断精进，赤松对禅诗的解读也更加深刻，其禅宗认识在译诗与典籍翻译中一以贯之，二者呈现明显互涉。
赤松译诗与其英译典籍的互文阐释在《寒山诗歌集》的再版中尤为突出。该译诗集的1983年初版是赤松的首部译著，彼时赤松的中文程度一般，且尚未译介典籍。而2000年该诗集再版时，赤松已出版典籍《菩提达摩禅法》（The Zen Teaching of Bodhidharma）、《道德经》（Lao-tzu’s Taoteching）与《金刚经》（The Diamond Sutra）三部，因此重译时赤松对此间译介的典籍借鉴参考、旁征博引，不但融于其译诗阐释，也大量见诸于其译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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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旅作家，译写互涉
译诗过程中对古代隐士的好奇又驱使赤松亲身深入终南山探寻现代隐士足迹。他将寻隐之旅记录成文，并坚持旅行文学写作，迄今出版文化著作十余部，成为畅销文化作家。由于赤松的翻译与文化写作并行，他作为文旅作家的身份也渗透在翻译中，其译诗中有大量对文化作品的自我引用。赤松的写作生涯始于寻隐之旅。常年研习、翻译隐逸中国禅师的诗歌作品，诗中悠然自得的山居生活与淡然平和的禅宗旨趣，激发了他对隐士文化的浓厚兴趣。1989年，赤松第一次踏入中国大陆，“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波特，2006：7），深入终南山对隐士现状一探究竟。他基于终南山寻隐整理出版的首部文化探索著作《登天之道：寻访中国隐士》（Road to Heave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Hermits，1993），融汇了对中国历史、风土人文，以及释道二教的评论思考，是向西方世界展现中国佛、道教中隐士文化在当代中国现状的一部里程牌作品，一时引发寻隐热潮。
赤松认为，大多译者不了解诗中的文化源头，也未亲见诗中描绘的景致，这些都会影响译者对诗歌的准确理解（Hamric，2010）。为此他亲自走访各处诗人陵墓，拜访禅院。20世纪90年代以来，赤松三十年间多次往返中美两地，追随诗集典故寻访诗人足迹。通过在中国追根溯源的深度文化行旅，赤松获取了对所译诗作的直观感受，并带入翻译作品。目前赤松已相继出版文化著作近十部，以七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充分印证赤松作为文化作家在文学场域内的广泛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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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作为独立于诗歌创作与汉学研究领域的中诗译者，赤松的译诗活动有其不同于汉学家与诗人的独特性。而中诗译者身份之外，赤松作为隐逸居士、典籍译者以及文化作家的身份也对其译诗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其隐逸诗僧为主的译诗选目倾向，译诗阐释时诗歌文本与注释同典籍翻译的文本互涉，以及译诗副文本中对其文化作品的自我引用。一方面，赤松通过其隐逸居士与典籍译者身份赋予其译诗解读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文化作家身份与译诗构成连结，为译诗赋予当下性的同时拉近读者距离。其译作也因而获得更大的需求与稳定的流通性，所有翻译作品均仍在刊印出版中，并且其中部分译著也得以不断再版重印。 作为译者，赤松对译诗的理解与阐释建立在各种身份对话的基础之上，并在各类文本中显化，其多重身份的影响叠加体现在译诗中，形成一种自我指涉与自我引用并存的诗歌翻译模式。某种程度而言，赤松后期许多翻译作品获得市场的顺利接受与积极评价，正是得益于赤松在其多种文化身份基础上建构的诗歌、典籍与当代文化写作的开放、多元的对话空间。建立译诗与其他翻译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连结，实现跨语言、跨文本、跨文体、跨时空的多维互动，或许可以启发建构新的诗歌翻译，甚至其他文类翻译的新模式，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提供新的借鉴。 |
作者简介 秦思，博士，长安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译者研究、诗歌翻译。
曹培会，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诗歌翻译。
（节选自《中国翻译》2024年第3期，全文详见pp.90-96）
（花絮：2014年，赤松重访终南山，历时三年，并据此拍摄纪录片《隐士》）
转自公众号：中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