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许明武、冯慧怡：中国陶瓷典籍西译与陶瓷文化传播

摘要：陶瓷融汇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字、绘画、纹样等多个领域，自古是中外文化沟通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陶瓷典籍记载陶瓷生产发展史与名物制度，为认知中国古陶瓷最详实的史料。19世纪50年代起，陶瓷典籍经翻译走向西方世界，开启海外对中国陶瓷文化系统性认知的新阶段。翻译史视角下的中国陶瓷典籍西译历程考察将揭示各时期以实用、鉴藏、文化为导向的译本，如何发挥地域推介、学科融通、认知建构、文化演进价值，引领西方深入认识中国陶瓷文化，以期对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典籍翻译；陶瓷文化传播；陶瓷典籍；翻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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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陶瓷典籍以文本形式将陶瓷制作工艺、发展历程、品物鉴定方法等内容编排成册，使知识经验与文化精髓保留传承。19世纪中期起，陶瓷典籍被陆续译为英法文西传：法国汉学家儒莲（S.A.Julien,1797-1873）的《景德镇陶录》法译本为中国陶瓷典籍初次走向西方世界；鉴藏家卜士礼（S.W.Bushell,1844-1908）英译《陶说》《历代名瓷图谱》《陶冶图说》等诸部经典陶瓷著作；其后，历史学家及教育工作者佘义（G.R.Sayer,1887-1962）重译《景德镇陶录》并英译《匋雅》。陶瓷文献西传结束西方几世纪以来对中国陶瓷技术的盲目摸索，进入系统性的“技术-艺术-文化”认知新阶段。目前，有关中国陶瓷文献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寥寥，是当下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中的重大缺失（陈宁，2019）。专题性典籍翻译史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促进文化互镜互鉴（杨静，2016:111）。陶瓷作为古典科技文明与艺术文化的载体，其专题翻译史研究将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揭示器物文明及其文化交流价值，为典籍西译与中国文化传播提供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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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文化与陶瓷典籍

中国陶瓷发展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几千年来，陶瓷见证我国先祖物质文明生产创造与发展，寓含手工技艺、民俗、思想等非物质文明传承。陶瓷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依托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在造物与造型过程中以器物形式实现人民对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追求（陈雨前、杨莉莎，2010:95）。陶瓷文化也反映和表现中国文化，以特殊存在形式将绘画、文字、雕刻等艺术文化特质融合；并由陶瓷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生活、审美趣味，映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陶瓷地域、制度、精神文化等（詹嘉等，2009:206），构成“造物文化丛”（方李莉，2000:422），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在我国对外交流史中，兼具技术文明与艺术审美的陶瓷文化见证东西方文化融合，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具有普遍价值，在众多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中有“不可取代的世界级影响”（程云等，2007:239）。

陶瓷典籍是陶瓷文化得以传承与传播的重要环节。据载中国陶瓷要籍达二十余本，其中以《陶说》《陶冶图说》《陶记》《景德镇陶录》等甚为全面、参考价值最高（杨静荣，1987）。宋元时期蒋祈著《陶记》为首部详细记载古代陶瓷工艺史的论著。后清督陶官唐英编《陶冶图说》图文共释，真实而形象地记录陶瓷生产流程，其细节丰富、颇具系统性，令工艺得以传于后世（同上：94）。清人朱琰著《陶说》立足于史却着眼当下，囊括陶瓷研究的工艺、艺术、经济等多视角，是对中国陶瓷的首次全面阐释。蓝浦著《陶录》在前作基础上总结梳理、博采文献，着重精益工艺记载，实用价值较高。《匋雅》则从古董商人切入，丰富陶瓷文化的鉴定与民俗视角考察。上述文本兼顾中国陶瓷文化工艺、艺术各层面，官商民等多视角，构成较为完整的陶瓷文化体系记载。这些典籍自19世纪中期陆续被译为英法文西传，陶瓷文化自此参与西方对中国文化形象认知的建构，并在人类文化发展中产生世界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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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典籍西译历程

（一）陶瓷技术西传肇始：实用导向的陶瓷典籍翻译

中国陶瓷典籍西传始于1856年法国汉学家儒莲译《景德镇陶录》。儒莲从事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多年，汉语言功底深厚，翻译经验丰富。其译《陶录》主要源于社会生产需要：时值欧洲研习中国烧窑技术几世纪却未达满意成效；且各国政府与厂商随工业革命兴起陆续追求陶瓷工业化量产。儒莲（1856:xi）认为此时翻译具有科技使用价值的陶瓷典籍令哲理寓于生产实践，科学哲学服务于实际用途，使汉学研究的意义由理论上升至实用价值。该译本受到法国政府农商部门的资助，双方皆望其对国家陶瓷生产工业化作出实际贡献（同上：iv），且尚未完稿便为诸多西方厂商所关注。

儒莲的陶瓷典籍译本实用性特征明显，从其标题《中国陶瓷史及其制作方法》便可窥知一二。正如序言中所强调，他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视“科技信息的准确传达”（同上：viii）。儒莲未完整翻译《陶录》，仅保留介绍中国陶瓷生产体系、制造工艺及相关品物技术概念的前七章，删去探讨陶瓷相关文学作品与民间杂说的后三章，并从“对生产制造工艺探讨更为详尽的《陶记》中截取大量有实用价值的内容插入文本”（同上：xix），以扩充译本的科技实用信息含量。他特邀皇家陶瓷工厂资深化学家萨尔威达（A.Salvétat）共同作注，从化学家与烧窑研究者身份切入，分析原料配比与烧制流程，联系生产实践对比中西烧窑差异，依目的语国家生产习惯改写汉语中相对抽象且经验性的技术描述，使之融入西方生产模式，以中西技术融通创造新的工业生产价值。加之厂商在即将完稿时提出对行业指导手册的需求，译者更加坚定“译本应服务于生产用途”（同上：iv），遂在文后添加涵盖576词项的陶瓷专业概念索引，供生产中的信息查阅。译本被赋予较强的检索查考与释疑功能，继而产生工具书属性，令文本实用性进一步加强（何华连，2004:99）。

儒莲的陶瓷典籍初译是西方系统性认识中国陶瓷的开端。英国陶瓷研究先驱人物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伯纳德（Bernard)(1917:45）指出：儒莲译本为西方陶瓷生产的重要参考及研究发展的源头。日后西方涉及陶瓷工艺生产（Monkhouse,1901;Hobson,1915）的研究无不溯源至儒莲译本。

（二）陶瓷艺术西传流变：鉴藏导向的陶瓷典籍翻译

19世纪后半叶，汉学家及鉴藏家卜士礼翻译《陶说》《陶冶图说》等陶瓷典籍。作为“西方第一中国陶瓷专家”（Monkhouse,1901:1），他旅居中国三十年间考察制窑地、结识本土专家、观览诸多器物、深入研习中国陶瓷器，为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及个人收藏近千件中国瓷器。时值西方陶瓷器收藏热潮渐起，儒莲译作在此时内容广度与细节阐述皆显不足（Bernard,1917:45），收藏者们亟需中国本土文献的指导（Hobson,1915:xix）。卜士礼首先翻译其认为最具权威性的陶瓷典籍《陶说》，为当下陶瓷鉴别研究及收藏工作提供参考性书籍（Bushell,1910:vii）。后相继英译《陶记》《陶冶图说》等，进一步联系陶瓷鉴藏研究与实践，望对日后西方陶瓷艺术研究有所启发（Bushell,1896:iv）。

卜士礼译陶瓷典籍旨在“纠正先前文献误区，使译本在鉴藏工作中发挥作用”（Bushell,1910:vii）。其常在序言中构建陶瓷领域知识图谱，探讨如何将文中鉴别内容与当时研究进程相结合，使之在实践中焕发新价值。译者极重视鉴别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广泛考据《格古要论》《博古图》等古汉语工艺著作与艺术图典，在大量书证基础上据经历见闻从收藏专业角度分析补充，结合实物及图例论述专业概念。注补所涉内容包括年代溯源、概念对比及功能拓展等，对器物年代判断、釉色分析等鉴定环节皆有实际意义。鉴于年代鉴定是时下收藏工作最重要的部分（Sayer,1951:xiii），译者行文始终以历史为轴，令读者对陶瓷器的认知不脱离时代特征与断代鉴定需求。且在保留原著编年前提下厘清知识脉络、规划章节内容、细化标题并反映于目录，使译本逻辑结构明晰，便于鉴别中的知识查考。

后期，卜士礼对陶瓷器艺术的理解上升至新层面，认为欣赏中国陶瓷器除鉴别年代真伪与品质，更应感悟作品的艺术美学与隐性文化内涵（Monkhouse,1901:xii），翻译重心由陶瓷器鉴定转向鉴赏。他搜集《历代名瓷图谱》等相较于工艺鉴别更重艺术性与欣赏性的珍本，以汉英对照形式，保留古本手抄、绘图与版式，侧边辅以译文、下方添加注释，由图典呈现珍贵原本。其在书中增加实物收藏图片，相较于图文共释更供读者观赏精美陶瓷器，提升译本的艺术价值。

卜译陶瓷典籍为日后多年西方以艺术鉴藏为核心的中国陶瓷研究奠定基础：博物馆专家伯纳德（1917:46）认为卜译本是收藏实践的重要参照，对西方陶瓷鉴藏研究启发颇多；陶瓷收藏家达维德（David,1949:165）也在诸多研究考证后肯定卜译本的权威性及艺术参考价值。且卜士礼由鉴定向鉴赏的翻译重心转向使欣赏性颇强的陶瓷典籍受众渐广（Hobson,1915:xix），初步启发西方民众对中国陶瓷的关注。

（三）陶瓷文化西传深化：文化导向的陶瓷典籍翻译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佘义重译《景德镇陶录》并发表《匋雅》英译本。佘义居中国香港近三十年，期间接触中国艺术文化，对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记载并整理，先后发表两部史志。回到英国后，面对中国陶瓷收藏者及学生的需求，强大的责任感令佘义承担起翻译陶瓷典籍的任务（Sayer,1951:xii）。佘译《陶录》源于“百年前儒莲的译本缺乏完整性且精髓部分阐释有失”（同上：xvi），期望通过重译再现前人所忽视的书中历史、地理、典故等文化元素，为西方学者提供工艺鉴定、历史溯源之外的陶瓷研究视角。佘义还翻译了京城古董商陈浏所著《匋雅》，该文献具有通俗性与经验性；陈浏带有批判色彩的叙述及寓历史于文字的风格（Sayer,1958:vii），为读者提供对中国陶瓷的文化、文学视角解读。

佘义译陶瓷典籍旨在再现原文本面貌，包括还原文化信息及汉语文献风格（Sayer,1951:xviii）。佘义重视典籍所载陶瓷相关诗文、故事、传说等内容，为此，他特邀多位文化收藏界的中国友人助其考察生僻历史典故等文化信息（Sayer,1958:ix）。译者史家身份也令其对书中人事名物制度尤为关注、多作注补，由是提示与之相关的编年信息。其也在涉及相应朝代及年号的页边添加年份信息，如在论述“宣德年制龙缸窑”时标注“A.D.1426-1435”，即其生产年代，赋予文本史志特征，发挥历史记录与文明传承功能。译者在文后将典籍中的学者、画家、陶艺家、重要地名、书籍等整理成索引，提示可供参考的文献，为读者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路径与启示；也在附录中指出可观赏文内所载陶瓷器及艺术品的展览及画册，展现丰富而通俗的陶瓷文化欣赏路径。因原文的汉语言特征本就是文献不可分割的文化特征（同上：vii），译文正文信息与结构皆极忠实于原文，仅在处理因古汉语单音词及省略现象所导致的信息缺失及衔接问题时作必要补充，并以中括号标示与原文的差异；且一系列文化注补仅通过副文本实现，让读者充分领会汉语言特征及陶瓷文献的文学价值。

佘译本引发人们关注中国陶瓷的新视点：其保留原文本风貌，强调其它译本忽视的画家、诗人等审美学元素，益于品读并揭示陶瓷所蕴含的中国文化（Sonin,1952）；且其虽科学信息缺乏，但作为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阅读体验佳（Sullivan,19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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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典籍西译的文化传播价值

翻译促进知识、思想在异质文明间的流动、交融，使器物文化得以在新的时间及空间内获得重生（屈文生，2018:23）。中国陶瓷典籍在不同时代被翻译赋予新的历史特征与价值，将陶瓷文化推介向更广阔的地区与人群，促成多学科领域观照下的陶瓷内涵研究，循序渐进推动西方对中国陶瓷认知的深入，并引领多元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一）地域推介价值

中国陶瓷典籍西传发轫于法国，儒莲的《陶录》法译本令其成为西方最先掌握先进烧窑技术的国家。是时欧洲多国制陶研究热情高涨，译本很快向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地传播，十几年内便将源自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技术带向近乎整个欧洲。二十年后，服务于大英博物馆的弗兰克斯爵士首先在西译文献中发现中国陶瓷除知识生产外的价值。他在为馆内收藏管理中古世纪史料时注意到中国陶瓷的可收藏性，后与卜士礼、霍布森等人以伦敦为中心开启了蔓延至全欧洲的中国陶瓷收藏热潮。

随西方收藏家对中国陶瓷品鉴知识的需求与日增长，卜士礼的一系列译本以科学严谨性服务于学术与鉴藏工作，以欣赏价值吸引专家及大众，虽发表于伦敦，但影响力已远至美洲。包括沃尔特斯（W.Walters）、毕晓普（H.Bishop）、拉梵（W.Laffan）、摩根（J.P.Morgan）在内的最早一批鉴藏中国艺术的美国收藏家们，皆肯定了卜译陶瓷典籍，尤其是《陶说》译本，对启发西方接触并深度认识中国艺术、推动中国陶瓷海外鉴藏工作发展的价值。自此，中国陶瓷在海外形成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为核心的欧洲陶瓷艺术研究中心，与日益壮大的美洲陶瓷收藏家集群。

佘译陶瓷典籍在欧洲的发行更引起民众对陶瓷文化的兴趣，其在相关专业学生及业余爱好者间传播，也带动之后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出版社相继再版先前译本。至今陶瓷典籍译本已走入全球27个国家421家图书馆，电子书形式也已面世赋予文献更广阔的传播空间与受众面。近年随卜译《历代名瓷图谱》汉英对照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作为陶瓷文化推广与交流的媒介回到文化发源地，发挥文献文物的正史、溯源及文化传承功能，见证陶瓷典籍的西方旅行及其对中国陶瓷文化的跨地域推介。

（二）学科融通价值

儒莲的陶瓷典籍西译最初带往西方的是烧窑技术。西方研究陶瓷烧制伊始便以化学家为主导，严格依据化学成分与其反应方式配料实验。地缘因素导致的天然原料、胎、釉材质差异，也令中西方烧窑技术沟通仰仗于化学分析。儒莲的翻译、萨尔威达的注解、知名制造商艾贝曼（M.Eblement）的解读及重要学者雅克马特（A.Jacquemart）等人的研究中，对原料及制陶工艺的阐释皆依托于化学学科研究范式，将相异原料悉数替换为化学元素、调配及火候代之以化学反应。西方参照西译陶瓷文献，通过反复化工实验对中国陶瓷器进行模仿复制，精进其制造工艺并试图实现创新（詹嘉，2000:42），即西方吸收中国陶瓷文化的化学学科路径。

随着烧窑技术日趋成熟，西方对陶瓷的关注重心逐渐由生产方式转向艺术鉴藏。值此期间卜士礼以鉴藏为导向的译本引领西方陶瓷学术研究的艺术转向，并促成海外陶瓷收藏体系正式建立，令西方的中国陶瓷探索路径正式由化学发展为艺术学科。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第一次陶瓷研究热潮便是基于以《陶说》《陶冶图说》为主的几部译本，如霍布森（Hobson,1915:xviii）所言，卜士礼的论著对西方陶瓷艺术研究有奠基作用。参照其《陶说》译文（《东方陶瓷艺术》收录版本），陶瓷研究从工艺类别及艺术史两个视角分别确立四个分支，日后霍布森、达维德等人延续此体系开启更加细致而完善的研究。自此，中国陶瓷艺术开始被作为一个重要且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看待（黄巍锋，2020:123），不再限于技术精进，而拓展至鉴赏层面；相关研究不再是碎片化的考察，而是全面且系统地依照艺术史观及其研究范式开展。同时，卜译《陶说》与《历代名瓷图谱》经删节修改，收录进《中国艺术》“陶瓷”部分，成为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国艺术品收藏计划的指导手册（Hobson,1915:xix），引领海外首个中国陶瓷专馆正式建立。后在巴黎赛努奇（Musee Cernuschi）等博物馆要求下陆续译为多种语言（Kerr,1990:78），指导多家博物馆进一步筛选、甄别藏品，并据此分类编目与陈列展示。西方的中国陶瓷收藏体系逐渐成形，中国陶瓷正式从化学工业领域走向文博艺术行业。

中国陶瓷在西方作为艺术领域下的一大门类发展近半个世纪。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艺术视阈下其主要研究框架尚能兼顾中国陶瓷的特征，但已完全以西方的欣赏趣味为准（郭伟其，2011:34）；且其将中国艺术视为一个稳定不变的整体，牺牲了中国陶瓷在发展历程中的丰富性和差异性（Craig,1997:9）；这呼唤西方学者重视“陶瓷在技术与鉴别之余其它有待开拓的领域”（Medley,1979:93）。此时佘译本的出现迎合西方的中国陶瓷发展需要，给予陶瓷研究新视角，即将中国陶瓷看作一种文化，从其起源、演变、传播、功能与本质等角度进行文化学探索。受其启发，西方学者先后回顾中国陶瓷发展史，详尽探讨各时期的陶瓷演变（Kerr,1986）与其社会功能（Kleinhenz,1978）；从陶瓷贸易史看陶瓷的商品价值与文化传播功能（Mudge,1981）；进而上升至探索陶瓷文化本质，分析其在世界文化交流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Finlay,1998）。中国陶瓷文化自此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化与社会进程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且文化学视角下的西方陶瓷研究并非崭新而孤立，而是与陶瓷技术、艺术等研究相互联系、交融，形成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体系，在宏观层面建立更加立体的中国陶瓷在西方的形象。

（三）认知建构价值

中国陶瓷发展历程是在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的不断精进中，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终将陶瓷器物塑造为文化的载体。陶瓷典籍西传的百余年间，译作完整性与内涵不断丰富，相继发挥实用指导、审美引导与文化载体功能，建构并完善西方世界对中国陶瓷文化的认知。

儒莲的陶瓷典籍初译诞生于西方钻研制陶技术之时，其发挥实用指导功能，对西方烧窑技术的进步及日用陶瓷工业化生产的实现作用极大。《陶录》译本一经完稿便直接用于指导法国赛弗勒（Sevres）皇家工厂的陶瓷生产（陈友冰，2013）。该厂据文献所载寻得重要原料高岭土并造出诸多器型图案皆与中国陶瓷相似的产品（詹嘉，2000:43），迅速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陶瓷生产厂之一。其后陆续传入周边各国，成为几十年内欧洲制陶技术飞速发展的动力。加之李约瑟（1990）曾指出，景德镇是最早的工业城市，其窑厂运作体系应对西方陶瓷工业化生产有所启示。西方由此在中西陶瓷技术交流中了解我国古人如何发掘和利用天然物，依意志发明创造，依智慧统筹工业生产，即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核心内涵。西译陶瓷文献初步建构陶瓷在西方的工业产品形象，开启大众对中国古陶瓷科技文明的认知。

卜译本面世后，西方的中国陶瓷鉴别研究愈发完善，文博收藏体系步入正轨。随后中国陶瓷专馆的建立推动西方频繁举办艺术展览，大众开始拥有更广泛的路径接触中国精品陶瓷，以收藏风向引领西方的中国艺术审美变迁（格雷、赵成清，2018）。另外，卜士礼后期所译、以《历代名瓷图谱》为主、装帧考究、绘画精美、以艺术欣赏为目的图典类文献正符合时下西方之流行，在学者、收藏家及大众间引起广泛兴趣（Hobson,1915:xix），使中国陶瓷在西方受众群体扩大，审美认可度提升。陶瓷典籍发挥审美引导功能，以涵盖艺术美学的陶瓷器物为依托，引领西方“以陶瓷为主导的对中国艺术的审美欣赏”（同上：83）。陶瓷走出产品局限而被赋予艺术品内涵；西方逐渐从先前视陶瓷为工业产品，仅重其器型与质地实用性，摒弃中国艺术装饰代之以西方纹案的功用生产方式，转向以审美为导向，将陶瓷工艺、纹饰、字画视为统一整体的艺术欣赏模式。

针对中国本土陶瓷文献西译，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收藏先驱达维德（1949:165）曾指出：卜士礼的译本虽已具有充分学术水平和权威性，但离完整揭示中国陶瓷面貌尚有差距。陶瓷与文化发展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陈雨前、杨莉莎，2010:94），佘义从史家视角挖掘文本中由陶瓷衍生和反映的文化元素，将其显化呈于读者面前，深入其对相关历史、民俗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Sullivan,1960）。这给予陶瓷典籍译本同陶瓷器物相似的文化集合体特质，即以陶瓷文化映射更广泛的中国文化，由译本启发大众对衍生文化的关注。当陶瓷典籍被赋予文化载体价值，西方读者对陶瓷的认知上升至中国文化集合体层面，开始以探寻陶瓷文化内涵为始了解更加多元的中国文化。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Finlay,1998:187）所言：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国陶瓷此时作为罕见的非单向文化传播，在“文化大循环”中扮演核心要角；使地区间文化要素彼此往复循环、互鉴互学，令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渗透、影响、融合，超越此前任何时代。颇具衍生性与创造性的中国陶瓷文化自此广泛参与中西文化互鉴及世界性的中国文化形象建构。

（四）文化演进价值

中国陶瓷文化的特殊性令其立足于器物，却涵盖艺术、制度、民俗、哲学思想等诸多要素。陶瓷文化内涵在西传过程中演变、发展，推进多元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所涉文化体系实现由物质向精神层面的跨越。

陶瓷器物及其技术隶属中国文化器用体系。正如器物制造是人类文明的初始，陶瓷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始于“功用”，依托于技术，在对生产能力的追求中实现社会进步和文化交流与发展。直至儒莲译本走进收藏者视野，人们才逐步探索先前尚感陌生且遥远的中国陶瓷的独特性与精致性（Bernard,1917:45）。当艺术审美被融入陶瓷的品鉴，器型、装饰等设计要素超越器物功能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主流。又因器物设计蕴含着制造者的主观思考与审美趣味，标志着特定地区、时代、人群的艺术取向，陶瓷文化传播内涵开始由器用体系上升至艺术体系范畴。

卜译本出版过后，西方艺术史观下的陶瓷研究及收藏体系的确立令陶瓷文化的“文化丛”特质逐渐显化，各界人士以陶瓷为始，关注与之相关的美术工艺。如知名古董商布鲁特（Bluett,1933）基于明清瓷器对中国绘画及文字特征进行探讨；东方艺术学者贝利（Bailey,1935）就古月窑考察瓷器的绘画与雕刻工艺。文字、绘画、书法、雕塑等传统文化要素与陶瓷同为中国文化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凭借陶瓷文化这一载体从新的视角进入西方视野，启发人们关注艺术文化要素的交融性及造物应用价值。陶瓷文化不再仅是生产生活的一环，而是超越其自身形态价值，展示造物之美并辐射更广阔的中国艺术文化。

陶瓷蕴含设计者思想，更体现使用者的身份、审美，乃至时代风俗制度等整体价值观念，凝聚着精神文化（詹嘉等，2009）。当西方读者从西译文献中了解相应历史文化背景，把握中国陶瓷发展脉络，其对陶瓷文化的理解超越艺术体系，折射向更深广的社会与思想层面：如从《陶冶图说》中领略陶瓷祭器映射的祭祀民俗等行为文化（GeigerHo,2003）；从《匋雅》认识器型背后的礼仪规制等制度文化；从《陶录》了解器物设计所蕴含的思想与信仰等精神文化（Krahl,2001）。伴随陶瓷典籍西传，西方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体认由形而下者的“器”发展向形而上者的“道”，从器用体系走向艺术体系，进而完成向行为、思想等更接近“文化内核”的精神文化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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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陶瓷典籍译者顺应社会需求，将身份与思想寓于译本中，引领以典籍为载体的陶瓷文化西传。在此过程中，西方对中国陶瓷的认识由工业产品上升至文化内涵丰富的艺术品；知识需求从化学技术转向审美艺术，进而发展至对中国文化的多元认知；受众由工业专家发展至学者，最后走进普罗大众。从陶瓷科技文明出发，以陶瓷艺术为核心，典籍译本伴随着学科、地域的跨越将与之紧密相关的绘画、文字，乃至民俗、哲学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带去西方。典籍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时间与空间层面不断缔造新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价值，对知识文明传承和中国文化传播意义重大。

文献来源：许明武,冯慧怡.中国陶瓷典籍西译与陶瓷文化传播[J].中国翻译,2022,43(03):56-63+192.转载已获作者授权.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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