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方梦之：中国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探源

摘要：新旧世纪之交，我国翻译研究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引进告终，进入了自主研究的独立学科阶段。一场生机勃勃的变革来临：在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理念下，新论迭出、范畴拓展、概念创新，正在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本文溯源近一二十年来的新理论、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论述中国译学迅速发展的理据，包括翻译研究机构和组织的指导和推动。

关键词：中国译学；主体性；原创性；新范畴；新概念

近两三年沉潜于修订拙编《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为我国译学新世纪蓬勃发展所鼓舞，爬梳剔抉，补苴罅漏，忘老之将至不觉年力衰微，乐此不疲。辞典的编写、出版周期长，虽说该书问世于2011年，但所收的词条基本上是上个世纪的，新理不足，已显陈旧，亟待完善。新世纪以降，在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感召下，我国学者自主研究蔚起，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和责任感，新理踵出，涌现出大量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具有崭新的原创性和时代感。新世纪的头20年已成为我国译学发展史上最富成果的时期。

新旧世纪之交，我国翻译研究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引进告终。我国译学进入了自主研究的独立学科阶段。“接轨”不是目的，翻译研究的目的是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立足本土，创新理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从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构建新理论，为国际译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方梦之，2021：29）。现今中国不但是世界翻译大国，而且还是一个译学研究大国。我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数名列前茅，正在建构自主的译学话语体系，力争成为世界翻译研究强国。

历经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规模引进，我国翻译研究摘下了“落后国际 20 年”的帽子，赶上了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步伐，对译学本体和外围有了明晰的认识。期间，西方的译学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表述渐入国内学人的字里行间，西学的分析性、逻辑性、思辨性特征得以张扬（方梦之，2017：20），为我国翻译学科的自主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译学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华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使我国译论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历经前学科、准学科到独立学科的不同时期。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和探索孕育并生发了中国传统译论，前学科阶段岁月漫长，一条古典哲学—美学的红线贯穿始终。近代中国，利玛窦、理雅各等传教士基于语文学的翻译活动开创了西学东渐的潮流，中西文化碰撞推动着我国翻译研究进步。

改革开放后，中国译学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准学科阶段，引进成为当时我国译学研究的推动力，“与国际接轨”成为初期目标。在外力的冲击和推动下，这个阶段是在我国传统译学与世界译学的比较、互鉴下度过的，我们较多地借用外来理论和话语方式来阐述国内翻译实践，消化外论，研究中动辄依赖外论，少有建树，学术前进的步伐不大，主要是学习加上应用，为自主研究打基础。

新旧世纪之交，适逢国际译学发展势头减缓，译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乏善可陈。巴斯奈特（Bassnett，2020）对新世纪初的状况深有感慨，曾写过题为“翻译研究正处在十字路口”（Translation Studies at a Cross-roads）的回顾性文章，呼吁学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其他领域合作，加强跨学科研究。

改革开放头 20 年，国内学者对西方译学资源的集中引介和倾力传播，孜孜以求、锲而不舍，旁搜远绍，曲传其义，虽不能领略其全部，但已积其要义，实有所鉴。学术思想潮起潮落，我国学者逐渐从国外译学的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自主意识加强，从理论自觉走向理论自信。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译学经历过短暂的“沉寂期”，在短期的沉寂下暗流涌动，学者们在思考、梳理，蓄势待发。眼光向外，重外不重内的现象得以改观，有的论者从跨学科角度拓展出去，有的从传统译论生发开来，有的从总结实践经验着手，有的从国外译论的症结进行阐发……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国翻译研究翻开新的一页，开始进入自主的独立学科阶段，一场生机勃勃的变革来临。

新世纪以降，论者从不同路向、不同学科寻觅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点，或者反思前论，从大量实践经验中提炼精髓，生发出新的范畴；或者从不同视角萃取新范式，建立新体系。黄忠廉2000年、2002年先后出版专著《翻译变体研究》和《变译理论》。变译论的全面展开，令译界耳目一新。变译论基于变译实践，是反映变译本质与规律的思想体系与科学原理。它以变译为研究对象，研究变译过程及相关因素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变译行为的一般方法与原理。几乎与此同时，胡庚申于2001年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拉开了生态翻译学的序幕。生态翻译学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观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理论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变译论和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已逾20年，当今已成显学，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已为译界所公认。

或许受生态翻译学的启发，从其他学科视角观察翻译、研究翻译群起而仿之，带有“XX翻译学”“翻译XX学”或“翻译学XX”字样的可以自圆其说的学说络绎不绝，如“科学翻译学”“认知翻译学”“文学翻译学”“语言翻译学”“大易翻译学”“实用文化翻译学”“比较翻译学”“中西比较翻译学”“共生翻译学”“图解翻译学”“应用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国家翻译学”“文学翻译审美学”“实用翻译美学”“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思维学”“翻译经济学”“翻译伦理学”“翻译心理学”“翻译认知心理学”“翻译哲学”“翻译安全学”“翻译传播学”“翻译美学比较研究”“翻译美学导论”，此外还有“翻译学概论”“译学津源”“翻译学教程”“翻译学实用教程”“翻译学人门”“翻译学导论”“翻译学通论”“翻译学选论”，等等，为《中国译学大辞典》收录的不下四、五十种，数量之多，涉及之广，以致该辞典修订版不得不单独辟出“翻译学’的类目。

以上还不包括无“学”之学，即以“论”“理论”“概论”“通论”“原理”“研究”等命名的作品，如果一一分辨计算，至今出版的翻译理论专著当数以千计。上列各著均以跨学科视角，作了知识系统化的努力，可是各著的境况大不相同：有的可能问世之时即寿终之日，无人问津，有的“曲高和寡”有的尚待时间的评判和检验。学术产品不是工厂成品，检验合格就可使用。霍姆斯早在1972年“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社会学，它的学术进程缓慢，只是过了30多年，翻译产业和翻译学科发展了，社会对翻译的参与度和关注度高了，翻译对社会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大了，翻译的社会问题才愈益凸显。到了2005年5月，“作为社会实践的口笔译”国际会议在奥地利格拉兹大学翻译系（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University of Graz）举办，会议的主旨是推动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从此以后，社会翻译学才慢热起来，至今已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学的中国话语研究的议题基本上涉及的是史海钩沉、翻译评论等，真正深入到纯粹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原创力作不多（刘军平，2021：15）。以上诸论各学未必都有成效，但至少是对我国以往研究途径和思路的反拨。现在，对关联学科的借鉴多了，视角多了，纷纷建构可以自我解释的知识形态。“视角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意味着特殊性和专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般性和系统性的缺失，加之不同视角之间缺少有效联通，自然会产生一些知识孤岛，很难转化为高效的翻译生产力。”（李瑞林，2021：28）

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范畴即基本概念，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范畴概括了翻译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构成译学话语体系的“骨架”。它既是以往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杨自俭（2000）指出范畴在翻译学科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翻译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要看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理论体系的建立要看“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的界定是否清楚并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体系”。可以这样说，范畴的创新和拓展是译学建构和完善的基础。我国每一种创新的理论都以创新的范畴为基础。以下略举四端，以供讨论。

1）黄忠廉在新世纪初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变译理论以中外名士的翻译变体为由头，从传统译学引入理论资源，从跨学科角度对翻译的各种变体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无论在理论创新、译学话语创新、范畴拓展，还是方法论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为我国翻译研究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黄忠廉（2002）认为，变译即译者（人或/和机器）用译语摄取原作信息以满足特定需求的翻译活动，其基本范畴可归纳为八个字，八个方面：“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变译的变通是为了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而对原作灵活变动的行为。八大范畴或八大变通策略构成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译、参译、仿作等 12 种变译方法。

2）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特别是诗歌翻译的总体理念是“美化之艺术”。其基本范畴是“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三化”（深化、等化、浅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以及“文化竞赛论”“创优竞赛论”“创译论”和“发挥译语优势”。“三美”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三之”是文学翻译的目的论，“三化”是文学翻译的方法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有深厚的传统渊源：“三美”来源于鲁迅，为文学艺术之基本要求；“三之”为孔子《论语》中的言论改换而来，本为求学之境界或动机；“三化”由传统思维之“深化”类推而出，是许先生的创见。

3）方梦之 2003 年开始倡导的应用翻译研究，以“一体三环”为认识论（“一体”即译学本体，“三环”为不同发展阶段渗入译学的各关联学科），以“达旨、循规、共喻”为价值观，以“宏中微三分”为方法论，以“文类细分”为实践原则。宏观上，应用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同时考虑信息传达的效果。中观上，以翻译策略为表征，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策略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探究微观技巧的理据。不同职业群体或语言集团运用不同方式组织信息，专业话语的细分以及翻译技术的应用、管理和研究成为应用翻译的一个特殊领域。

4）翻译标准历来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范畴。过往讨论翻译标准，不外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境”，国外则有“等效”“等值”“对应”等。这都属翻译工作者的定性目标。而随着大规模翻译生产和频繁的国际交往，需要有具体的质量标准，如术语、符号、图表、计量单位的使用，译文差错率的计算、对译文合格与否量化的认定，以此作为相关各方业务上的依据。国际上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机构，我国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权威部门专事制订各相关标准。行业协会，如中国翻译协会，近10余年来已与权威机构联合和单独制订翻译标准或行业自律规范 10 余部。这对于加速完善我国语言服务的产业化、翻译教学的规范化、提升行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翻译标准这一范畴不仅仅是笼统的概念，也可生化为翻译生产环节中量化操作的文本。在翻译标准的范畴下，有一系列次级范畴，如笔译标准、口译标准、翻译技术标准、翻译服务标准、多元系统翻译标准、话语层翻译标准，等等。

以上列举翻译本体的范畴。实际上当代翻译研究外围广阔，已形成与相邻学科互动为特征的理论生产系统。相邻学科凡有进步，翻译研究必受裨益。不屑说人文社会学科，就是科学技术学科，如人工智能、计算机、脑科学等也与之紧密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知识网络，包括翻译技术、语料库、互联网等。继续衍生出去，又有许多下位范畴或次范畴，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学科知识体系。

概念是理论的起点。概念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概念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概念也不断发展变化。只有逐渐认识到某类事物的深刻的本质，才能产生深刻的概念。“把握具体真理的逻辑思维形式是具体概念，而具体概念是不能离开科学的理论体系及逻辑范畴来把握的。”（冯契，1996：315）我国译学新概念的产生有多种不同方式，或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启迪，或对原有概念进一步拓展，或借关联学科概念之形义，或对译事新知的提炼，或直接引进吸收。

术语是某一专业领域概念的表征，是学术话语的基本单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自有一整套术语可以用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和定理的基本概念。术语忠实地书写了译学的成长，历时和共时地记录了其学术进步的足迹，回应了过去和现时的热点、焦点和重点。任何学科要取得独立地位，重要因素是要有一个定义清晰结构严谨的术语体系和一个稳定的知识系统，“知识”就是将历时与共时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普遍理念和特殊事体知识的统一，“系统”乃体系化了的具体知识概念的有序集成。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是跨学科视野中的知识性建构（王晓路，2021：263）。以下就新世纪我国译学新概念及其术语的来源略作铺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的深厚基础。挖掘并阐发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基因，是建构中国译学的不竭资源。中国学术话语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中华文化照耀着我们学术话语的创新过程。例如：

推手路径  张佩瑶在翻译史研究中提倡“推手路径”，以容纳对立面，关注他者，并与之良性互动，为人文学科提供二元以外的思维方法。太极拳理论有“上下相随，随屈就伸，沾连黏随，不丢不顶”之说。太极拳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以静制动、妙处全在借力。这种拳术学所呈现的“并非敌我分明的尖锐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中有互动，互动中又保持对立的特色”。按照“沾连黏随、不丢不顶的推手要诀，把‘过去’与‘现在’这两个历史研究范畴内最基本、最为重要的类别，视为互相关联的概念，强调以古鉴今、以今明昔的重要。”（张佩瑶，2012：12-14）

译文三合  文章翻译学借用传统文章学的术语，仿照“译事三难”的句式称之。其中“合”是相合，即“对应、匹配”，既非语言学派“等值”“等效”等各种“等”，亦非文化学派“改写”“重作”等各种“创”。“三合”指译文和原文要求在三个方面做到相匹配，即“义合”“体合”“气合”。“三合”从译者角度看，可说是翻译的原则，是“译而使之合”；从读者角度看，可说是翻译批评的标准，是“验其是否合”（潘文国，2019）。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开始只认为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经过不断的实践和研究，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而是一项重要的人类文化活动。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化，促进了对译学本体及其相关概念的深化。如：

文化回译/无本回译  “回译”最初的概念是；原文 A译为B，再从译文B返回到A；主要用于检验译文的质量。但“回译”不止于此，它的内涵和外延扩展了，跨越双语对应的樊篱，着眼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文化方面的传译——回归源文化的翻译，称为文化回译，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游记》、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等。还有“无本回译”，是缺乏文本根据的回译，但仍有文化之根作为根基（王宏印，2015：2），如林语堂、张爱玲、老舍等的英文小说自译或他译成汉语。这种回译不依源本，是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回归。另一种是原本佚失或无原本，只能根据第三种语言译本回译，也称无本回译。

反向格义  指用西方的思想哲学概念来比附我国的传统理论和思想概念，以追随国际学术思潮，与“国际接轨”。传统的佛经翻译法是“以中释西”（sinicizing the foreign），而现当代译界是“以西释中”，以西方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翻译实践这种方法可以称为“反向格义”（刘军平，2017：747）。

现代语言学把翻译研究带入科学研究的殿堂，催生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轻松地移植了一批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甚至是基本概念和基础术语。例如“‘转换’，本来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即按照一定的规则来重新安排结构成分的次序，添加或省略某些成分等手段，把一个语言结构或几个语言结构改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以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进行语言分析。移植到翻译研究，‘转换’既可以是同一语言内部的结构转换，也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方梦之，2006）翻译研究是开放性、综合的学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关联学科陆续参加进来，带来了新概念、新表述，例如信息论的“编码”与“解码”等。以下是新世纪概念和术语移植的两例：

翻译群落  “群落”是来自生态学的术语。在生态翻译学中指特定翻译活动的发生、发展、操作、结果、功能、效果等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的、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诸者”的集合体，包括作者、译者、委托者，以及读者、发起人、出版商、编辑、翻译研究者等，即翻译活动中涉及的诸多“人”（胡庚申，2013：105）。

行动者网络理论  原为社会学术语，把社会看作是动态的过程，主张通过重构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来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就翻译而言，除了译者外，还存在各种既合作又对抗的行动者，如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翻译评论者、翻译审查者、赞助人、封面设计者、促销策略、版权政策、稿酬制度，以及其他组织机构等。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可以编织成强大的翻译网络。网络中既没有译者中心，也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任何终极的根据，因为一个行动者在某种意义和层面上归属于某个世界，而在另一种意义和层面上又从属于另一个世界（黄德先，2006：8-9）。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为凝聚新概念、产生新表述创造条件。创新的术语是表述新概念的有力工具，新概念要有确当的语言符号把它呈现出来，才能进入学术话语体系。例如：

国家翻译实践  指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身目标而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其中，国家是翻译实践的“法律主体”，以国家名义实施翻译的机构是“行为主体”，国家是实际“赞助人”。国家翻译实践因“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需要而生，涵盖制度化翻译和机构翻译，它既是系列的翻译实践活动，又是一个研究领域，研究维度涉及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高玉霞、任东升，2019：131-140）。

网络翻译批评  由许钧与高方在“网络与文学翻译批评”一文中首先提出。是当代翻译批评体系的组成部分。网络翻译批评是现代高科技影响的结果，其物质基础是电脑和互联网，它的信息储存和传播依靠的是电子技术。网络翻译批评提供了“个人化大众批评的批评主体，跨语境现场批评的批评方法和开放性多元批评的价值观”（禹建湘，2010）。网络翻译批评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

大规模引进已成过去，但是国外翻译理论中的思想概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仍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所引介的表达方式、知识形态以及思想内容会在客观上激发对原有认知模式的重新思考”（王晓路，2021：263）。借鉴、吸收西方理论，为我所用，仍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有的可直接“拿来”，有的要加以改造。如：

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  是理解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之前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其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将前理解的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见”（Vorsiche，foresight）和“前设”（Vorgriff）。这三个层面中,“前有”是先验的，因而是不能有意识建构的；而“前见”和“前设”却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刘军平：2019：307）。

娱乐化改写（rewriting for entertainment）  译者采用娱乐化的特色词汇和结构对原文进行改写，以迎合“娱乐至上”泛娱乐化的价值取向。近些年来，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对其中的文字翻译部分不乏娱乐化改写；电影中的娱乐片作为一种类型有重要地位，除了情节和人物塑造外，轻松、幽默、调侃的语言和网络语言成为译制娱乐片的重要元素。所有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

21世纪初叶，中国译学话语空前发展，追根溯源，其主要理据在于：我国译学界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普遍加强，我国翻译事业的迅猛发展，关联学科的日益进步以及各级各类翻译研究机构和组织特别是中国翻译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译协”）的指导和推动。

1）翻译研究发展到现在，知识体量和学术领域已相当庞大，时空上无序地扩张开来，古今的、中外的、多学科的、多媒介的，错综复杂，需要有一种主导思想和路径来整合不同学说的合理而有效的成分。文化自觉是基于对古往来今的中华文明深切的价值关切，包含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西方传统之外的思想路径和哲学路径。以传统文论为源头，挖掘传统译论资源，已经成为我国译学界寻找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体现了我国译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过去一味引进，较少细辨。如莱斯和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重在宏观上辨析不同文本的功能和语言特点，分为信息型、呼唤型、表情型之类，是翻译研究普遍的基础理论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引进以来，我国学者动辄引用，好像“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文本类型繁多，此论很难“对症下药”，与翻译实践契合度不高，需要拓展，予以细化。

2）关联学科每有发展，必然反映到翻译学科中来。语言学最早把翻译研究带入科学的殿堂。语言学从普通语言学发展到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批评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从而有了认知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等。翻译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除了与语言学有基础性关联之外，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人工智能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之都可能有交叉。译学不断借用关联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催生相应的知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在关联学科的借鉴中建构可以自我解释的知识形态，生成可以自我言说的话语结构，逐步形成以交叉学科研究为特征的观念生产架构，实现从领域化到学科化的转变（李瑞林，2021：23）。

3）各级各类翻译研究机构和组织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翻译事业和译学的发展，引领译界思想潮流，组织翻译知识生产，为建构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做出了各种努力。中国译协“‘在鼓励和刺激科学进步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直接因素所起的作用都大一些’（默顿，2012：123）。这些专业机构的建制无疑显示了认知和知识形态变化所引发的思想巨变。”（王晓路，2021：267）笔者倡导的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自2003年创办以来，至2021年已开了九届，中国译协领导已换了几任，每次都有主要领导到会发言并参加活动。这只不过是中国译协指导和参与的许多国际性、全国性活动之一。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它的号召力、影响力是无可取代的。作为全国唯一的行业组织，中国译协指导翻译生产，制订行业规范，单独或与有关权威机构联合制订国家翻译标准，推动我国的翻译标准化体系建设，截至2021年，参与制定发布了19部国家、团体标准及行业规范。

翻译研究从发生、发展到建立学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1世纪初期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我国译学却已然上了一个层次。翻译知识生产自主的场域还在扩大。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原创性、自主性的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已经确立，用中国理论来解释中国翻译现象成为日常。从修订后的《中国译学大辞典》的总体来看，除了基础术语之外，本土化或自创的术语已经过半。我国译学话语结构和知识形态焕然一新。不过，学贯古今、融通中外、流源分明、联系实际、影响国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建立还有待时日。

方梦之，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名誉主编。研究方向：应用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

文献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翻译》2023年第3期，参考文献部分从略，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转发请注明“南大翻译研究所”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