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整体化评说
——《归异平衡——英语世界汉学家的中国故事书写》述评
摘要：海外汉学家如何书写中国故事，这一问题越来越被学界所关注，《归异平衡》聚焦该问题。该书与此前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以宏观视角观照汉学家群体对中国文学的英语书写，并以历时体系为框架对其进行整体化评说。这种整体化的评说特点，体现在历时性研究对象的体系化、统摄性主题理论的美学化和多向性研究方法的层级化。本书的这种整体化评说，不仅较为全面地廓现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图景以及汉学家的贡献及不足，而且为本土译者如何在中国故事对外译介中发挥作用打开了新视野。
关键词：《归异平衡》；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翻译批评；整体化
作者简介：李志强（1973-），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海外汉学研究；典籍英译。
文献来源：《中国翻译》2024年第4期，第123-128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内容请以期刊纸质版为准，转发请注明【翻译研究动态】及文献来源。
编辑：周方衡 南昌航空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中，本土文化形象的树立和文化交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媒介群体对文化的传播和介绍是否准确、恰当和全面。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汉学家也成为中华文化外译的主体（张西平，2014）。汉学家在中国文化、文学的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立场、策略、方法有何特点，其作品呈现出怎样不同的“他者”视角，其中有哪些值得本土译者可借鉴之处，这些都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国内学界对汉学家的研究，或以文献整理为目的对汉学家的著作和译作搜集汇编，或以历史的方法对汉学家的生平、经历、作品进行梳理，或从文学传播视角对汉学家的作品进行汇评赏析。从翻译研究的视角，专对汉学家的译作著述进行的研究也有很多，但大多是对某部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进行专题研究，选题视野多局于一隅。从宏观的历史视角，以汉学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或以某一类文学文本的翻译整体作为研究材料，展开全方位、立体式、多层级的研究，迄今尚不多见。朱振武教授所著《归异平衡——英语世界汉学家的中国故事书写》（下称《归异平衡》）一书，可谓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汉学家对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是《归异平衡》关注的主要问题。该书以“归异平衡”作为统摄性理论，以中国文学的不同文本类型为叙述框架，对汉学家译介群体在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进行整体化评析，旨在厘清英语世界重要汉学家的翻译动机、选材标准、移译理念、翻译策略、存在问题以及副文本的贡献和导向等问题，分析其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平衡运用及达到的翻译效果。这种宏观视角下的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研究，无论对于当下的海外汉学研究还是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而言，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书的主体由绪言、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构成。绪言主要讨论了汉学家中国故事英文书写的价值取向，以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四百余年的译介为历史参照，分别从时代心理、思维方式、社会嬗变、认同转向和匡正偏见等方面，探讨了汉学家英语书写中国故事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提出本书的根本宗旨，即“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寻找更佳路径”（朱振武，2023:19）。
全书正文部分共含七章，分别是对“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及史传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先锋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中国港台地区、海外华语文学”等七种小说类型在海外译介的评析。七章下再各分小节，每节论析一部或多部译作，共计二十九节。《归异平衡》是作者历时十年的深耕之作，无论从资料梳理、理论创新、材料评点、叙事框架等方面都体现出其匠心。正文内容在中国文学的历时框架下，对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学文本进行了动态、多维、详细的品评赏析，每小节标题以对偶句凝义述旨。其中涉及不同类型文学文本计三十余部（篇），西方汉学家二十四人。作为一部翻译批评著作，该书评点的作品数量和汉学家数量都可谓宏大，书中除对各种译本、汉学家的文字描述之外，还配有人物画像和实物插图。虽然本书不是以历史文献整理为目的，其中的原始文献收集和相关研究资料，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献学意义。本书的结语部分，主要讨论国内在汉学家中国故事英语书写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指出了整体上研究对象单调狭隘、跨界研究少、异化译本接受性不足等问题，提出了“译”“介”并举的应对策略，点明本书意旨。附录中的两篇文章同样值得关注，分别以“相似性”（同上：565）和文化外译的“自信基础”（同上：581）为题，为“归异平衡”论提供了理论缘起和作者学术态度的旁注，与前文密切呼应，成为具有正文本意义的“副文本”。《归异平衡》从资料梳理、理论创新、材料评点、叙事框架等方面都体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与其他中国故事的译介研究相比，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研究的宏观性视角。虽然本书进行的是翻译批评研究，但作者以历时视角，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加以分类，并以此为框架，对主要汉学家群体的中国文学翻译进行整体化评说。这种整体化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全书以汉学家对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为研究对象，书中所囊括的中国各种文学文本类型体现出鲜明的体系化特点。如果把“中国故事”作为学术对象范畴，就会发现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涉及文本类型众多，实难一言以蔽之。不同于将某一两部文学作品的译本，或某一两位汉学家译者作为观照对象所进行的中国故事外译研究，这种以综合、宏观视角对中国故事进行的整体化研究，在资料梳理上需要更为丰富、准确、翔实的文献，在评析方法上兼顾文学、译学乃至汉学的宏观视角，惟此才可能在整体上把握中国故事外译的发展脉络、趋势、规律及问题。本书从文学文本门类入手，主要选取以“小说”为主，兼及史传、话本、戏剧等其他文学文本。而“小说”作为广义的文学范畴，又包括多种“小说”亚类。作者将这些小说文本亚类以“历时性”视角进行“体系化”论述，关注的小说类型不仅包含古代小说，也包括现当代文学、先锋文学，还扩及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华语文学等多种文学文本类型，构建了一个纵向历时框架下，以中国小说文本类型为主体的翻译批评对象体系，全书也因此形成“体系化”叙事框架。这种特点既体现在全书的大框架之中，也体现在各章节的小框架之中。以对中国当代文学英语书写的评析为例，作者的视野不仅限于《棋王》《长恨歌》《受活》《大红灯笼高高挂》《解密》等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品的英译，还详细讨论了当下先锋派作家余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及中国港台和海外华语文学的英语书写，从而以体系化和历时性的方法，相对全面地廓现出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书写图景。“归异平衡”论是贯穿全书的翻译批评理论，理论的提出兼具美学化和统摄性特点，这体现在其理论缘起和拓展的表述上。“归异平衡”论的提出，是基于作者对文学翻译的“相似性”和文化外译的“文化自信”两个关键概念的论述。作者基于对丹•布朗系列小说的翻译实践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相似性”这一文学翻译审美的核心概念。书中对这一核心概念的表述如下：“文学翻译家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追求与源语文本的相似性，追求内容、形式、意境、语境、节奏、韵律等方面的相似性，追求的忠实，实际上就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有机平衡的努力。不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都是如此。”（同上：565）并分别从格式塔意向、审美体验和审美视角等三个方面对文学翻译“相似性”展开探讨。基于此，“相似性”这一概念引出了本书的核心理论，即“归异平衡”论。“归化、异化”非为新创，但将这一对范畴置于本书的学术目的和论述框架之中，以“归异平衡”为视角，探究汉学家对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在“归化、异化”间的平衡轨迹和深层原因，这种应用意义上的拓展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就有了美学意义上的指导作用。“相似性”作为“归异平衡”论的思想核心，提示译者和读者从文学审美层面对中国故事英语书写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平衡加以审视，提供了美学意义上的评判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异平衡”论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语境中，具有了美学化的特点。同时，本书所涉及的不是某几位汉学家，而是围绕中国文学不同类型译本的汉学家群体译者，涉及对象数量较大。译者群体的社会身份、历史背景、学术特长、翻译风格、语言特点各具特色，要对这些不同的汉学家群体的译文进行概览式的审视和评析，则必须以一个统摄性理论贯穿全书，以便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层面展开翻译批评。“归异平衡”论在这个意义上，以俯瞰全书的统摄性理论视角，将上述问题均纳入话语射程之内。在这个意义上，“归异平衡”论作为具有“统摄性”功能的宏观翻译批评理论，由此成为本书理论构建的匠心之处。本书的另一贡献，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运用的层级化和多向性的研究方法，为当下传统文学文化外译的可行性提供了学理的分析和参考。这种方法既包括微观、中观、宏观的层级化分析手段，又包括纵向、动态、类析的多向性研究视角。本书的层级化分析手段体现在微观、中观、宏观几个层级上，用于探讨汉学家群体在翻译不同类型中国小说时，如何在“归”“异”之间求得平衡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心理、文化审美、语言修养等一系列动因。比如在第二章第三节对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与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两人的《史记》英译本进行比较时，作者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比较两位译者的翻译缘起、翻译过程、译本特点，即从微观层面进行翻译文本和语言特点分析；继而又从“个体与团体”、“此时与彼时”等译者主体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对二者所采用的“归异”策略进行归因分析，这是从中观层面进行翻译思想和背景分析；而在宏观分析层面，书中对两种译本不同翻译策略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动因进行了向度广阔的宏观探讨。作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属性，华兹生之所以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正是在20世纪美国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影响下，为西方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翻译行为（同上：165）。倪世豪的翻译则不同，他是受资助者对中华文化偏好的影响，其《史记》英译则偏重于对原文内容的忠实译出和详细解释，尽可能地保留和呈现中华文化的特点，故此更多地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这种从历史背景、文化偏好等视角对译者“归化、异化”策略选择的分析，体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政治触觉，而这种集“微观、中观、宏观”为一体的层级化翻译批评方法，立体地呈现出从译者到译本再到翻译背景的全息图景，从而更清晰、全面地呈现不同汉学家对中国史传文学的不同解读。在层级化的研究方法之外，作者又以纵向、动态、类析的研究视角，评点汉学家们翻译策略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赋予研究以多向性特点。比如作者在第一章“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英语书写”的前言中提到：“译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倾向已从迎合英语国家主流观念逐渐转变为贴近中国文化精神内蕴”（同上：22），之所以有此表述，是因为作者能够以历史的视角和动态的眼光，捕捉中国古典文学外译的历时变化趋势。书中借此提出建议，“这种先赢得读者和市场，再逐步渗透提升的持续性长线英译过程和效果，尤其值得现时期的研究者在推广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时予以重视……中国外语学者的中国文学外译是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与汉学家们的中国文学外译形成了完美互补。”（同上）中国传统文化要向外推广，仅依靠为数不多的汉学家群体远远不够，本土学者应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本土学者究竟能否胜任，则一直受到质疑（张西平，2014）。本书以多向性的方法审视和评价传统文化外译，不仅是对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外译的本土学者的肯定，更为本土学者在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中所应起的作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该书分析手段的多向性，还体现在对汉学家译文失误的评点和建议。汉学家群体对中国小说的翻译和传播固然有其贡献，但也并非完美无瑕，其译文不乏误解、误读、误译之处。比如在微观的语词选择层面，作者指出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把莫言《人与兽》中“手脖子”一词翻译为neck，把《丰乳肥臀》中的“草木灰”译为grass（Goldblatt，2004: 148、350），都不太恰当，这属于对原文误读产生的错误，并指出“再出色的汉学家，在理解一些别具特色的中国特质文化”的语言时，难免出现偏差，出现误译（朱振武，2023：448-449）。这样的误译，因语言层面的疏漏式误读造成。在中观的文化理解层面，书中认为一些汉学家的误译，原因在于对汉语本身作为语境性语言的词义理解不够充分，比如，在第四章第一节，谈及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翻译阿城《棋王》时，举出一例误译。原文：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阿城，2015: 6） 杜博妮译：Chess Fool went red in the face. “Always intruding into other people’s
business—can’t I have a game without you butting in?” he said crossly. “Go
away, just go away.” （McDougall, 2010: 63）根据上下文，“走”在小说情节语境中，应为“下棋”之义，而杜博妮此处却误译为go away，显然是因为忽略了该句与前文的关联性，从而偏离了原文本义（朱振武，2023: 306）。这样的误译，是对汉语灵活的语境文化义的理解深度不够而导致的翻译失误，因在文化层面的语义误读所致。从中观层面对汉学家文化语义误读现象的评析，也为本土译者找到了文化外译可以施展的场域。本书也从宏观文化层面审视和解读了海外汉学家的误译现象，如第三章第六节论及尼日利亚戏剧家奥索菲桑（Femi Osofisan）对曹禺《雷雨》的编译，书中对此有深刻的失误归因分析。作者首先对奥索菲桑的《雷雨》编译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指出其中诸多过度改编之处，一方面肯定了这种改编对中非文化交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过度编译为中非文学交往带来了“误读空间”（同上：274），作者认为，奥索菲桑之所以这样改编《雷雨》，是因为他“难以离开特定社会语境的约束”，“既具艺术自觉亦深谙避祸之道”（同上：283-284），其实奥索菲桑是有意识地在雷池的边界游走，这是其过度改编《雷雨》的深层原因。在世界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深刻的文学翻译批评，不仅具有现代启示意义，也拓展出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的新领域。《归异平衡》一书作为梳理和总结汉学家群体对中国故事英语书写的汇评，其于当下无论是汉学研究，还是翻译批评研究，抑或是文化外译实践，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要之有四。其一，本书选取了大量海外汉学家群体翻译的不同类型中国小说，对其翻译动机、翻译过程、翻译风格、翻译方法、语言使用、翻译传播、译作影响等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解析点评，帮助读者赏析汉学家译作中的巧妙和匠心，充分肯定和呈现了汉学家们在中华文化外译和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汉学家群体为书写和传播中国故事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的敬意。书中剖析和总结汉学家们翻译中国小说的成功之处，为本土译者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故事英语书写提供了参考，也为吸纳更多的汉学家加入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提供了动力，对推动中国故事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与以往的汉学家翻译研究不同，本书在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理论的提炼、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都有其启发性。本书以体系化的历时性中国小说文本类型为研究框架，以美学化的“归异平衡”论统摄全书主旨，以层级化的研究方法进行多向延展，对汉学家群体的诸多中国小说译本进行介绍、评点、赏析和解读。书中肯定了汉学家们译介成功之处，同时又从本土译者视角出发，指出其译作的各种不足、疏漏和短板，并由此提出本土译者在中国故事对外译介中所具有和应该秉持的优势。作为本土学者，对海外汉学家的译作进行批评，不仅需要洞见卓识，还需要深厚学养。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身体力行，彰显出本土译者在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中所能体现出的在文化感受、源语文本解读和重构语言编码上的优势，从而对推动中外文化互动，提升翻译话语地位和翻译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三，贯穿于全书的“归异平衡”论，是汉学翻译批评理论的继续拓展。“归化”“异化”本是翻译领域耳熟能详的两个术语，并非新论。但是，将“归异平衡”作为一种美学化的理论视角，统摄由诸多译者主体和多种翻译文本所构成的研究对象体系，这样的尝试尚不多见。本书将文学翻译“相似性”理论进一步阐发为“归异平衡”论，并将这一理论贯穿全书的汉学家译作分析，较为周全地分析了汉学家们用英语书写中国故事时的策略和方法。这种理论应用性研究，不仅为后续的汉学家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理论支撑，也为中国学者在翻译批评领域树立学术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第四，书中不断倡导翻译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性，对于文化和文学外译具有启示意义。“中国的文化传播、文化外译毫无疑问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上：19）。这一观点是该书作者不断重申的学术立场。在文化和文学外译过程中，对“归异平衡”的把握是个辩证的过程，其中既要注意“两点论”的平衡，也应有“重点论”的立场。文化外译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近几年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与接受，本书以此入题，提出“文化外译要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同上：581-584）。作者主张对前人“豪杰译”的继承，对当下“仆从译”的警惕，由此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归异平衡”论作出了进一步注释，也为中国故事外译所应坚持的文化立场提出了建议。正如作者所说：“当前国内学界无论在汉学家人物研究和作品研究上都应当注意要跳脱原来以‘译入’为主导的译者研究固有模式，倡行‘译’‘介’并举，……由此构建起贯通微观翻译策略分析、中观译学思想分析以及宏观文化操控和影响分析的高层次、系统性汉学家译者研究体系”（同上：562）。《归异平衡》一书不仅向用英语书写中国故事的汉学家们表达了敬意，更指出了中外译者合作的可能性，在诸如翻译合作方式、中外译者定位、翻译理念交流、翻译效果评估等问题上，都将有可能开启新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为当下的汉学家翻译研究树立了研究范例，也为今后的中国故事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