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江勇是十九大后浙江落马的“首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仕道君注意到,生于1967年的周江勇,是现任浙江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此前历任杭州市委书记都有很好的仕途前景。所以,周江勇的落马,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惋惜!
与其他地方落马官员往往染指工程、土地交易等贪腐不同,浙江由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还存在合作投资、干股分红、关联交易等新型贿赂形态,隐藏性更强,对干部腐蚀诱惑更大。
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但宁波人周江勇的仕途起于宁波,而且长期在宁波任职。
他早年毕业于宁波市余姚师范,当过中学教师,仕途起步于宁波鄞县团委。历任鄞县副县长,鄞州区副区长,象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舟山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7年2月转战温州任市委书记,同年6月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2018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直至如今落马。
宁波在周江勇仕途生涯中扮演着打基础、历练成长的关键,他在宁波积攒的人脉关系,是他的助力也是他的牵绊。
周江勇落马前两天,同为宁波人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之前的8月9日,马晓晖还以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
更早之前的2021年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晖曾于2000年12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褚孟形长期在宁海任职,历任宁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仕道君注意到,近期还有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徐光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灿焕等多位宁波官员被查。
有报道称,马晓晖与周江勇同为宁波人,二人均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结业。其间,马晓晖任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周江勇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
此外,周江勇与褚孟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周江勇、马晓晖、褚孟形三人都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精英”,尤其是周江勇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影响力颇大。他们深耕多年,枝蔓横斜,短时间内接连落马,势必要连带倒一批树木,散一堆猢狲。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跨单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串案窝案频发。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腐败官员往往“倒下一个牵出一串”,就像山体、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人员、领域、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集体腐败”这一概念。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茂名窝案、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即以茂名窝案为例,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所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在当下中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依靠“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既有核心成员,也有外围力量;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既有幕后指挥,也有一线先锋;既有主动加入者,也被动裹挟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让“腐败产业链”越延越长,让“腐败关系网”越来越大。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既然入了”圈子“,就要把”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圈子“中的成员出现危难时,别的成员就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
有消息称,在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留置后,其做律师的妻子四处运作,其中曾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而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她原本寄予厚望的保护伞。未料周马未有实质性援手,于是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在有关部门核查过程中,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了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腐败串案窝案的潜滋暗长,既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和腐败分子抗拒、反扑的力度,也带来了案件查处的便利,极易扩大反腐成果。腐败共同体、关系网中任何一人、一处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满盘皆输,就像一个水池中的一群螃蟹,抓到一只带出一串,捕获一只震慑一群。“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我非常焦虑……逃避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我的问题是逃避不了的,要把握机会,早点投案才能早点解脱!”……于是乎,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出现了一种“自首效应”。
近两年,在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纪官员通报中,“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已成为高频词。据悉,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
随着周江勇的落马受审,或许又一个腐败串案、窝案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8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江勇是十九大后浙江落马的“首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仕道君注意到,生于1967年的周江勇,是现任浙江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此前历任杭州市委书记都有很好的仕途前景。所以,周江勇的落马,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惋惜!
与其他地方落马官员往往染指工程、土地交易等贪腐不同,浙江由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还存在合作投资、干股分红、关联交易等新型贿赂形态,隐藏性更强,对干部腐蚀诱惑更大。
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但宁波人周江勇的仕途起于宁波,而且长期在宁波任职。
他早年毕业于宁波市余姚师范,当过中学教师,仕途起步于宁波鄞县团委。历任鄞县副县长,鄞州区副区长,象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舟山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7年2月转战温州任市委书记,同年6月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2018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直至如今落马。
宁波在周江勇仕途生涯中扮演着打基础、历练成长的关键,他在宁波积攒的人脉关系,是他的助力也是他的牵绊。
周江勇落马前两天,同为宁波人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之前的8月9日,马晓晖还以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
更早之前的2021年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晖曾于2000年12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褚孟形长期在宁海任职,历任宁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仕道君注意到,近期还有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徐光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灿焕等多位宁波官员被查。
有报道称,马晓晖与周江勇同为宁波人,二人均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结业。其间,马晓晖任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周江勇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
此外,周江勇与褚孟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周江勇、马晓晖、褚孟形三人都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精英”,尤其是周江勇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影响力颇大。他们深耕多年,枝蔓横斜,短时间内接连落马,势必要连带倒一批树木,散一堆猢狲。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跨单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串案窝案频发。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腐败官员往往“倒下一个牵出一串”,就像山体、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人员、领域、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集体腐败”这一概念。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茂名窝案、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即以茂名窝案为例,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所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在当下中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依靠“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既有核心成员,也有外围力量;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既有幕后指挥,也有一线先锋;既有主动加入者,也被动裹挟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让“腐败产业链”越延越长,让“腐败关系网”越来越大。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既然入了”圈子“,就要把”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圈子“中的成员出现危难时,别的成员就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
有消息称,在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留置后,其做律师的妻子四处运作,其中曾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而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她原本寄予厚望的保护伞。未料周马未有实质性援手,于是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在有关部门核查过程中,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了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腐败串案窝案的潜滋暗长,既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和腐败分子抗拒、反扑的力度,也带来了案件查处的便利,极易扩大反腐成果。腐败共同体、关系网中任何一人、一处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满盘皆输,就像一个水池中的一群螃蟹,抓到一只带出一串,捕获一只震慑一群。“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我非常焦虑……逃避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我的问题是逃避不了的,要把握机会,早点投案才能早点解脱!”……于是乎,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出现了一种“自首效应”。
近两年,在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纪官员通报中,“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已成为高频词。据悉,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
随着周江勇的落马受审,或许又一个腐败串案、窝案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8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江勇是十九大后浙江落马的“首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仕道君注意到,生于1967年的周江勇,是现任浙江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此前历任杭州市委书记都有很好的仕途前景。所以,周江勇的落马,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惋惜!
与其他地方落马官员往往染指工程、土地交易等贪腐不同,浙江由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还存在合作投资、干股分红、关联交易等新型贿赂形态,隐藏性更强,对干部腐蚀诱惑更大。
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但宁波人周江勇的仕途起于宁波,而且长期在宁波任职。
他早年毕业于宁波市余姚师范,当过中学教师,仕途起步于宁波鄞县团委。历任鄞县副县长,鄞州区副区长,象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舟山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7年2月转战温州任市委书记,同年6月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2018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直至如今落马。
宁波在周江勇仕途生涯中扮演着打基础、历练成长的关键,他在宁波积攒的人脉关系,是他的助力也是他的牵绊。
周江勇落马前两天,同为宁波人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之前的8月9日,马晓晖还以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
更早之前的2021年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晖曾于2000年12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褚孟形长期在宁海任职,历任宁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仕道君注意到,近期还有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徐光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灿焕等多位宁波官员被查。
有报道称,马晓晖与周江勇同为宁波人,二人均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结业。其间,马晓晖任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周江勇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
此外,周江勇与褚孟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周江勇、马晓晖、褚孟形三人都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精英”,尤其是周江勇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影响力颇大。他们深耕多年,枝蔓横斜,短时间内接连落马,势必要连带倒一批树木,散一堆猢狲。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跨单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串案窝案频发。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腐败官员往往“倒下一个牵出一串”,就像山体、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人员、领域、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集体腐败”这一概念。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茂名窝案、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即以茂名窝案为例,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所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在当下中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依靠“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既有核心成员,也有外围力量;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既有幕后指挥,也有一线先锋;既有主动加入者,也被动裹挟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让“腐败产业链”越延越长,让“腐败关系网”越来越大。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既然入了”圈子“,就要把”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圈子“中的成员出现危难时,别的成员就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
有消息称,在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留置后,其做律师的妻子四处运作,其中曾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而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她原本寄予厚望的保护伞。未料周马未有实质性援手,于是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在有关部门核查过程中,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了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腐败串案窝案的潜滋暗长,既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和腐败分子抗拒、反扑的力度,也带来了案件查处的便利,极易扩大反腐成果。腐败共同体、关系网中任何一人、一处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满盘皆输,就像一个水池中的一群螃蟹,抓到一只带出一串,捕获一只震慑一群。“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我非常焦虑……逃避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我的问题是逃避不了的,要把握机会,早点投案才能早点解脱!”……于是乎,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出现了一种“自首效应”。
近两年,在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纪官员通报中,“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已成为高频词。据悉,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
随着周江勇的落马受审,或许又一个腐败串案、窝案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