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历史学者  

这个《思痛录》就火了，大家的评价就是说，《思痛录》超过了巴金的《随想录》，超过没超过不说吧，反正起码跟巴金《随想录》可以相提并论。这个书现在出版20年了，仍然是名著。

丁东

王申酉是一个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他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前他提出的思想，就改革开放这套思想都提出来了。

但是1977年这可不是四人帮时期，1977年给他枪毙了，完了1979年给他平反了，其实王申酉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枪毙时候才31岁。

最后我把王申酉这些东西找一块，再想出书，本来一个出版社已经通过了，最后又反悔了，到现在也没出来。

但是的话人们还是知道，就是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但是你现在要想找到王申酉留下的这东西，那就很难了。

因为没有公开出版 ，但是你在网上一搜可以搜到他的故事，但是你要想找他文本，他留下的那些日记，他留下的那些供词，这个对于一般读者就很难找。本来我还想沿着这个系列多出几个，最后是越出越难。

但是有一个思想家当时没出成，后来出来，这个人叫孙越生。本来我想出一个孙越生文集，孙越生是王亚南的学生，王亚南就是他跟郭大力翻译《资本论》很出名。

但是实际上王亚南他很重要的，他是在1948年写了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他就研究官民关系。他是从古到今的研究，实际上他是主要研究蒋介石那个时代的官民对立。

孙越生是王亚南的学生，完了他基于中国文革的教训，他80年代写的一本书，叫做《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他这里有一个很基本的思想，他就认为主要的矛盾，过去说是什么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什么资本家和工人，它就是好像是一个贫富的矛盾，他说实际上主要是官民的矛盾。

但是这人类社会你没有官，你进入文明社会肯定得有官，你没有官你这是无政府的对吧？肯定要有一部分从事这种管理公共事务。

没有官不行，但是有了官他掌握这权力，他就要为自己谋利，他就要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那么的话，文明的社会是应该怎么能制约这个权力，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他这本书价值很高，但是当时到了实际上就是说1978年的时候，不1998年的时候，我拿着他的书稿，我和常大林、李辉，我们把这书全给编好了，在多少出版社碰钉子就是出不来。

但是一个好东西，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最后大概在二00几年，我都记不住二00几年，福建教育出版社还是把这本书给出来了。

出来之后人家中山大学袁伟时看了这书，这不是又一个顾准吗？这本书还是很有份量的，这本书现在网上都可以买到，叫做《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但是这就是我没办成的一件事儿。

我妹妹她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有一回她就找我，她说我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个系列，叫“百年人生丛书”，第一本是周一良的回忆录，叫《毕竟是书生》，出来之后反映很好。

她说你看你能不能再帮我找点这类稿子，我说我试试。这个时候其实我知道，韦君宜有一个回忆录，但是我也没看过，我只不过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一些片段，但是我知道这韦君宜这回忆录在杂文家牧惠的手里。

牧惠他本人是《求是》杂志的编审，他又是一个跟邵燕祥他们齐名的一个杂文家，他跟我关系也不错。我说我知道牧惠掌握着韦君宜的回忆录，现在韦君宜样已经半身不遂了，她自己弄不了这事了，但是她把这部书稿托付给牧惠了。

我妹妹给他们社领导一汇报，社领导挺有意思，说如果是牧惠的回忆录我们不敢出，因为牧惠是杂文家，觉得比较有刺儿，说要是韦君宜的回忆录，我们愿意出。

他觉得韦君宜这人过去写的小说，什么老干部别传什么，觉得比较温和，再有韦君宜本人不在是著名作家，还是著名出版家，她退下来以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把手，社长兼总编，觉着出她的书保险系数很大。

后来说愿意出，说是能不能找着牧惠要稿子。后来我说你们这样，你们要是想有诚意，你们带着合同去跟人家牧惠一手拿稿子，一手签合同。

结果他说行，拿着合同，我带我妹妹就去了牧惠家。牧惠正发愁这书出不了呢，因为韦君宜跟于光远是清华大学同学，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那个时代的同学，于光远跟牧惠说，你能不能让韦君宜活着看见这本书出版，牧惠觉得自己心里压力很大。

结果我带着我妹妹去那说是给出，而且当时当下就签合同。牧惠很高兴，说行，说是我现在就给你稿子，咱签一个合同，三个月见书。

后来呢，当时我妹妹就拿出合同就签，说是一千字45块钱稿费，后来我说是不是咱签成版税，百分之几，8%也行，9%也行，后来我妹妹说是要改成版税我还得回去再请示领导。

牧惠说别请示，我不在乎钱多钱少，咱就签，你只要能三个月见书，这条件我都接受。结果当下就签了合同。

我妹妹就把稿子拿去一看，这稿子太有分量了，马上她就嘀咕说是出得来出不来。结果她们出版社的总编辑老李，叫李志强那人挺不错的，那人说说我看这稿子可以。

个别太尖锐的地方，结果他好几个是一审二审三审，每一审都删点，每一审都删点，结果跟签的合同是三个月出书，结果两个半月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牧惠是个老干部，级别也比较高，本来他有资格坐《求是》杂志社车，平常根本不用公车，他说这回咱要个车，我带你去给韦君宜送书去。

带上我妹妹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把这个出的书给了韦君宜，韦君宜已经说不了话，但非常激动。

结果这书一出来，牧惠给他的朋友寄了不下一百本。结果这些个文化界的名人看了都很兴奋，都写评论，写了那么多评论，到处是那一阵各种杂志报纸都发表评论，评这个《思痛录》，而且他是这些都是主动写的，还都是名家。

这个《思痛录》就火了，大家的评价就是说，《思痛录》超过了巴金的《随想录》，超过没超过不说吧，反正起码跟巴金《随想录》可以相提并论。这个书现在出版20年了，仍然是名著。

就是说这个书两个月之内印了七次，这个时候韦君宜的女儿不干了，说是这45块钱就一下就了了，本来你要版税，那印一次给一次钱。

其实当时在这出版过程当中还有个小插曲，因为这《思痛录》里头有一段提到说是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后来当过教育部长。1957年的时候。韦君宜差点没打成右派。但是蒋南翔帮了她忙，给她保下来了。

韦君宜没打成右派，但是蒋南翔把钱伟长给打成右派了，韦君宜原来那话里有这么一段。结果蒋南翔是去世了，蒋南翔的夫人不干了，蒋南翔的夫人是谁？是吴宓的女儿。 

他们不是初婚，是等于晚年再婚，吴宓的女儿叫吴学昭，知道韦君宜的书里头讲了这蒋南翔把钱伟长给打成右派的事儿，因为钱伟长已经当了政协副主席了对不对，他就不愿意让这个书出来。

他就给韦君宜的女儿施加压力，说是你这书不能出。韦君宜的女儿是搞这个就是慈善，韦君宜女儿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她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正在美国出差，这蒋南翔女儿就把这长途电话都追到美国去了。

她为什么给她施加压力？因为当时韦君宜女婿正要提拔，正要升官，她想拿这个拿住她。最后韦君宜女儿跟这个牧惠说，说是咱们能不能缓一缓？

牧惠说绝对不能缓，我就要出，你这个等于你家老公升官不升官我不管，但是你妈妈这书我非出不可 ，好不容易逮着这机会对不对，过了这村儿没这店了，结果就给出来了。

这是一个有关《思痛录》的故事，它成为一二九运动这一代，还有到过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就是反思这一段的一部绕不开的比较深刻的一部书。

实际上它最核心的表达了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你像韦君宜，她在清华都是高材生，她说是我们这些人，当时我们在清华最高材的这些，我们都到延安了，有些不如我们的，最后去了美国都成了世界知名学者、知名科学家。 

我们这些人不顾一切我们到延安，但是到了延安一搞抢救运动，都让我们违心的去揭发别人是吧？这个她感到太受不了了，她把这些问题讲出来，应当说是一个很深刻的反思。

这个就算一个我和《思痛录》相关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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