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檀健次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2003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2010年他以MIC男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2020年转型演戏的他又一次以歌手身份站上了《追光吧哥哥》的舞台。三个十年似乎像是三个节点，看似在无形中刷新着他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三次选择中他都有些无意为之的意思，仅仅是当下一个动心起念就促成了行动。

在他的生活中，这样的“动心起念”不在少数。比如小时候看漫画喜欢上了《北斗神拳》里的健次郎，于是就改名叫了檀健次，再比如看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录像就开始梦想着以后要当歌手。不纠结，甚至不细想，便落到了实处。

有人说他在《追光吧哥哥》上出色的表现，代表了曾经初代男团的傲人实力。可是，一个真正活在昨天的人是无法在十年后再次展现出那样的舞台的，因为一旦疏于练习，那股聚起来的气轻易就会消散。只有不断往前走，一直享受这个往前走的过程，才有可能始终自信，卓越，带给人惊喜。

聚光灯外的他，多数时候带着一种慢悠悠的气定神闲。不太着急，聊起天的时候，他能够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回忆缓缓铺展在你眼前，让细节之处都清晰可感，再辅以彼时彼刻的所思所想，真诚恳切。

以下整理自檀健次口述：

我从小就是那种文艺积极分子类型的小孩，三岁我妈妈就把我放到了跳舞班学跳舞，其实一开始是让我学弹琴，但我坐不住，40分钟的课能上30分钟的厕所，又让我学画画，一样还是坐不住，我妈妈一想，那就必须要让我动起来。虽然我也很抗拒压腿，可是在舞蹈教室里可以蹦来跳去，就能忍住坚持一堂课，就这么学了跳舞。

四五岁的时候，邻居送了我一个Michael Jackson（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的录影带，看完之后我才真正开始觉得跳舞好帅，后来每回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在台上唱跳的哥哥姐姐，我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我长大以后会干这个。

我十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想把我送到北京学跳舞，但是那时候实在是太小了，学校不收。又隔了两年，就到北京上学了。那个时候觉得一个人去北京上学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打心底里不太敢接受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太远了，就好像把我送去火星了一样。

我老家北海是个很小的城市，去哪都是一个自行车就解决的事，可北京太大了，舞蹈学院附中原来在北京的最南边，后来第二年搬到了最西边，我在北京的最西边生活了大概三年多，毕业以后，我的大学是北京的最北边，然后我当练习生的时候是在北京的最东边，东南西北都住过。从十二岁开始到现在，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但是这种归属感一直到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才建立起来。

在那之前，我总觉得北京是很陌生的地方，现在对我来说北京是有归属感的。

上舞蹈学院的时候出门必须有监护人接，周六才能出去，上大学刚准备自由了，签到公司开始了封闭式训练，好像最需要玩的年纪，我一直在闭关。

中间就有过一段特别自由的时光，那时候我刚从舞蹈学院毕业，准备考大学。备考的时候我第一次自己给自己安排吃住行，我把我哥在胡同里的一个小房子霸占了，在新街口那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一出门就有一个湖，不考试的时候我就东溜达西溜达，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悠闲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是保送上的北体的舞蹈专业，上大学没多长时间就签了公司。签约的时候跟我们说，包吃包住，还请国际顶尖的老师来教，每个月还能拿到钱，就密集培训两个月，你一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咬咬牙两个月就过去了，结果发现不是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又过了两个月，又过了半年，又过了一年，就这样，我们一共训练了四年才正式出道。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市场都是一种摸索中的状态，只知道欧美有什么模式，韩国有什么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在中国一切都需要尝试，而我们就是当时的练习生。现在很多练习生他们是一边上学一边训练，我们那时候是直接扎进去练，关起来练，没日没夜地这么练，公司也不知道练完以后该怎么办。

录《追光》的时候，他们问我，你觉得现在这个模式跟你们以前有什么不同，我说最大的不同是镜子里面真的有镜头，真的有人在看。以前练习的时候，我只能幻想镜子里面有人在看我。那时候我们发一首歌，真的要走电台，跑遍大江南北，落地去宣传，到处跑通告让大家来听我们的歌。现在一档综艺一曝光，全中国都能看到，一个热搜就能让所有人关注到你的作品。这肯定是更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更容易被看见。

但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晚生个10年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市场变了置身其中的人心态也会随之改变，但我觉得努力的人，不管你在哪个时代，都是会有光彩的。

刚到公司培训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被张一白导演挑中演了电影《秘岸》。那还是胶片电影的时代，一个胶卷搬到现场装到机器里拍，你演砸了，那这个胶卷你就浪费了。

那年我十七岁，正在学hip-pop，浑身是跳舞的劲儿，爱穿那种特别宽松的衣服，带个滑板帽，刚从学校出来特别着急跟别人说话。但是那个角色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孤僻的性格，所以张一白导演就命令全组人不跟我讲话，孤立我。我那个时候就想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杀青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任何表演经验，只能借助外界的力量去让我塑造角色。张一白导演每天给我五块钱让我游重庆，那个时候的我刚毕业正愁没有机会到处散心，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天在重庆的街头跑，我到哪儿都必须腿儿着去，不停上坡下坡，看人们在街上交谈，做买卖。我每天都会去游泳，把自己晒得跟碳一样。为了不长痘，直到离开重庆那天才吃了第一顿火锅。

《秘岸》的那种表演方式其实构建出了我最初对表演的认知，但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表演。之后再回到这个行业，我发现我找不到当年那种放松下来的感觉了。一方面是当歌手那么长时间，有偶像包袱了，另一方面有些剧组其实是不认可我原来那种表演方式的，所以我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是我自己的方法问题，还是我的状态问题。总之，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认可，一直被否定。

直到《军师联盟》司马昭这个角色，我接触到了另一种表演模式。慢慢去领悟，才明白表演和表演之间的细微区别，有了一定的提升。

我总说，我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的工作是娱乐大众。娱乐大众的方式有很多种，带给观众欢笑、启迪或者思考，都包含在里面。同时也并不是真的对自我就没有任何要求，演的角色也好上的节目也好，还是要能够提升自己的。如果这件事情是浪费时间的，即便它再娱乐大众，我可能也不太想做。

我想趁着自己现在还不老，还有镜头在，多给自己充充电。在这个过程中去娱乐大众，让观众开心也好，思考也好，难过也好，我觉得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有共情，这一趟就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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