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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土耳其人收到了中国朋友的两万块钱,“我经历过汶川地震,能理解你” | 深度聚焦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2023-02-25
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 黄思韵 高冀蒙 何欣欣 李迎
编辑/刘汨
中国企业调集的挖掘机正在现场救援
在震中的废墟上,因为缺少电力,救援人员有时候不得不靠锤子、锥子、铲子,才能刨出一个缺口。在经历过最艰难的几天后,当地的中国企业又调集来了20台挖掘机增援。
土耳其商人哈里从广东买了1000顶帐篷寄回了国内,一位中国朋友还给他转来了两万块钱。朋友告诉他,自己经历过汶川地震,能够理解哈里的心情。
原本经营着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的郭国英,阴差阳错成了翻译团队的负责人。在他们几个昼夜的忙碌之后,当又一批中国救援队即将抵达时,16名翻译志愿者已经等在了机场。
截至目前,发生在2月6日的两次7.8级强震,已经造成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超过两万人遇难。而在余震和寒潮中,保暖装备以及药品的短缺同样致命。
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但没有人想放弃,一批批国际救援队伍仍在赶往震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物资也在发往那里。
数位采访对象向我们讲述了灾后人们的惊恐、无助和需求,也讲述了一场生死营救是如何从震中的废墟之上,延伸到万里之外。

震中城市已经一片废墟

断水断电,只能靠人力救援

“滴嘟滴嘟”的救护车鸣笛声一直在黄运兵耳边响起,几乎没有中断。他数了数,一分钟之内,至少有十辆救护车经过。地震造成的房屋坍塌、道路损坏,使交通变得拥堵不堪,救护车也挤在了一起。
这里是位于震中区域的哈塔伊省,也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三个省份之一。地震发生当天,黄运兵所在的中联重科土耳其分公司,派出了包括他在内的两名现场服务工程师、一名客户经理,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一同上路的还有五台挖掘机,操作手则在当地临时招募。
救援需要和现场的专业救援力量配合。先通过呼喊确定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然后清理出可以供救援人员钻入的洞口,救出被困人员后要及时保暖,再由救护车载去医院。救援小队连续30多个小时无法休息,累了就住在附近的两台车上,每台车挤了4个人。
黄运兵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从未见过如此破败的土耳其。刚到现场时,他手足无措,“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救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楼房都是倒塌、破碎、开裂的状态”。他并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到现场参与救援,“等事情结束了再跟他们联系”。
救援人员人手短缺,发电机也缺,手持的破拆工具经常无法工作。在8日凌晨3点的一次救援中,由于没有发电机,救援队只能靠人力用锤子、锥子、铲子刨出缺口,历经3个多小时,才救出一个被压在床垫和石板下的小女孩。
远在北京,土耳其人哈里预料到了这些困难。“土耳其有81个省,其中9个省都受到了地震破坏,国内(土耳其)肯定很缺少救援的人。“哈里2011年来到北京,从事保健品外贸工作。他的家在土耳其最西边,靠近爱琴海,没有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
得知土耳其地震时,他正准备出门上班。“原本新的一周要开始了,但看到信息后,(好情绪)完全破掉了、灭掉了。什么都不想做。”
哈里的一个朋友居住在震中的加济安泰普省,震后两天才给他报了平安。朋友说自己几乎放弃了,巨大的声响中,家电、物品全部摔在了地上,碎了。他缩在床上,不敢动弹,想着“我什么时候会死”。幸运的是,他所居住的楼没有发生坍塌,但是等他下了楼,才发现家周围的房屋几乎全部坍塌了。
另一位在中国的土耳其人Ezra,也是在几天后才和朋友取得了联系。朋友生活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地震发生时,是家里的狗唤醒了一家人,他们第一时间跑到了楼下,没有受伤。她居住的楼房有12层,建于25年前。那已经算是附近质量比较好的楼房了,楼层比较高,震后只是发生了倾斜。在同一街区内,其他建筑大多只有五六层,几乎都成了废墟。
几天来,Ezra一直牵挂着朋友和其他受灾的人。对从小生活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她来说,地震并不陌生,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每年她都要参加地震演习。2012年,她在土耳其孔亚经历过一次六级地震,她的两个校友在那场地震中丧生。当这一次灾难再度降临,她不断带着哭腔重复着“很糟糕,很糟糕”。
断水断电给救援带来极大困难
“身边连片挡风的纸都没有”

因为疫情的原因,在中国工作的杰姆,已经有一年多没回过土耳其哈塔伊省的家乡了。
2月6日凌晨,杰姆的父亲被剧烈的晃动惊醒,拿上车钥匙和手机,穿着内裤就冲下了楼,和三名邻居躲在车里。他给杰姆发来一条短信:“我很好,打算去朋友家的房子”。
杰姆收到这条信息时,已经是中国时间6日的下午1点钟。在此之前,身在广州的他已经给家乡的亲人朋友打过一轮电话,没有一个接通。
终于有朋友到达父母居住的街道,给杰姆发来了他家的照片。杰姆的家没有倒塌,但外墙受损严重,绽开了好几处裂缝,满地都是掉落的砖头和混凝土。
杰姆说,他家住的这条街位于市中心,以近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命名,“我父母从1998年就住在这里,现在整条街很多建筑都倒塌了,不确定有多少邻居朋友死伤。”
在邻居给杰姆发来的一段十几秒的视频里,天气阴霾,救护车声此起彼伏,最后镜头对准一栋倒塌的五层楼房,邻居迟疑地说:“这好像是我妈妈的房子......”
震后三天里,杰姆给他60个亲戚发了短信,只有不到一半人回复。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6位亲戚被送去了医院,4位亲戚去世,亲近的阿姨被压在了废墟下面。她的女儿从其他城市赶到现场,等待救援人员将母亲遗体抬出来,和杰姆通话时止不住痛哭。
7日下午,杰姆再次和父亲通话,他已经去了临近城市的朋友家,但天气寒冷,大家都很缺衣服,“身边连个挡风的纸张都没有。”父亲有高血压,他说自己很不舒服,停药两天后,感到胃烧、心脏痛,还因为甲状腺问题情绪暴躁。
“如果再不吃药,有可能心脏病发”,父亲打算回到原住处拿药,杰姆劝他不要回去,“毕竟很危险”。隔天,杰姆再联系他,手机又关机了。
很多在海外的土耳其人都经历了这样的煎熬,艰难地和在震中的亲友取得联系,想帮帮困境中的他们,却无从下手。
深圳大学留学生 Esma在震后和家人视频时,发现故乡马拉蒂亚像一座“鬼城”,房子没办法住了,很多受伤的人躺在路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每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都只能顾着自己。”
2016年,Esma的爸爸去世,留下一家餐厅成了全家人的经济来源。近几年土耳其的经济不好,里拉贬值,通货膨胀率也高,但Esma人在中国,家里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打扰她。“每次询问家里的情况,他们都说很好。”
这次地震,餐厅所在的楼房也受到了破坏,但家里人还不敢去查看,Esma的妈妈、姐姐和腿部有残疾的哥哥,前往了其他城市避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Esma说,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劣,“如果餐厅没了,我们全家没办法继续生活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从中国采购准备发往土耳其的发电机
来自中国朋友的两万元捐款

土耳其艰难的冬天,对伤者和匆忙逃离的人是致命的。对于这次发生地震的北部地区,一位土耳其留学生形容,那里的气候“就像哈尔滨一样”,寒冷和降雪都在加剧灾情。他听一位在震中的朋友说,附近百十来栋房子只剩5、6间没有倒塌,许多人只能躲在车里。
地震后,杰姆所在的在华土耳其人社群筹备物资运回国,杰姆也捐了款。他们在石家庄采购了1000件棉大衣,在江苏丹阳买了2万件应急保温毯,还从不同的省份采购了手套、暖宝宝等御寒物品,然后空运回土耳其。
通过一个广东的朋友,哈里也采购了1000顶帐篷,他认识的很多在华土耳其商人,都在四处联络关系、采购物资运回土耳其。他在深圳的十几个土耳其朋友,共同采购了五万件手套、围巾和被子等御寒用品,还有人一次采购了一千台发电机。
哈里也收到了一些中国合作伙伴的捐款,有人给他转了两万块钱,告诉他,自己经历过汶川地震,能够理解哈里的心情。
采购的物资从付费到装箱,每一步哈里都仔细拍下照片和小视频。他希望把物资送到灾区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也都能够被那些给他捐款的中国朋友看到。“要让为我们付出的人看到,放心,钱没有白花。”
Emir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上学,他很理解那些身在海外的土耳其人的牵挂和焦虑。即使远隔万里,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断不掉的,Emir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从事国际贸易工作,但他的朋友、恋人都还在中国。“救灾不一定要赶赴灾区,大家都在自己的城市里,用自己的方式行动。”
地震过后,土耳其大大小小城市的中心广场,都出现了物资捐赠活动,很多店主还整理出纸箱子摆在街上,供想要向灾区发送物资的人使用。收集、搬运等工作都由市民自己完成,Emir49岁的母亲也参与到其中。
一些土耳其留学生跟随救援队成为志愿者
寻找土耳其语翻译

“在华土耳其学生会”原本是一个举办讲座和交流活动的联谊组织,地震发生后,这里成了一个连接中国和震区、调配物资人力的“中枢”。
自2月7日以来,土耳其学生会的成员,是在不断的电话与会议中度过的。打电话联系使馆、领事馆、救援队询问是否需要服务,线上会议协调救援资源,转发宣传物筹集捐赠活动,还要帮忙协调航空公司与物资仓库……
许多土耳其留学生回国后,还会与学生会保持长久联系。在华土耳其学生会又集结了约20名会讲土耳其语、中文的人,与中国救援队共同赶往灾区。
当土耳其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国际救援队,翻译成了急需的人才。震后第二天,一个北京蓝天救援队的朋友找到了郭国英,想寻找身在土耳其能够讲中、英文的朋友。
郭国英是贵州安顺人,曾在菲律宾、南非留学生活,眼下经营着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兼做外国人在华务工的代理。因为工作关系,郭国英认识不少在中国工作的土耳其人,她先后联系了20个朋友,帮忙寻找语言志愿者。
一开始,沟通需求的微信群只有三个人,郭国英、救援队员、土耳其朋友丽莎。在蓝天救援队之后,向他们寻求帮助的志愿组织越来越多,一些即将赶往震中的救援队不仅需要翻译援助,还需要了解当地信息。大家开始把更多能参与服务的朋友拉到群组里,如今,翻译人员已经扩充到90多人。一个在土耳其工作的中国女孩找过来,主动承担起了海外人员的调配协调,趁着两地5小时时差换班工作,确保24小时有人轮岗。
郭国英阴差阳错成了这个志愿团体的负责人,她开始以为只要找到翻译就好,后来发现协调才是更大的难题。志愿者“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去哪里、接下来怎么做,但是第二天,蓝天救援队就要抵达土耳其了。郭国英忙着统计翻译志愿者信息,了解大家所会语言、所在城市、可随队救援的时间,“打了一天的电话”。
郭国英最担心的是安全,她建议所有志愿者购买人身保险,甚至产生亲自去土耳其的想法。参与援助翻译的志愿者还需要自己负担航班费用。尽管前方天气寒冷、缺乏物资,但郭国英表示,团队目前缺乏资金支持,没法采购更多东西,只能号召志愿者带上多余的睡袋、帐篷、头灯、电池。
眼下看,这个志愿团队还要存续更长的时间,她们在8日晚上才仓促起了一个名字——“中国爱援翻译”,“接下来如果救援团队需要的话,我可能还会找其他国家的人来加入到这个队伍,毕竟救援队员之间还有其他语言的翻译。”郭国英说。
2月9日,郭国英协调救援工作到凌晨4点才睡下。上午9点到了她接班时起床才发现,前一天早餐的牛奶还没喝完,只能倒掉了。
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当又一批中国救援队即将抵达时,16名翻译志愿者已经等在了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带上了头灯、睡袋、保暖设备等物资,举着的接机牌上写着“土耳其挺住,中国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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